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囚犯與外界的聯系
開篇綜述
1．監禁即意味著囚犯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與交流受到嚴格限制。“監禁的部分特征或整體特征表現在，囚犯與外部世界的交往和離監存在障礙，其外化形式為監禁設施，如緊閉的大門、高墻、鐵絲網、懸崖、大海、深林或沼澤”(Goffman，Asylums，1961，p．4)。然而，在實踐中，這一刑罰理念的核心有悖人道主義的原則。
保留的權利
2．監禁并不同時剝奪囚犯互動和交流的一般人權。監獄必須對某些一般權利進行限制，但是，究竟限制到何種程度仍存在爭議。雖然SMR中沒有給出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囚犯待遇基本原則>的原則5明確規定：
除了監禁本身顯然所需要的那些限制外，所有囚犯應保有《世界人權宣言》和——如果有關國家為締約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所規定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聯合國其他公約所規定的其他權利。一以回歸社會為目標
3．在一定限制之內保留囚犯人權與自由的原則和囚犯最終要重返社會、融入社會、成為正常公民的考慮緊密相關。所以，與外界的接觸在囚犯重新融人社會過程中起著至為關鍵的作用。關于這一理念，SMR規則61(1)有非常清晰的表述：“對囚犯的待遇不應側重把他們排斥于社會之外，而應注重他們繼續成為組成社會的成員�！北O獄應提高囚犯與家人和其他社會關系接觸的質與量，充分發揮所能起到的犯罪預防作用。過度限制囚犯與家人的接觸會削弱監獄應有的功能。盡管規則61描述的是對已決犯的處遇，它可以并且應該適用于規則4中所表述的所有監禁情形(見第一部分第3、4、21節)。對規則61的詳細討論見第六部分。
程度不同的開放式監獄
4．接下來是囚犯與外界接觸的不同類型的劃分：與家人和朋友的接觸，與專業人員、監獄外部公共機構及其他獄外關系的接觸。顯然，上述各種接觸在開放式和半開放式監獄中更容易實現，因此，與戒備等級嚴格的監獄相比，在這里，正�；脑瓌t也更容易得到貫徹(見第一部分第31節)。監獄當局應該負責任地盡早將囚犯轉入盡量開放的監獄。然而，如果囚犯所在監獄離開放式監獄很遠，而且交通有困難，他們可以合法選擇最近的即使開放程度較低的監獄。
與親友的聯系
5．規則37囚犯應準在必要的監視之下，以通信和接見方式，經常同親屬和有信譽的朋友聯絡。規則92在只受司法行政、監獄安全和良好秩序限制和監督之下。未經審訊的囚犯應準將他被拘留的事立刻通知親屬，并應給予同親友通訊和接見親友的一切合理便利。囚犯與外部世界的接觸必須被視為權利，而非特權，因此，不該被當做對囚犯的獎賞或懲罰。通過剝奪囚犯與外界接觸的權利對他們進行懲戒是不可取的，除非因囚犯濫用接觸機會構成過錯。但無論如
何要避免剝奪囚犯與家人接觸的權利。
與家人保持聯系是囚犯重返社會的基礎
6．規則37和92關注的都是囚犯與家人的聯系，可以將它們解釋為《世界人權宣言>第12條對囚犯這一群體的適用，其中講到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此條款對于監獄內部比外部世界更加重要。通常情況下，在囚犯服刑期間，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系的往往只是幾個近親屬。眾所周知，因身受監禁而被迫與親友分離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而與家人(和更大的社會關系網絡)的聯系則被認為是構成囚犯重新回歸社會(規則6l和79)的最堅實的基礎。與家人的接觸對于大多數囚犯確實非常重要，可是對年輕囚犯和身為年幼兒童父母的囚犯而言，這種接觸卻會引起特殊的問題。一與朋友的聯系
7．但是，如果僅僅把囚犯與外界的接觸限制在家庭范圍內就錯了。很多囚犯都未婚，或者離婚，或者與其伴侶分居。在有些情況下，囚犯可能不愿意和親人聯系。因此，規則的語言不能解釋得過窄，親屬應該被看做需要保持、加強或重建的外部社會關系中的一個重要實例。這一點在《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第19條中有清晰的表述，其中只把親屬作為有權探視囚犯的一個重要實例而已：
除須遵守法律或合法條例具體規定的合理條件和限制外，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應有權接受特別是其家屬的探訪，并與其家屬通信，同時應獲得充分機會與外界聯絡。規則37將朋友的探視僅限于“有信譽的朋友”是否合理，必須受到質疑。首先，“有信譽的朋友”這一概念有強烈的社會等級內涵，它的實踐應用將導致大多數囚犯會有很多朋友被排除在探視權之外。其次，“信譽”一詞的狹義概念會不可避免地側重既往定論。只要承認囚犯和好友與近親保持聯系的重要性這個前提，僅僅因為一名探視者曾身為囚犯就禁止他的探視是站不住腳的。因此，只有當具體事件發生或有具體情報的情況下出于對安全的考慮不得不限制上述接觸的做法才是可取的。
