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釘子戶”案的來龍去脈
2007年3月初，一篇名為“史上最牛的釘子戶”帖子，在網上廣為流傳。3月中旬，10余家新聞媒體相繼跟進，到重慶采訪。適逢全國人大會議審議并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期間，重慶“釘子戶”拆遷案與物權法的立法被媒體與社會各界緊密聯系起來，其進程與結果受社會廣泛而又熱烈的關注。此案基本過程如下： 2004年，重慶南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與重慶智潤置業有限公司共同對九龍坡區鶴興路片區進行開發，拆迂工作從2004年9月開始，該片區280戶均已搬迂，僅剩一戶未搬迂。這幢戶主為楊武、吳蘋夫妻的兩層小樓一直佇立在工地上。2004年10月，吳蘋夫婦的房屋被斷水2005年2月房屋被斷電，施工隊進場后，房屋與外界的道路也被阻斷。 2005年2月，開發商向九龍坡區房管局提出拆遷行政裁決，要求裁決被拆遷人限期搬遷。 2007年1月11日，九龍坡區房管局下達了拆遷行政裁決書，并于2月1日向九龍坡區人民法院提起了《先予強制拆遷申請書》，法院受理了此案。 3月19日，九龍坡區法院組織九龍坡區房地產管理局、吳蘋、重慶南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進行了聽證，并當庭裁定限吳蘋夫婦在3月22日前自動搬遷。 3月21日，法院多次組織拆遷三方進行協商，重慶智潤置業有限公司、重慶南隆開發有限公司的代表和吳蘋參加了協商。 3月23日，案件進入執行程序。 3月25日，吳蘋向九龍坡區法院提出要求院長接待，當日法院院長和執行法官接待了吳蘋，表示愿意協商。 3月26日，九龍坡區法院組織拆遷雙方進行了協商，由于拆遷雙方存在較大分歧，協商未果。法院于當日發出執行通知，責令吳蘋夫婦在3月29日前自動搬遷。 3月27日，法院再次組織拆遷雙方進行協商，雙方分歧仍然較大，并表示拒絕繼續接觸。吳蘋要求面見九龍坡區委書記鄭洪。 3月28日，吳蘋與九龍坡區委書記鄭洪面談，吳蘋的態度有了較大的轉變。 3月30日，九龍坡區法院發布公告，責令在2007年4月lO日前自動搬遷，并將九龍坡區鶴興路區17號房屋交重慶南隆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拆遷，否則法院將依法實施強制拆除。 4月2日，重慶智潤置業有限公司和吳蘋夫婦達成協議。吳蘋夫婦接受異地商品房安置，自愿搬遷，并獲得90萬元營業損失補償。 4月2日下午，戶主楊武自愿離開房屋，當日19時拆除施工開始，至22時36分，房屋被順利拆除。
二、“釘子戶”案何以如此引人注目--媒體的發達與煽情
首先是網絡，隨后是報紙、電視臺等媒體，將釘子戶案的報道推向極致。不能不令人驚嘆當今信息傳播方式與速度的發達。 3月9日，吳蘋接到在北京讀大學的兒子電話，她才知道自己和家里的房子在網上一夜暴名。到現在，成了著名“釘子戶”，吳蘋沒想到。吳蘋不上網，她不知道是誰在網上發的帖，帖子上說的她“要價2000萬元”的話讓她不安。“我沒有要這么高的價格啊!”她說。 《東方今報》3月10將未拆的小樓圖片配文：“猶如大海中的一葉孤舟，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新民網3月23日用大幅帶有“沖擊力”的圖片--無論是男主人公揮舞五星紅旗的“英姿”，還是女主人公昂首倔強的神態，都極其具有震撼力，并配上溢美、煽情的語言：“面對最后通牒，男主人奮勇攀登插旗守孤島”；2007年03月22日《天府早報》亦以圖配文：“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突然出現在破敗的樓頂，楊武，這個被網友稱為重慶‘最牛釘子戶’的戶主，昨天下午爬上孤島般的自家二層樓房，先是舞動國旗，然后把一面寫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橫幅掛在屋頂，向外界展示‘保衛自己的財產’的決心。”