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模式的終結與國家治理的轉型
革命模式摧毀了1954年憲法所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憲政秩序的制度框架和價值追求，直接造成了當代中國國家成長的危機，從而使中國社會發展失去制度基礎和合法性依據。1954年憲法把建設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作為國家和人民的歷史使命，而深刻體現革命模式特征的1975年憲法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作為國家和人民的基本使命；1954年憲法確立了比較完善的國家制度以及國家機關的組織體系，而1975年憲法則以革命委員會代替國家政權體系；1954年憲法用18條法律條文詳細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而1975年憲法僅用4條法律條文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模糊到不能再模糊的地步。不僅如此，1975年憲法條文如同標語口號，甚至用毛澤東語錄作為條文.盡管革命模式中發生嚴重病變的秩序形態和社會秩序是從正常的當代中國憲政秩序演變而來，但這種病變是全面性的，所以，這種發生病變后的秩序形態與其原態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外在形態上的差異，還有本質上的變異，其核心就是革命模式所引發的秩序形態在整體上偏離了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當代中國憲政秩序所遵循的社會主義原則和人民民主的原則，其價值追求方向是與現代文明體系發展所堅持的價值主張相背離的。
現代國家的法律制度總是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反映，由此法律制度的發展水平體現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水平。革命模式下的法制再造最終是以制度虛無主義出發，通過以政治運動為基礎的政策治理來取代通過以利益關系為基礎的法律治理，可見革命模式下的法制改造運動不僅要摧毀法律程序，而且要摧毀支持現代法
律制度得以區別于傳統法律制度的社會基礎。革命模式所衍生出來的政治全能主義和制度虛無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否定現代法律制度在當代中國國家成長和國家治理中的意義的過程，導致革命后至改革前的中國社會變成了“懲罰的社會”。[2]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失去了激勵機制，社會發展失去活力，由此，革命模式下經濟發展就出現全面衰退的趨勢。革命模式把階級斗爭作為推動文明進步的唯一動力，強調用群眾性動員的政治手段來推動經濟發展。“大躍進”時期，把積累率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平均24．2％的水平，提高到1959年的43．9％，三年間的積累比“一五”期間還多44％；但每百元積累所創造的國民收入卻從“一五”期間的平均35元，下降到1959年的19元，到鍵在于以利益調整為訴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采取的是不同于其他后發國家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戰略，走的是一條漸進式的道路。實行這種非激進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首先，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資源，保持法制建設過程中法制的相對穩定性和有效銜接。1982年憲法就是著眼于恢復1954年憲法，進而保持社會主義憲政秩序的相對穩定性和有效銜接性，同時制度建設要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可控性。其次，不實行以私有產權為主體的制度變革，堅持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對社會正義的不懈強調，著眼于避免一部分人先富政策沖擊公共富裕的訴求。最后，維護政府權威對于漸進式改革進程中的制度建設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選擇、步驟把握、利弊權衡以及過程調控以及成果分享，都有賴于政府的作用，而只有制度變革維護政府權威，才能使政府在提取資源、管制行為和分配產品與公共服務的能力方面具有合法性并體現合理性o[’]可見，中國社會變革以及法制建設的目標與現代西方國家法制建設應該存在質的差異。
一、革命模式的終結與國家治理的轉型
革命模式摧毀了1954年憲法所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憲政秩序的制度框架和價值追求，直接造成了當代中國國家成長的危機，從而使中國社會發展失去制度基礎和合法性依據。1954年憲法把建設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作為國家和人民的歷史使命，而深刻體現革命模式特征的1975年憲法把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作為國家和人民的基本使命；1954年憲法確立了比較完善的國家制度以及國家機關的組織體系，而1975年憲法則以革命委員會代替國家政權體系；1954年憲法用18條法律條文詳細規定公民的基本權載與義務。麗197．5年憲法僅靄4條法律條文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對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定模糊到不能再模糊的地步。不僅如此，1975年憲法條文如同標語口號，甚至用毛澤東語錄作為條文。[1]盡管革命模式中發生嚴重病變的秩序形態和社會秩序是從正常的當代中國憲政秩序演變而來，但這種病變是全面性的，所以，這種發生病變后的秩序形態與其原態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外在形態上的差異，還有本質上的變異，其核心就是革命模式所引發的秩序形態在整體上偏離了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當代