對轉押的知情權
8．將被拘留或轉押監獄的消息通知家人是囚犯與他們進行通信和聯系的必要先決條件。這樣可以防止發生“失蹤事件”和無法與外界接觸的單獨監禁。每個犯人自行通知家人其入獄的消息，SMR將此定為囚犯的一項權利。對于初次入獄的囚犯這一規定尤其重要，第五節中所引用的規則92就是專門為他們制定的。對于服刑期間移送其他監獄的，以上原則同樣適用：規則44(3)囚犯有權將他被監禁或移往另一監所的事，立刻通知其親屬。該規則適用于警方看守所、還押犯監獄、精神病監獄和其他監禁場所。《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的第16(1)條也重申了上述規則的精神：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在被逮捕后和每次從一個拘留處所轉移到另一個處所后，應有權將其被逮捕、拘留或監禁或轉移的情況及其在押處所通知或要求主管當局通知其家屬或其所選擇的其他適當的人。對轉移的知情權不但是囚犯本人的權利，也是其子女的權利�！秲和瘷嗬s(草稿)》(1989年)第9．4條規定，各締約國有義務為兒童提供——或在適當情況下，對其他家庭成員——“關于家庭中不能與之團圓的成員下落的消息”。
9．監禁和轉移消息的通知應該“立刻”[規則44(3)]進行或“不得延遲”[《保護原則》原則16(4)]。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保護原則》的原則16．4中規定“可因調查上述要求的特別需要”，允許“在合理期限內推遲通知”。實踐中比較好的做法是，將通知時間限定在24小時之內(1993年人權觀察全球報告之監獄部分，第107頁)�？梢酝普�，如果囚犯不會寫字，監獄當局有責任幫助他或她將通知送出。<保護原則>的原則16．3對此有明文規定：如果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是青少年或者無能力理解其權利，則應由主管當局主動進行本原則所指的通知，應特別注意通知其父母或監護人。
就近關押
10．鑒于與家人和朋友保持聯系對于囚犯的重要性，關押地點的選擇需要慎重考慮。如果把囚犯關押在離家很遠的地方，不但會加大探視(和請假回家)的難度，而且會增加親友的開支�！侗Ｗo原則>的原則20考慮到了這一點，其中規定：如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請求，在可能的情形下，應將其拘禁在其通常住所的合理距離內的拘留或監禁處所。犯人入監后，應該盡快與他們中的每一個人討論轉到離家最近的監獄的可能性。在很多國家，由于女子監獄數目少且分布不均勻，女犯轉到就近監獄服刑可能會比較困難。因此，如果永久性的就近安置不可行，為便于探視而進行的臨時轉監是一種較為有益的做法。這意味著，如果條件允許，外籍囚犯應該回祖國服刑(見1985年在第七屆聯合國犯罪大會上通過的《外籍犯移送協議范本》)。
通信與電話
11．作為與外界保持聯系的一種方式，對于通信有著清晰的描述。傳統上，對通信權有相當嚴格的限制。如果所有的信件都要經過監獄管理人員的閱讀與審查，信件的流通量將不得不被限定在最小限度。然而，看來只有極少數的審查符合《保護原則>(原則19)中所說的“合理的情況和限制”。所以，通常不應對囚犯收發信件的數量和他(她)通信對象的數量強加限制。這同樣適用于囚犯之間的通信。有些國家的監獄只對囚犯的來信進行檢查，如果這樣做的目的只是為了阻止違禁品流入監獄，則沒有必要對信件進行審閱，只需檢查是否有非法的隨信附件即可。為了避免侵犯囚犯隱私的嫌疑，較好的做法是當著囚犯本人的面進行以上檢查。
12．為了給生活貧困的囚犯提供通信方便，監獄應該為他們提供必要的文具和郵票。無須贅言，在原則上這適用于所有類型的囚犯。但是規則92指出，被逮捕和候審的囚犯要“受司法行政、監獄的安全和良好秩序的限制”。這條規定可謂措辭嚴謹，它對于那些仍在沿用糾問傳統的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是一個明顯的修正。可是，從無罪推定的角度來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2)條]，任何此類限制都存在問題。
