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有因”的扣押人質強行索財行為如何在綁架和非法拘禁之問準確定性


【案情背景】
2009年1月13日，被告人黃某聽“陶陶” (在逃)說其老虎機又被搶，遂與“陶陶”、譚某、“歡歡”(均在逃)等六人一起駕乘面包車尋找搶老虎機的人。經搜尋、跟蹤后，“陶陶”等人確認周某、施某、林某、朱某是搶老虎機的人，遂在民聯村路段攔截下周某、施某、林某、朱某所駕乘的面包車，砸毀車窗玻璃并毆打、砍傷上述四人，其中周某右肩胛骨骨折構成輕傷，施某、林某、朱某均構成輕微傷。而后，被告人黃某等人將該四人強行挾持上自己所駕乘的面包車帶至新老周村一棋牌室內，以周某、施某等人搶其老虎機為由，要求他們退還老虎機和老虎機里的硬幣，并向四人索要“賠償費”2萬元。當晚20時許，被告人黃某等人將施某、林某扣為人質，將傷情較重的周某、朱某放回，限定三個小時內拿錢贖人，并開車押著施、林二人換了地方。之后， “陶陶”、黃某等人多次叫施、林二人打電話給周、朱催要錢款贖人，并威脅不拿錢將對施、林二人下手。之后，被告人黃某等人見周某、朱某未在限定時間內拿錢來贖人，又多次叫施、林二人打電話給施某的表哥張某，并提出老虎機和老虎機里的錢不要了，令張某拿3萬元錢贖人。次日凌晨2時許，被告人黃某等人釋放林某向張某取錢來贖施某。其間，“陶陶”、黃某等人多次打電話給張某，并對施某實施毆打催促張某盡快拿錢贖人。張某向公安機關報警后，14日7時許公安人員在五里牌村渡駕路上將正持匕首押解施某前來取錢的被告人黃某抓獲，并當場解救施某。
【實際結果】
某區檢察院以黃某犯綁架罪向法院提起公訴。某區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黃某伙同他人，以被害人搶其老虎機要求退還老虎機并賠償損失為由，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其行為構成非法拘禁罪，判處黃某有期徒刑2年3個月。一審判決后檢察院認為本案定性有爭議，但未提出抗訴。
【控方觀點】
檢察院認為，被告人黃某等人構成綁架罪。理由是：被告人黃某等人采用暴力將施某、林某劫持作為人質，以不拿錢贖人就“做掉”人質相要挾向其朋友周某、朱某及親友勒索人民幣2萬元，其行為符合綁架勒贖的特征。至于黃某等人在將四被害人劫持上自己的面包車之前，伙同“陶陶”等人持刀將被害人砍傷，并導致一人輕傷、三人輕微傷的后果，宜作為綁架罪中的一個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法院觀點】
法院認為，被告人黃某等人應當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理由是：被告人黃某等人出于本方老虎機被搶的原因，經搜尋、跟蹤后，確認周某、施某、林某、朱某系搶老虎機的人，遂對四被害人進行攔截、毆打、刀砍、挾持，并提出退還老虎機并賠償損失的要求，然后釋放周、朱二人繼續扣押施、林二人，之后又釋放林某，其間多次要求對方取款贖人，否則要對被扣押人下手，在拿錢未果的情況下還毆打被扣押人施某，該非法拘禁被害人及強令對方取款贖人的行為系“事出有因”，不同于以勒索財物為目的而綁架他人的行為，不符合綁架罪構成要件。被告人黃某等人在非法拘禁被害人過程中具有毆打情節，依法應當以非法拘禁罪從重處罰。
【評析意見】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被害人有過錯的刑事案件，其中被害人搶老虎機的行為本身涉嫌搶劫或尋釁滋事犯罪，而被告人一方正是利用被害人一方不敢走正當法律途徑尋求救濟的心理，以暴制暴并大肆向其勒索財物。對于這類“事出有因”的扣押人質強索財物案件如何定性，實踐中分歧比較大，不同的定性在量刑上有天壤之別。本案審理時，《刑法修正案(七)》已經施行，按照控方指控，被告人黃某構成綁架罪既遂，且不屬于情節較輕的范疇，應當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法院認定構成非法拘禁罪，考慮黃某犯罪時未滿18周歲，系累犯，最終判處有期徒刑2年3個月。我們認為，本案在事實認定方面檢法兩家并沒有太大的分歧，之所以出現定性上的分歧，主要在以下三方面認識不同：一是《刑法》第238條第3款“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處罰”中的“債務”如何理解；二是勒索財物的理由即被害人的過錯在多大程度上阻卻行為人的違法性；三是在劫持上車之前被告人砍傷被害人的行為如何評價。
一、索債型非法拘禁罪中的“債務”是否僅限于合法債務