中國憲政秩序所遵循的社會主義原則和人民民主的原則，其價值追求方向是與現代文明體系發展所堅持的價值主張相背離的。
現代國家的法律制度總是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的反映，由此法律制度的發展水平體現這個國家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水平。革命模式下的法制再造最終是以制度虛無主義出發，通過以政治運動為基礎的政策治理來取代通過以利益關系為基礎的法律治理，可見革命模式下的法制改造運動不僅要摧毀法律程序，而且要摧毀支持現代法律制度得以區別于傳統法律制度的社會基礎。革命模式所衍生出來的政治全能主義和制度虛無主義本身就是一個否定現代法律制度在當代中國國家成長和國家治理中的意義的過程，導致革命后至改革前的中國社會變成了“懲罰的社會”。[2]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失去了激勵機制，社會發展失去活力，由此，革命模式下經濟發展就出現全面衰退的趨勢。革命模式把階級斗爭作為推動文明進步的唯一動力，強調用群眾性動員的政治手段來推動經濟發展。“大躍進”時期，把積累率由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平均24．2％的水平，提高到1959年的43．9％，三年間的積累比“一五”期間還多44％；但每百元積累所創造的國民收入卻從“一五”期間的平均35元，下降到1959年的19元，到1960年則變為負數，降到一0．4元。全國人口凈減1340萬0[1]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損失5000億元，相當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5／6.事實證明，革命模式所秉持的政策治國和政治動員這種國家治理形態無法有效地把革命熱情轉化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激勵。也就是說，群眾的革命熱情并沒有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革命模式既不能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激勵機制和制度預期，同時也喪失了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提供有效發展戰略和制度激勵的能力。在這種狀態下，革命后國家治理能夠動用的唯一有效的資源就是自身所擁有的權力。為此，我們可以理解，在政治發展和法律發展上，革命模式偏離1954．年憲法所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憲政秩序的理由，進而使社會關系高度政治化，權力關系非制度化和權力運作非程序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革命模式下的法律改造運動最終導致的則是制度功能的失調，權力高度集中和恣意使用，具體表現為：黨政不分、政社不分、權力要素間關系紊亂。制度功能僅體現在懲罰過程中，而不是在激勵過程中，從而制度對于社會成員自主性的培育，代國家治理方式的形成以及社會生活合理預期的維護能力嚴重弱化，強化的只是其通過群眾運動而展現出來的懲罰能力。[3)1958年以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除了在1960年4月10日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外，沒有制定什么基本法律。刑法草案雖然到1963年已擬出33稿，但一直拖延下來未正式通過。[4)1967年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公安六條》集中體現了革命模式的懲罰功能。
利普塞特說得好，“合法性的危機是變革的轉折點”0[1]終結革命模式成為革命后中國社會發展和國家成長的必然要求：一是從思想上終結革命模式下法律虛無主義和政治全能主義的國家治理觀念；二是從制度上終結革命模式下運動治國和民主失范的國家治理模式。
終結革命模式首先是從被革命模式嚴重破壞的當代中國國家政權體系和國家領導制度開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終結革命模式必須恢復革命后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憲政秩序及重新啟動現代法制建設進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國家成長提供了制度基礎和政治前提，由此我們反思革命模式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后所確立的這一制度基礎和政治前提。因為這維系著中國社會發展和國家成長的政治基礎和制度方向。所以，反思革命模式必須與恢復革命后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社會主義憲政秩序結合在一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明確提出以四項基本原則來統領革命模式終結后恢復社會主義憲政秩序的根本指針。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就決定了革命模式終結后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轉型和法制建設的價值取向與合法性基礎。所以，如果說終結革命模式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憲政秩序的恢復提供了政治條件，那么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則從政治的高度為復原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礎設定了前提。其重要標志就是將四項基本原則明確載入1982年憲法。同時強調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維護穩定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因為，革命模式不僅使當代中國國家治理背離了社會要求，而且偏離了社會主義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而中國要搞現代化建設，沒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是不可能的。[2]中國作為大國，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D[1]歸納起來說，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性，黨領導國家建設的正當性，后發國家現代化的特殊性以及大國治理的復雜性直接決定了革命模式終結之后國家治理轉型進程中的制度建設價值取向和法律發展方向。
