《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與評算》



第四節 刑事附帶精神損害賠償及數額評定的標準問題

通說認為，附帶刑事精神損害賠償由于中國刑事法律明確否定而被排除。直至當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提起附帶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基本上可以說，幾乎得不到法律和法院的支持。而在行政訴訟中的附帶精神損害賠償領域，則由于《行政訴訟法》規定不明確，往往被忽視，法院很少支持受害人所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刑事和行政法律在90年代進行了許多重大修改，惟有刑事附帶之訴和行政附帶之訴安然不動，確實令人不解。這兩部分附帶精神賠償之訴之所以出現與民事法律嚴重不協調甚至極端矛盾的現象，原因主要是立法問題，各部門的立法各自為政，互不協調，互不統一；其次是認識問題，在對國家、社會各種制度的基本認識前提的指導下，出于對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和行政法律制度固守嚴格區別的理解；產生了“國家至上”、“行政至上”的認識誤區，漠視保護“人民至上”的觀念。若是樹立“國家至上”、“行政至上”和“人民至上”三架馬車并駕齊驅的觀念，則應實行附帶精神賠償制度。不能不看到，在當今世界范圍內，各國普遍重視人權的保護，法律更要注視保護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更要重視保護人民的精神利益， 因此以維護精神利益為手段的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理應提到刑事和行政的附帶之訴之中來。否則，我國法律對附帶精神損害之訴中被害人的精神利益保護依然會蒼白無力，不但給某些國家攻擊我國人權狀況提供了口實，而且不利于充分調動廣大人民工作、勞動、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不利于對公民合法權益實現公平、公正、統一的維護，社會主義的聲譽和優越性可能因此從某一角度上遭到貶損，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威望由此受到不應有的抨擊和降低。
由于現存附帶民事、行政之訴存在許多明顯的弊端，從20世紀80年起至新世紀到來之際，幾十年來，法學界、司法界和律師界有許多有識人士不斷地、陸續地呼吁對刑事和行政訴訟中被害人的精神損害實行法律保護，其呼聲越來越高，理性認識不斷深化。在此，有必要從理論上繼續加深闡述建立附帶精神損害
賠償制度的重要性、迫切性和可行性。①
其一，建立該項制度，擴大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范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自從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的物質文明的發展和精神文明的進步，權利主體的人格尊嚴、個人自由、人身權利等基本人權越來越受到各國法律的保護，成為共識的憲法性權利。不但在民事領域，而且在刑事和行政領域，“非財產性損失作為損害賠償的范圍已成為世界性潮流波及全球，以至于精神損害賠償已不單單是政治家們在立法會議桌旁商討的題目，而是法官們在審判庭上頗為傷腦筋的實際問題了”。②
其二，將精神損害賠償請求范圍擴大到刑事、行政領域，是落實我國(憲法)關于保護人權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需要。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等權利的保護，是我國《憲法》對人權保護的應有之義。在侵犯人身權、人格權和其他精神權利的刑事、行政行為中，這些行為給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損害，僅僅通過刑事懲罰和行政處罰是難以消除和彌補的。對公民人權的保護，不僅僅體現在刑事、行政處罰上，更重要的是對被害人遭受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予以補救，這樣，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精神，方能更好地體現社會公平正義。
其三，確立附帶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是轉變“公法優位”法律觀和糾正“以刑抵賠”誤區的認識的需要，也是全面發揮各部門法統一作用的必然。法院處理刑事、行政訴訟案件，囿于法律的漏洞和局限，往往強調對行為人的懲罰是出于維護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保護，而輕視或忽視了對被害人權益的保護和恢復。在處理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上，強調國家為中心，國家利益凌駕于社會之上、人民之上。這種法律觀與世界范圍內“利益之侵害的被害人之保護高于一切”的思想顯然不盡相符。①尤其嚴重的劇現有刑法理論和司法理論認為“以刑抵賠”是合理的，在實際中，被害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都得不到完滿的解決，更何況精神損害賠償!這種公法高于私法的“公法優位”和“以刑抵賠”的立法思想和傳統理論，是十分不妥的，應當予以破除。正確的認識觀點是，在刑事、行政訴訟中，不僅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符政責任，更應追究其民事責任；行為人不僅要賠償被害人的物質損失，而且還要賠償其精神損害，這樣才能實現公法與私法的并重，才能更充分地發揮各部門的調整作用，使法律更好地適應社會物質生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②
