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管轄

一、漢代管轄溯源

　 管轄，作為一種國家管理職權的分工制度，是在國家產生以后，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逐漸膨脹后而產生的一種社會管理職能的分工制度。《史記·五帝本紀》日：“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舜謂四岳日：‘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②使居官相事?”’于是，舜命禹平水土，皋陶作士，契為司徒，后稷播時百谷，伯夷為秩宗，主次秩尊卑，夔為典樂，龍為納言，垂主百工，益掌山澤等，凡二十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③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④從《史記》的記載來看，舜帝時才開始設官分職，各司其事。其后，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對社會管理職能的進一步擴大，官職及崗位的分工越來越細，如《周官》就把周代的官職分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類，其每一大類下又分了若干小類，其大大小小的官職名稱達三百八十多種。盡管這些官職在周代是否真正存在，學者們表示懷疑，但不管怎樣，《周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社會管理職能應進一步細化的認識。同時，《周官》也有關于司法管轄的規定，如《周官·大司寇》日：“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意即凡萬民不服教化而有獄訟的，就與地方官一同聽取審判，其中觸犯刑律的，就交給司法官去處理。這是中國古典文獻中有關司法管轄的最早記載。

本章所述的管轄是指在國家同級司法機構以及上下級司法機構之間劃分訴訟案件審判權限的制度。這也是現代意義上管轄的主要含義。現代意義上的管轄，秦時已經產生。秦統一后，郡、縣制的設立，以及郡、縣、鄉、亭司法機構的建立，為全國范圍內的地域管轄、級別管轄制度的確立提供了前提和基礎。1975年湖北省云夢縣出土的《睡虎地云夢竹簡》中《秦律十八種·金布律》日：“有責(債)于公及貲、贖者居它縣，輒移居縣責之。公有責(債)百姓未賞(償)，亦移其縣，縣賞(償)。”即欠官府的債和被判處貲、贖者住在另一縣，應發文到所住的縣，由該縣索繳。官府欠百姓的債而未償還的，也應發文到百姓所在的縣，由該縣償還。該文是關于官府與百姓之間債權債務案件的管轄規定，可以解讀為方便百姓原則，因為它既不是原告住所地原則，也不是被告住所地原則，而是依據追索欠款的方便確定的。

　 二、級別管轄

級別管轄是劃分上下級司法機構之間管理案件的分工及權限的制度。《二年律令·興律》規定：“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毋害都吏復案，問(聞)二千石官，二千石丞謹掾，當論，乃告二千石官以從事。徹侯、邑上在所郡守。”①可以看出該條律文是關于案件級別管轄的規定，從該規定中我們可以明確得知縣級和郡級司法機構關于案件管轄權限的劃分。

(一)縣級司法機構對案件的管轄

從上述律文的規定來看，縣級司法機構對于“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案件沒有判決權，如律文日：“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即縣、道官吏所辦理的可能判處死罪以及過失、非故意殺人案件，案件事實已經查明、材料齊備后，不要判決，將案件上交至所屬的二千石官。這里的“道”是與縣同級的地方行政區劃。后文提到的“徹侯、邑上在所郡守”中的“徹侯、邑”也是與縣同級的地方行政區劃。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日：“列侯所食縣日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日道。”《后漢書·百官志》日：“凡縣主蠻夷日道。公主所食湯沐日國……列侯，所食縣為侯國。本注日：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而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所食吏民。后避武帝諱，為列侯。”可見，縣、道、邑、徹侯(或列侯、侯國)在漢代屬于同一級別的行政區劃。

根據邏輯學上的排除法，從該條律文中我們可以推知縣級司法機構對于“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以外的案件有判決權。這一推論可從另一已出土的記載判例的文獻中得到印證。1989年湖北云夢秦崗六墓出土了一枚木牘，該木牘記載了秦時南郡沙羨縣的一份判詞，簡文日：“鞠之，辟死，論不當為城旦。吏論：失者，已坐以論。九月丙申，沙羨丞甲、史丙，免辟死為庶人。令自尚也。”②該木牘中的“辟死”為人名。意即：“請求復審日：辟死判決為城旦不當。重審官吏的意見日：治獄之吏定罪量刑的過失已承擔了責任。九月丙申日，沙羨縣丞甲、史丙宣布復審判決：免除辟死徒刑，恢復其庶民身份，使其成為自由人。”該木牘記載的是判處辟死為城旦案，由縣級司法官吏直接判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縣級司法官吏的審判權。該木牘記載的雖是秦代案例，但漢承秦制，該案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漢代縣級司法機構審判案件的情況。又如《漢書·薛宣傳》日：“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

(二)郡級司法機構對案件的管轄權

從上述《二年律令》的有關規定來看，郡級司法機構管轄下列案件：

1．“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案。

如前述所引《二年律令·興律》規定：“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①

根據“徹侯、邑上在所郡守”②的規定，漢代列侯、封國、封邑內的“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案也應由所在地的郡守負責審理。從《二年律令·興律》的這一規定來看，漢初的郡與封國、封邑之間在司法上應存在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