其次，對革命模式的終結是基于中國社會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需要，也只有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才能真正終結革命模式的社會基礎，從而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轉型，現代法制的構建才有得以展開的社會基礎和現實需要。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現代化把革命模式的終結與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轉變聯系在一起。如果革命模式的形成是與階級關系沖突性作為中國社會基本矛盾判斷分不開的話，那么對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肯定是與中國社會基本矛盾重新判斷聯系在一起的。鄧小平在總結革命后黨領導國家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o 正是這一判斷的指導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了國家治理轉型的社會基礎和法制建設的物質基礎。沒有經濟發展，法律發展就失去了動力；反過來，沒有法律發展，經濟發展就失去制度保障。因為經濟越發展，利益分化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程度就越深化，制度及其通過制度營造共識、提供秩序越顯得重要。因此，現代化核心是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的現代化，這就離不開國家治理模式的現代化以及社會主義法制的現代化。十一屆三中全后的15年間，我國分別于1982年、1988年、1993年進行了三次政府機構改革，以期推進現代政府職能以及現代政府體系的建設充分體現國家治理模式現代化的強烈追求。同時，現代化的推進是一個利益主張得到不斷承認和利益分化不斷得到彰顯的過程，所以穩定的社會秩序成為革命模式終結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必須予以關注的重點。20世紀80年代“嚴打”的意義在于，從中得到理性評價以及法制從對政府權威維護的努力中得到尊重。一個失序、失范的現代化將無法實現其應有的意義，這是為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歷程所證明了的。只有建立在社會發展基礎上的法制才是真實的，革命模式把當代中國法制置于空中樓閣從而最終使法制失去意義。當然，也只有建立在社會主義法制基礎上的社會發展才是現實的，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展開為社會發展提供了穩定的價值預期。
最后，終結革命模式是與中國社會融人人類文明體系的努力聯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說，終結革命模式不是在封閉的社會生活中進行的，而是通過承認現代法制的制度價值體系來推進革命模式的終結。把民主政治與法制建設結合起來，實現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一構想深刻體現了當代中國法制建設對現代社會法律發展趨勢的承認和理解。“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不要黨的領導的民主，不要紀律和秩序的民主，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相反，這只能使我們的國家再一次陷入無政府狀態，使國家更難民主。”[1】這就徹底終結了革命模式大民主的悲劇。從現代化建設的內在需要出發，把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作為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標。鄧小平一再強調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是三中全會以來堅定不移的基本方針，今后也絕不允許有任何動搖。”[2]以鄧小平
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摒棄了革命模式下把法制當作一種實現政治意圖工具的治國策略，而把法制建設問題提升到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高度，賦予了法制建設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根本取向之一的重要意義。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沒有法制，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需要的秩序將是沒有保障的，而且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容將是不完整的。更為重要的是，革命模式的終結和國家治理的轉型是在改革開放成為新時期最重要的特征這一背景下展開的。改革開放必然要求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置于全球化不斷推進這一背景下來考慮，主動與國際制度接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就不可能在孤立和封閉的社會狀態中進行，要與國際制度接軌，必須轉變已有不適應融入國際社會的制度安排，唯此才能最終改變那些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公正的國際制度。非公經濟成長的合法化與個體利益主張的正當性都體現了改革開放后國家治理模式的深刻變化，以及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所具有的開放性。
摘自：潘偉杰著《法治與現代國家的成長/復旦法學文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