13．無論是SMR，還是《保護原則》，對于囚犯使用電話的權利都未作明確說明。在私人電信網絡發達的國家，電話實在是囚犯與親友保持聯系的重要手段。所以在這些國家，通電話應該被視為與書信聯絡同等重要：“通信一詞涵蓋了異地交流的所有形式，如電話、電報、電傳打字機、傳真、其他機械或電子通訊方式”[Manfred Nowak，《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評述》，．Kehl 1993，p．304]。通電話權的常態體現為，監獄中有固定的電話亭。在很多監獄這尚不可行，因為犯人不允許持有操作付費電話所必須的硬幣。但電話卡的發明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這個矛盾�？上攵�，對于那些沒有讀／寫能力的囚犯而言，能夠通過電話與家人交流會有多么重要。如果囚犯所在的監獄距離他的親友非常遙遠，探視又很困難，打電話無疑是個很好的替代。比如，在南非，大多數囚犯可以用一次不超過十分鐘的電話來替代一次探視[《人權觀察全球報告之監獄部分》
探視
14．比起通信和電話，探視是囚犯維持外部社會關系的一種更加有力的手段。通常，應該允許他們與來訪者有身體上的接觸，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才將探訪者與囚犯隔開。探視環境對于維持囚犯的社會關系，維護他們的尊嚴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管理人員應該接受專門培訓，以營造維護人的尊嚴的探視氛圍。在不允許囚犯外出的監獄里，探視顯然往往是攜帶毒品、酒精、錢和武器入獄的好機會。如果管理人員把過多的時間花費在扮演警察角色，即搜查和懲戒走私者上，那將對管一囚關系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監獄安全的建立和維持雖然有賴于管制，但同樣離不開和諧的關系。在實踐中，這意味著管理人員要在安排人道主義的、愉快的探視環境和監控職能之間尋求平衡。
15．在有些國家，如果探視者距離監獄路途遙遠，可以允許延長探視時間，這是一種很好的做法。有時，監獄甚至為接待長時間來訪者的囚犯提供特殊房間、房子、拖車式活動房等便利條件，為他們創造更加私密的環境。這對于全家，包括有孩子來訪的囚犯尤為重要�！霸谡Ｇ闆r下和不必特別考慮安全戒備的地方，應該允許囚犯與家人在管理人員的視線范圍內聽力范圍外團聚”[《英聯邦國家監獄官員人權培訓介紹》，倫敦，1993，p．110]。親密好友的探視也享有同等待遇。
親密探視
16。有些國家的監獄不支持囚犯與他們的探訪者進行性接觸，一些國家則對此表示默許，另外還有一些國家公開允許這種行為。例如來自哥斯達黎加的報告中有這樣的內容：“原則上，在所有監獄中，允許夫妻間的探視在專門房間進行……因監獄戒備等級不同探視形式有所不同：在低級戒備監獄中允許在庭院中停留，在高級戒備監獄中對隔周探視有更嚴格的控制。監獄為夫妻間探視安排專用臥室，他們可以在一起共度四小時到一整晚�！盵《國際監獄觀察》，里昂，由于這種制度通常被稱為“夫妻間的探視”，看上去好像是已婚囚犯的特權，實際上未婚配偶也包括在內。遺憾的是，SMR對此具體問題只字未提，僅在常態原則[規則60(1)])中暗示，在相對正常的環境下，應該允許囚犯與前來探視的配偶有性接觸。如果準許囚犯與其配偶之間有性接觸，應該為他們提供避孕措施(如避孕套)。
準假離監
17．通過準假允許囚犯離監(回家探親、休假等)的方式是加強他們與外部世界聯系的最自然的方法。如果囚犯可以定期回家，至少能夠緩解由于監禁所導致的一些問題(包括囚犯與他們的伴侶間的性生活和夫妻關系問題)。如有可能，應該明確界定準假對象，建立定期的常規性請假制度。如果只將準假作為一種特權，或作為任意裁決對良好服刑表現的獎賞，這不但貶低了它作為維系家庭紐帶和社會關系手段的價值，而且也會使其他囚犯感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德國采用了一種很有意思的妥協方案來解決探視和請假之間的矛盾，叫做“Besuchs叫sgang”(請假替代探視)。允許符合條件的囚犯在規定的探視時間內到監獄大墻之外會見探視者。這對囚犯和探視者都有好處，因為他們可以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下會面；對監獄也有好處，避免了因場所和管理人員不足而不能滿足探視需求的可能性。
外籍犯與外界的聯系
18．在與外部世界接觸方面，外籍囚犯的待遇與上述內容并無不同。然而，他們可能需要更多的協助。因此，聯合國第七屆預防犯罪大會提出以下建議：“應給外籍囚犯與家庭和社會機構聯系提供方便，經囚犯本人同意，盡可能為他們創造探視和通信的機會。應該為國際紅十字會之類的國際人道主義組織提供協助外籍囚犯的機會。”
《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標準與規范綱要》，規則93未經審訊的囚犯為了準備辯護，應準會見律師，以便商討辯護，寫出機密指示，交給律師。為此，囚犯如需文具，應照數供應。
摘自：國際刑罰改革協會著《讓標準發揮作用:監獄實務國際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