其四，將精神損害賠償引入刑事、行政領域，是消除不同法律部門之間存在的邏輯矛盾和司法不一的弊端，有利于立法規范化、科學化和協調化，真正實現法制意義上的協調和統一。眾所周知的現實告訴我們，在民事領域，公民的人身權、人格權和其他合法權益受到侵害造成嚴重后果的，皆可獲得精神損害賠償；而在行政領域尤其是刑事領域，公民在遭受強奸、故意傷害(如毀容)、侮辱誹謗等犯罪行為的案件中，行為人主觀惡性更大 (大多是故意)、手段卑鄙、情節惡劣、影響極壞、損害后果嚴重，給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造成更深刻、更深重、更持久的精神損害，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講，更應該予以受害方精神損害賠償。否則，民事有賠，而刑事、行政不賠，勢必存在著不同法律部門之間的邏輯矛盾和司法不一的弊病。只有統一實行精神損害賠償制度，才有利于立法和司法的協調和統一，也有利于法制意義上的協調和統一。對此，國外已有立法先例可供我們借鑒。比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85條、《法國刑法典》第3條等規定的立法例，把刑事精神損害賠償作為實體法的一個原則，將賠償問題在附帶民事訴訟程序中予以解決。
其五，把精神損害賠償納入附帶刑事訴訟領域之中，符合立法和司法確立附帶之訴的宗旨：(1)被告人因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傷害，在刑法上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在民事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兩種責任性質各異，卻源于同一犯罪行為；(2)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一并解決其因犯罪行為造成的精神損害，有利于打擊犯罪，保護國家、集體和公民個體的財產利益和精神利益。在刑事賠償訴訟中，被告人對待賠償訴訟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對其定罪量刑，因此，被告人以積極的姿態賠償精神損失，被害人也容易彌合心靈創傷。(3)在刑事訴訟中一并解決精神損害賠償，既能減少辦案時間，節省司法資源，又可減輕當事人的訴累和節約訴訟成本。(4)《刑事訴訟法》將兩訴合一，有利于準確認定案件事實，正確地處理案件，避免因不同審判組織分別進行審理可能出現的不同結論和偏差。
盡管理論界對確立附帶精神損害賠償問題的呼聲如此之高，最終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2月19日頒行的《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仍然否定了附帶民事訴訟的精神損害賠償。這個刑事司法解釋與現行《精神賠償解釋》(以下簡稱 (解釋))產生沖突。對此，參與起草該民事司法解釋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學博士陳現杰發表了自己的見解：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是一個存在較大爭議的問題。2000年12月19日法釋[2000]4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2款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依據《解釋》的規定，侵害他人人身權益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同時，《解釋》第6條規定：“當事人在侵權訴訟中沒有提出賠償精神損害的訴訟請求，訴訟終結后又基于同一侵權事實另行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樣，受害人既不能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終結以后，也不能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賠償精神損害，這對受害當事人明顯不公平。有鑒于此，《解釋》第12條規定：“在本解釋公布施行之前已經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有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準。”其理由在于：第一，法釋[2000] 47號的規定是依據刑法第36條和刑訴法第77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該條規定屬于授權性規范，其著重點在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程序設置，而非將精神損害賠償的訴訟請求排除在該程序設置之外。第二，在因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人民法院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7條第(8)項的規定判決賠償受害人親屬的死亡補償費，其性質屬于精神損害撫慰金，法釋[2000]47號的規定與審判實踐不符，也與《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相悖。第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程序設置，是為了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但其附帶民事訴訟所審理的案件，本質上仍是民事案件，與獨立的民事訴訟程序審理的同類民事案件應遵循共同的實體法律規范，否則，因為追求效率的程序設計犧牲實體公正，與人民法院努力實現公正、效率的司法價值目標不符。①我個人完全同意陳博士的意見，《解釋》應作為今后被害人提出附帶精神損害賠償之訴的法律依據，期望刑事法官能統一司法認識，以利于審判實務。