南方新聞網3月24日《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兩年“戰斗”》一文中： “時間指向3月23日零時，強拆的時效開始啟動，可是法院的人依然沒有出現。夜色吞沒了這座孤島和守衛在里面的楊武，而它周圍的海洋不再局限于那個深坑，開始延伸，延伸至整個城市，延伸至整個國家。” 除了地方媒體煽情的報道外，即便是中央電視臺《中國法治報道》欄目3月19日播出的相關節目也用了《歷史上最牛的釘子戶》這樣吸引觀眾眼球和激發想像力的標題。 正如3月29日中國青年報《“釘子戶”報道中過度亢奮的傳媒》一文所指出：許多媒體幾乎毫不克制地調動了一切能夠調動的新聞元素，投入了所有能夠投入的熱情來“展示”自己巨大的議程設置能力，更有評論者亢奮地宣稱“大片時代來臨”。 媒體和公眾對此案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正如重慶市市長王鴻舉所說，“‘釘子戶’事件在網上炒得很厲害，點擊量達1000多萬人次。”即便是本文寫作中的7月14日，輸入“最牛‘釘子戶”’在百度搜索就有200萬網頁，在GOOGLE也有12．6萬個網頁。 同樣令人驚嘆的是，九龍坡區有關部門對待媒體的態度。從3月25日至4月1日，九龍坡區幾乎每天都向新聞媒體通報情況。同時，區房管局、區法院等部門負責人，也積極接受記者采訪，陳述事實，闡明官方觀點、立場。在類似的事件中，媒體與官方對話的渠道往往不暢。但是，在此次關于“釘子戶”事件報道中，幾乎沒有看到“封鎖消息”、“無可奉告”、“拒絕采訪”等字眼。事情的最終解決，令人不得不思索：究竟是迫于媒體的壓力還是地方政府、領導的處理問題能力確實很高，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釘子戶”一案最終以和解而告終，一個值得思索的問題是，這其中到底是什么因素起了決定作用：物權法?法院?媒體(包括網絡)?領導?房主的抗爭?當然，各種因素都有。比較全面的表述或許可以這樣：房主的抗爭是前提，但網絡的迅速傳播引起媒體關注，由于物權法審議通過期間，媒體的職業敏感使得妙作更熱火朝天，在媒體介入之下，進入法律程序的一件行政非訴訟強制執行案，在裁定書已生效后，執行期限卻一變再變，法院、地方政府及有關領導進行了大量的工作，最終圓滿解決。
毫無疑問，重慶拆遷戶與開發商甚至與政府的糾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通過之際很有代表性和新聞價值，但是有關“釘子戶”的拆遷糾紛和利益訴求，卻有被媒體擴大化的嫌疑。但是，這種關注之下生發的一些現象卻是更值得思考。正如《“釘子戶”報道中過度亢奮的傳媒》一文所提出：輿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幾乎是“一邊倒”的情緒?公眾又為什么對法院“強制拆遷”的裁決和重慶市市長“絕不遷就漫天要價”的呼吁不以為然?該文給出的答案是：很大程度上是媒體利用了自身設置議程、制造輿論的功能和受眾同情“弱者”的心理。 筆者認為，除了這些原因外，這其中反映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現象與問題：一方面是司法不信任問題嚴重。房主不愿起訴而是以抗爭方式維護自身權益，因為根據媒體報道，“釘子戶”的女主角吳蘋說：“在中國打官司是最蠢的。官司打不起，三個月的官司，最少一年。”