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女性罪犯社會性別意識的盲點

　 實踐調研表明，有超過一半的未成年女性思維中還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父權家長，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這種思想是造成海南省未成年女性罪犯社會性別意識盲點的主要因素，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5．1對自身性別角色認知的刻板性

“父權家長，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是幾千年的傳統社會文化所構建的一種角色的刻板模式。它以性別為界限，對兩性進行不同的角色分配。女性天生“柔弱”只可以是依賴者，做輔助性的工作，這種性別分工要求女人一生都只能扮演“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的角色，除了這些之外，女人沒有必要再去做其他的事情，否則就是不守婦道，也正是因為這種觀念的影響，使得女性群體受教育的權利受到限制，受教育的程度明顯低于男性[這一點在海南省表現尤為突出：在上圖200所示海南省未成年女性文盲及小學文化的占到整體的比例為34．28％(文盲7．。14％、小學27．14％)，而外地未成年女性不存在文盲，她們中小學文化比例相對于本地也較低僅為25％，主要集中在初中，占63．5％]。

5．2對自身性別角色定位的束縛性

“男主外，女主內”男強女弱的社會性別分工使得部分女性被劃進“邊緣化”的性別群體，社會就業也對女性作了種種限制，女性就很自然地被排除在社會經濟體制之外，喪失了創造經濟價值的機會，使女性的角色定位具有單一性。當女性成為被男人供養的“女人”之后，女人只能被迫承擔全部的家務勞動，成為家庭保姆，有的甚至成了新時代的娜拉”、籠中之鳥，女性的自我發展因此受到極大的束縛。

5．3對自身性別角色認知的滯后性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所導致的絕不僅僅是女人被禁錮、被邊緣化、被忽視，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這個問題是一個社會的問題，一個人類的問題。女性罪犯對自身性別角色認知的滯后性，將導致男女不平等(這與我國憲法規定的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相悖)。更重要的是它還強烈地影響著女性思想意識、價值觀念、行為取向的形成。其中隱含著社會普遍存在的女性應當為家庭、應該為父親犧牲自己的利益的性別期待，由此所導致“女性社會化不完全、社會化不適當或者是不善于社會化”，進而使一部分女性的進取意識不強，自身的獨立意識缺乏，理想目標失落和模糊，這就充分反映出未成年女性罪犯群體對自身性別角色認知的滯后性。

5．4從社會性別的視角看女性犯罪的原因

5．4．1從女性罪犯對“父權家長，男主外、女主內”的認同表明，在女性罪犯群體中已形成了一定偏差的性別意識和態度，她們的性別角色已按照這種傳統觀念定型。因此，在她們中間，一部分是“讀不起書”(無經濟能力)；另一部分是“不愿讀書”；還有一部分是認為女性“讀書無用，不需要讀書”中途輟學的，三者共占女性罪犯總數的80％以上(注，根據《婦女綠皮書》1995—2005年：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報告的資料表明，“女性教育水平、經濟就業、法律保護和生存環境”均為我國評估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的基本指標)。據海南省檢察系統2003—2008年7月統計(圖200所示)的海南省本地未成年女性犯罪人的教育情況可以看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是較低的，小學、文盲就分別占了34％和28％，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盜竊犯罪占41．94％、走私販賣毒品罪占17．74％、暴力型犯罪33．51％(故意傷害14．52％、搶劫罪11．29％、搶奪罪3．23％、非法拘禁罪1．61％、強奸罪2．86％)。相對于整體而言，三類犯罪均有所上升，其中上升幅度較大的是走私販賣毒品罪上升2．03個百分點，暴力型犯罪上升2．11個百分點。29名未成年女性犯盜竊罪，文盲為1人，占總人數的3％，小學文化水平的犯罪人有8人，占總人數的28％。25名未成年女性暴力型犯罪人中，文盲1人，占總人數的4％，小學文化程度7人，占總人數的28％。在11名未成年女性毒品犯罪中，文盲2人，占未成年女性毒品犯罪總人數的18％，屬較小的部分；小學文化水平的有4人，占36％，是文盲人數的2倍。由此不難看出由于社會性別意識的刻板、偏差，導致農村的家庭對女孩的教育不重視，或女性自己本身也不重視，以致出現“文盲加法盲”的犯罪。