由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解釋的局限性，導致實踐上處理附帶精神損害賠償問題出現“取刑舍民”和“舍刑取民”兩種負面作用，受害人若要訴請精神損害賠償，只得在刑事案件終結后向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這種違反附帶訴訟立法宗旨和司法慣例的做法，令人遺憾。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兩個頗有影響的案件：一是載入1990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的“唐敏誹謗案”(例55)，該案因被告人唐敏在南京《青春》文學月刊第2期刊登中篇紀實小說《太姥山妖氛》，侵犯朱秀琴、朱良發、沈珍珠等名譽權，其行為構成誹謗罪，唐敏被廈門中級法院于1990年 3月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2千元。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被害人要求被告唐敏和《青春》雜志社賠償精神損害，廈門的受訴法院認為于法無據，不予受理，告知當事人另行起訴。原告朱秀琴等人于1990年4月28日向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另行起訴民事賠償，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案經 1993年4月15日開庭審理、宣判，受訴法院認定被告《青春》編輯部侵犯原告方名譽權，判決一次性賠償原告經濟、精神損失 3875．72元。
另一個案例是(例56)，2001年4月《人民法院報》和《檢察日報》皆有公開披露的我國首例侵犯貞操權索賠案：案發于 1998年8月15日下午4點左右，被告劉春生(持澳大利亞護照)與原告張某在深圳某英語俱樂部相識。被告提出請原告吃晚飯。下午5時30分，劉把張帶到深圳市羅湖區深港花園其住處。兩人在該房客廳內吃晚飯，后劉以到他的臥室內看他在澳大利亞的照片為由，將張騙進臥室。其后劉先后在其臥室的床上和床下、客廳以及衛生間里多次使用暴力手段對張實施了奸淫，并將張禁錮在其住處長達4小時。至次日凌晨零時30分，張趁劉在衛生間之機用客廳的電話撥打110報警，公安人員接到報警后立即趕到深港花園將張解救。
1999年9月7日，原告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稱被告的強奸行為給其身體和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和損害，請求法院依據國際慣例和《民法通則》判令被告賠償其精神損失費10萬美元。后因原告的起訴理由不符合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應依一般民事訴訟程序另行起訴。原告遂于2000年11月10日向羅湖區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法院對此宗精神損害賠償糾紛案的審理，圍繞雙方當事人關于“被告的犯罪行為已經被追究刑事責任是否還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原告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是否應予支持”、“本案原告提出的賠償數額是否適當”等3個爭議焦點展開。被告的犯罪行為經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予以確認，被告已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法院認為，被告犯有強奸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被告的犯罪行為實質是一種嚴重的侵權行為，其侵害的直接對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權和貞操權，直接后果是給原告造成終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喪失，并由此導致原告社會評價的降價。對原告上述方面的損失，被告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節極其惡劣、持續時間長、原告又系處女，受損害的結果嚴重，法院依據《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于2001年4月22日判決被告劉春生賠償原告張某精神損害賠償金人民幣8萬元，案件受理費及財產保全費由被告負擔。①
此案判決后，引起了境內外人士的關注。一些法律界人士表示，此案的判決在借鑒國際慣例的同時，正確理解、應用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具有創新精神，全面考慮并保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對刑事犯罪分子或其他侵權者以應有的處罰，在因強奸等行為引起的侵害婦女生命健康權和貞操權案件的審理中開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先例。我認為法院對此案判決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符合《精神賠償解釋》的精神，值得大力倡導。但附帶精神損害賠償問題長期以來未能解決，建議我國立法機關對此問題進行立法協調或作出立法解釋，切實解決之。
至于附帶精神賠償數額，完全可參照民事侵權精神賠償的做法，結合《精神賠償解釋》規定進行評定。


① 筆者曾在90年代發表論文和專著探討確立附帶精神損害賠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參見拙文：《附帶精神損害賠償訴訟可行性探究》，載《法學研究》1992年第4期；又參見拙著：《精神損害賠償實務》，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陳衛東、張弢：《刑事特別程序的實踐與探討》，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頁。
① 參見蔡墩銘：《刑法基本理論研究》，臺灣漢林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頁。
② 參見婁玉華：《論刑事被害人精神損害的法律保護》，載《當代法學》2001年第5期，第75頁以下。
① 陳現杰：《人格權司法保護的重大進步和發展》，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3月28日。
① 參見孔獻之：《深圳判決首例侵犯貞操權索賠償》，載L《人民法院報》2001年4月23日。又參見林世鈺： 《貞操受損，要不要賠?》，載《檢察日報》2001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