而相關媒體也加入了同情與支持的行列，集體懷疑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讓人確實感受到了司法不能承受之重。法院強制執行期限的一變再變，法院與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說服工作，使我們體會到法院司法的無奈：寧可不依程序法規定采取強制措施，也不激化矛盾。 另外，還有兩樣東西被媒體用作道具充分利用，對煽動公眾情緒直到了火上澆油、推波助瀾的重要作用。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物權法在整個事件中被賦予了太多意義，但其實不過是被利用的道具。因為，物權法至今未生效，并適用于本案；即使生效了，根據現有立法條文也不能解決本案的問題，因為對于房屋該不該拆的重要標準--“公共利益”，并沒有明確界定(也難以用文字明確界定)。對于拆后的補償標準也只是規定“應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這個“法”至今也沒有新變化)。除了物權法是個道具--可以稱之為國產道具，還有一個外國道具，那就是被許多媒體(特別包括網絡)津津樂道的德國“磨房主案”。以下用一章作專門的探討。
三、“釘子戶”何以不會成為磨坊主--德國磨坊主案真偽
“如果我是法官，我一定要從現有法律體系中找到足以讓這顆‘釘子’永遠地保留下來的理由，因為它將是一座最為鮮活的紀念碑。如果我是拿下這個地塊的開發商，我也一定要堅持新建筑的設計與施工要因這顆‘釘子’而更改，因為這顆釘子，是中國經濟社會變遷中，像上天恩賜一樣給予這個商人的成功機遇。如果認識到這顆釘子的價值，即使天底下最笨的開發商，即使是為了營銷而炒做，也會將這個新樓盤炒得天下聞名。” “如果本著理想主義的態度，筆者倒是希望這座孤樓保留下來，建立個私人博物館什么的，像德皇波茨坦行宮旁邊的那座磨坊一樣，成為我們民主法制進程的一個見證。從新聞中看，戶主有多種生意，多處房產，衣食無憂，如果覺得為全國人民做貢獻太虧，要補償也容易，一個網友捐1毛錢就足夠了。即使不要捐款，孤樓一旦成為圣地，光收門票也賺大發了。” 以上只是眾多報道與評論中的兩個例子，歸納起來就是一個聲音在呼喊：讓2l世紀的釘子戶成為18世紀德國的磨坊主!而這都源于一個美麗的傳說。這個傳說就是德國磨坊主的故事，這個故事太吸引入了、引用率太高了。但是，筆者注意到有人較真了，并考證了這個故事，得出的結論竟是，根本就是與歷史不符，是以訛傳訛所致。這就讓我們在慷慨激昂之后，有必要做一點冷靜思考了。其實，關于磨坊主故事真假的論爭已早已有之。別的不說，赫赫有名的賀衛方教授就因為1992年的一篇文章《“釘子戶”與“拔釘子”》引用了那個江湖上普遍流傳的版本而被武漢大學法學院張里安教授批判，并被當作“將該故事作為真實的歷史事件加以引用，明顯違背了學術的宗旨”的例證。賀衛方為了表明言之有據，專門列明了出處：楊昌濟《靜觀室札記》收入《中國哲學》第三輯(三聯書店1980年，頁342—50)。其文章原載1992年11月25日《經濟日報》，收入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的賀衛方《法邊馀墨》。 整段引注這樣一篇文章是因為，它短小精悍、言簡意賅。在這不長的篇幅里，賀教授解釋清了漢語中釘子戶的內涵、涉及的法律問題、解決釘子戶的慣常手法，并自然而完整地將楊昌濟所記述德國磨坊主故事加以引介，還意味深長地將中德作了比較，特別是提到故事反映的精神及糾紛依靠公正的司法解決之實踐對我們的借鑒意義。 這樣斗膽點評賀教授的大作，除了由衷贊嘆賀教授的文筆，更是因為其借此文所表達的思想至今還深深地影響著許多人，特別是面對重慶的釘子戶案件，學術界、媒體界、網民等主流思想所反映的，也正是賀教授在近十五年前發表此文所發現的問題與應借鑒的德國精神與實踐。而這其中最重要的借鑒對象或曰論據正是德國“釘子戶”的故事--磨坊主的故事。首先，本文也不否認的是，賀教授對釘子戶的內涵、涉及的法律問題、解決釘子戶的慣常手法的表述是非常精當的，且至今適用。但是如果適用的論據是不真實的，則說服力必然要打折扣。因為，有無出處與真實與否是兩回事，張里安教授訴稱的是真實與否的問題，賀教授辯稱的是有無出處的問題。如果一般化地說，言之有據也就夠了，但當我們面對一個治學謹嚴如賀教授的時候，苛求之心也就在所難免了。