《史記·淮南王列傳》記載：元朔六年(前123年)，淮南王劉安孫劉建上書天子，狀告淮南王太子謀反，“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史記·衡山王列傳》日：“元朔六年(前123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孝作朝車鏃矢，與王御者奸，欲以敗孝。白贏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贏，以淮南事系。王聞爽使白贏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漢書·文三王傳》日：“元朔五年，(伍)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上述三例均是王國發生的事，卻由所在郡負責審理，說明了郡與封國、封邑之間的司法隸屬關系。

2．氣(乞)鞫案。

如《二年律令·具律》規定：“氣(乞)鞫者各辭在所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氣(乞)鞫，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①即欲申請復審者各向其所在的縣、道提起復審，縣(道)令、縣長或縣丞要認真聽取復審申請人的復審請求，并將復審人的復審請求記錄下來，報告郡守；郡守命令都吏對該案進行復審、判決。

(三)州級司法機構對案件的管轄

《二年律令·興律》規定：“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漢制：郡守、州刺史均屬兩千石官，那么，這里的“二千石官”是指郡守還是州刺史。據史學家對《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考證認為，《二年律令》應是呂后二年(前186年)施行的法律，漢初無州刺史設置，故《二年律令》中所說的“二千石官”應是指郡守。

從《漢書》、《后漢書》關于州刺史的設置及其職能來看，州不負責審具體的刑、民事案件，只負責對郡一級的官吏進行監督、考察，以及對所屬郡國判處的案件進行審錄。從西漢初期有關州刺史的秩級、地位設置來看，州刺史的地位、秩級低于郡守，州刺史僅是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日：“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漢書·黃霸傳》日：“宣帝下詔日：‘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弟揚州刺史(黃)霸為穎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后漢書·百官志》日：?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從上述記載來看，州刺史為西漢武帝時初置，秩六百石；西漢成帝時更名牧，秩級升至二千石；其職責為“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

(四)中央司法機構對案件的管轄

中央專門負責審判的司法機構為廷尉。漢代廷尉在案件審理方面有兩項職責：(1)“掌平獄，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即處理各郡國上報的疑難案件。(2)“掌平決詔獄”，①即根據皇帝的詔令審理具體案件。

根據《漢書》記載，廷尉審理的具體案件可分為以下幾種：

1．侵犯皇帝人身安全、皇權的事件。

如《漢書·張敖傳》記載，趙王相貫高等人欲謀害漢高祖劉邦，事發，累及趙王張敖，事下廷尉治。《漢書·張釋之傳》記載兩起案件：“漢文帝御馬受驚案”②和“高廟坐前玉環被盜案”，③分別是涉及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和侵犯皇權尊嚴的犯罪。這兩起案件都是由廷尉直接承辦的。又如《漢書·晁錯傳》日：“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壩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埂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問為上言之。丞相奏，因言錯擅鑿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

2．二千石官犯罪案以及朝廷官吏犯罪案件。

如《漢書·杜周傳》日：“至(杜)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減百余人。”《漢書·趙廣漢傳》記載：“司直蕭望之劾奏：‘(京兆尹趙)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廣漢競坐要斬。”《漢書·周勃傳》日：“其后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漢書·王嘉傳》記載：丞相王嘉被劾“迷國罔上不道”被召詣廷尉詔獄，后絕食而死。

3．非所宜言、不道、腹誹之類缺乏確定性的案件。

　 如《漢書·楊敞傳》日：“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從上述論述可知，漢代在案件審理分工方面的級別管轄是存在的，并且作為一種法律制度被一般大眾所知曉。如《漢書·朱博傳》記載：成帝時，朱博升任冀州刺史，“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①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②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該段文字可說明兩件事：一是說明吏民對各級官府的辦案權限及職能的劃分是清楚的，所以才“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的效果；二是說
明朱博對律令規定較為熟悉，在應付事變時能恪守法令的分際。

但是，在家國一體的封建集權制的社會里，級別管轄的分際不是絕對的，審判者在審理案件時也有不遵守級別管轄規定的情況。《漢書·薛宣傳》日：“(薛)宣為(丞)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后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移書”是漢代處理公文的一種方式，即移送案件材料、公文、文書之意。《漢書·王尊傳》日：“初元中，舉直言，(王尊)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日：‘兒常以我為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日：‘律無妻母之法，圣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后漢書·張升傳》日：“(張升)以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對日：‘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①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但是，這些違反封建官吏職能分際的做法并沒有得到吏民的普遍認可，如薛宣的做法其下屬譏諷為“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王尊、張升的做法使吏民驚駭。社會需要秩序，秩序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恪守職能分際，遵守等級制度。否則，社會則無秩序可言。

　　摘自：程永順著《知識產權疑難問題專家論證(共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