5．4．2從犯罪心理的層面看女性犯罪，她們具有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與未獨立的經濟地位的矛盾；強烈的依附心理和自我保護能力差的矛盾，這些矛盾與她們的社會性別意識交織在一起，在她們的意識或潛意識中產生了頑固的依賴男性的心理，在家庭、生活以及社會交往中，缺乏主動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總是將自己的幸福、自己的未來托付于男人。在這種性別意識的支配下，逐漸喪失了自我，沒有了獨立的人格。

5．4．3從實際調查中發現，在所有70例未成年女性犯罪中，無業人員28人，占總體的40．00％；農民38人，占總體的54．29％，為最多的群體；在校學生則僅4人，占總體的5．71％。

她們在犯罪活動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和服從地位。這一切都說明：女性罪犯的社會性別平等意識的缺乏，已嚴重影響了女性在社會活動中的思維、決策以及行為方式的選擇。

這些女性在犯罪前，承擔著一個家庭所有的家務勞動，她們盡管也想擺脫現實，走出家庭闖世界，卻缺乏外出謀生的技能與手段。因此當這些女性進入形形色色的社會之后，迅速被經濟大潮所淹沒，謀取金錢的手段更多集中在偷竊、搶劫、販毒、暴力性手段等。有的為追求金錢與幸福生活，鋌而走險甘愿冒坐牢的風險，參與共同犯罪販毒，在女性搶劫、盜竊、毒品犯罪中絕大多數是參與共同犯罪，當男友叫上自己一同去實施犯罪行為時，這些女性所表現出來的是：不假思索，義無反顧的參與，直到鋃鐺入獄方知后悔——自己怎么這樣傻

5．4．4從法律保護的角度看女性犯罪，女性罪犯完全按照傳統的女性角色期待來定位自己，社會也都把女性定位在溫柔、賢惠、以家為軸心，在這種傳統思想的束縛下，她們有的把所有的希望與夢想都寄托在“將來嫁個好男人”上，這樣的賭注難以如愿以償；有的編織著理想的自我，追求著所謂幸福的生活，哪怕是充當第三者，也心甘情愿，只要能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就可托付終身。然而現實與理想往往會發生沖撞，導致美夢破滅，于是又為自己付出和喪失了女人最寶貴的貞操、青春而懊惱，為自己的情感被男人欺騙而悔恨，有的采取了同歸于盡的方式來圓自己的美夢以致斷送青春；有的忍氣吞聲，默默地承受著家庭暴力、背叛、虐待，完全喪失了自我，當她們這種負面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像一座火山進發，為了自己的尊嚴，也為了追求男女平等，選擇了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的極端行為來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這顯然是法律和社會所不允許的，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

在錯誤的性別意識的影響下，她們的眼里：男人就是天空、就是心中的太陽，就是自己生命的全部，失去了男人就失去了生命的意義，失去了男人也就失去了自我。許多人之所以從“受害者變成了害人者”，女性犯罪者中不少人是期望與自己的男人同歸于盡的。可悲的是在追溯自己不幸原因的時候只歸結為自己命苦，而完全沒有意識到是自己性別平等意識的嚴重缺乏，也根本不知道還可以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在應用“社會性別學”的研究中，我們認為：這些女性之所以走上犯罪的道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社會性別平等意識，以致只有人的肉體和軀殼，沒有現代女性應當具備的——獨立的人格，獨立的經濟，獨立的社會交往。

　　摘自：劉國良著《海南省未成年人犯罪人文區位分析/海南省大學法學文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