有一位網名為天籟的在其博客中用按語指出：最近報刊、網絡和學者的著作中盛傳德國“磨坊主案”，本人覺得史實有重大出入，有必要糾正訛誤，尤其是說磨坊主訴“威廉一世”，更是無中生有[余定宇(原文如此，下同--編者注)先生在其著作《尋找法律的印跡--從古埃及到美利堅》中還繪聲繪色地說這一段歷史是屬于那個“可以與中國的秦始皇、俄國的彼得大帝約略相比的”威廉一世的故事，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腓特烈大帝和威廉一世，哪跟哪兒的事!]。需要注明的是：歷史稱“威廉一世”的人不少，但德國的那位“威廉一世”皇帝(余定宇文章所指的人)其實與磨坊主案件一點兒關系都沒有。磨坊主案件主要發生在18世紀50～80年代，而那個時候，“威廉一世”還沒有出生(他生于1797年，連后來福格爾的妻子將磨坊賣給國王那段故事都牽涉不上)。其先輩腓特烈·威廉一世死的時候還沒有建“無憂宮”。所以，案件的主角只能是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為了澄清這一史實，我請研究生周升乾同學將相關的德文資料翻譯出來，以供“法天下”的網友甄別。 根據翻譯的材料，除了皇帝不符外，更重要的是磨坊主案的案情與流傳版本有極大出入。 根據以上資料，我們已經了解了真實的故事是不同時代的不同人在彼此相距遙遠的地方發生的，并在之后被改編成無憂宮磨坊主的傳說。至此，我們看到，磨坊主的故事在主人公的故鄉經歷了一個以訛傳訛的過程。就現有揭示的情況看，磨坊主訴訟根本不是因為面臨皇帝要拆除他的磨坊(甚至皇帝很希望保留那樣一個增加田園風味的磨房)，而只是一個關乎通風問題的相鄰關系案件，嚴格說來也只是投訴而不是提起訴訟；至于后來一個與磨房有關的訴訟案除了也是涉及相鄰關系外，案件的解決體現的其實是國王對司法的干預，而不是司法獨立與公正的象征。這倒有些像重慶釘子戶案或我國眾多的釘子戶案的解決依靠的是行政手段。 顯然，傳說中的磨坊主案真實的 情況與我們說的釘子戶案根本就是風 馬牛不相及。
許多人希望小樓保留下來，建個德國磨坊式的博物館。這其實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首先，上文已經表明江湖上流傳的德國磨坊主故事與歷史不符，是一個虛構的理想故事，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說服力就沒有多大了。其次，即使磨坊主的故事是真實的，在我們的國度里也不可能建立這樣的博物館。民主法治的進程不能靠這種故意而為的“形象工程”去見證，這與我們平日里抨擊的政府“形象工程”沒有本質區別。第三，具體到本案，沒有當事人對建立這樣的博物館感興趣，感興趣的只是局外人，而且是理想主義的局外人。 或許本文如此考證與論述，是一種吹毛求疵，甚至不合時宜。因為或許大多數人明知道故事真實性存在問題，但大家持有這樣的態度：寧信其有嘛!因為故事畢竟反映了一種值得推崇的精神嘛!話是這么說，但如同一個大廈建在沙灘上，我們的法治觀念如果建立在有爭議甚至是虛假的故事之上，那么這根基牢靠嗎?
摘自：王利明主編《判解研究.2007年第3輯(總第35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