從法理上講法律不應保護非法債務，故一般而言，非法拘禁罪中的“債務”應理解為合法債務。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7月13日公布的《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中明確指出，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處罰。此司法解釋主要是考慮到盡管行為人非法拘禁他人的目的是為了索取非法債務，但畢竟“事出有因”，與那些典型的、無緣無故地綁架他人勒索財物的行為有所不同，定非法拘禁罪更能體現罪刑相適應原則。本案最終法院定性為非法拘禁，在解釋其判決理由時也把本案“事出有因”作為裁判的主要依據。
我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該司法解釋主要從犯罪動機和目的上對“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做了社會危害性方面的評價，認為確屬出于索債目的而非法拘禁他人的，哪怕是出于索取非法債務的目的，在法律評價上也應該區別于綁架罪這樣的重罪。但是我們并不能由此解讀出所有為索取非法債務而控制他人的行為，都應當認定為非法拘禁，也不能因“事出有因”就忽略案件中的其他客觀事實。在區分勒索型綁架罪與索債型拘禁罪時，我們仍應當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重點把握以下兩點：
第一，行為人控制被害人是否基于確實存在的債權債務關系，至于這種債權債務是否合法另當別論。如果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債務關系，而是行為人臆造或強加的所謂“債務”，那自然從一開始就不能按照非法拘禁定性。第二，行為人控制被害人，主觀上是否確為追索債務，也就是說其索財行為是否僅針對所謂的債務本身，而沒有超出這一范圍。如果行為人以索取債務為借口，出于勒索錢財或者出于其他不法意圖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其行為性質顯然已經發生了變化，即使存在債權債務關系，也應定綁架罪。
二、被害人過錯在前的“事出有因”情形能否阻卻行為人的違法性
換言之，被害人的過錯能否成為被告人向其勒索財物的理由而不受到法律的否定評價?控方認為，被害人雖然承認在不同地點多次搶過小店里的老虎機，而被告人方確實被搶過放在小店里的老虎機，但是并不能確定被害人所搶的老虎機就是被告人所放。案發當天即使被害人搶了被告人的老虎機，頂多將所搶的老虎機及里面的硬幣還給被告人，因此被告人要求被害人方“退還12臺老虎機并賠償損失2萬元”完全是借機勒索，應當作出刑法意義上的評價。法院則認為，四被害人搶被告人的老虎機在先，被告人基于該事實要求被害人退還老虎機以及老虎機里的硬幣并賠償損失是合理的，因此在判決時未對索要2萬元的賠償作出刑法意義上的單獨評價，而是把這2萬元的賠償一并作為索債型非法拘禁犯罪中的“債務”對待，并且進一步認為該“債務”即便不合法，被告人拘禁被害人的行為也是“事出有因”，應當認定為非法拘禁。
本案中，被告人在小店中置放賭博機，本身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被害人搶這些放在小店里的賭博機和硬幣也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并不就此在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間產生法律意義上的“賠償債權債務關系”，那么被告人也就不存在向被害人索要“債務”的權利�！叭魏稳硕疾坏脧淖约旱腻e誤行為中獲利”是一句著名的法律格言，該格言運用在刑事領域里，意味著行為人不能從自己的違法犯罪行為中受益。也就是說，被害人的過錯甚至違法犯罪行為可以適當降低被告人的罪過程度，但不能成為阻卻其行為違法性的理由。如果在法律上認可被告人可以向被害人索要所謂的“損失”，那么就間接承認了被告人置放賭博機行為的合法性，而這顯然違背法律精神。我們在對某種行為作出法律評價的時候，實際上也向相關當事人以及社會公眾傳遞了該行為可為還是不可為的信號，從這個意義上講，類似本案的所謂的索財借口都不應該被視為認定非法拘禁的理由。被告人實際被被害人所搶的老虎機可能不值1萬元，但在無法判斷被告人被搶老虎機的價值的情況下，控方就低認定勒贖的數額為2萬元是比較合適的。
三、在劫持上車之前被告人砍傷被害人的行為如何評價
控方認為被告人主觀故意比較含糊，在客觀方面表現為暴力打砸致車損人傷，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而被劫持上車，可以視為綁架行為的暴力手段，為勒索財物目的服務，宜整案認定為綁架罪，不再單獨評價。法院則把該砍傷被害人的行為與之后毆打被害人的行為合并，認為是非法拘禁中的毆打情節，予以從重處罰。
我們認為，法院的觀點值得商榷。理由如下：首先，該砸車砍人的行為發生在將被害人劫持上被告人的面包車之前，目的在于威懾被害人并將被害人實際置于被告人的控制之下，這更接近于綁架他人的行為表現，而區別于非法拘禁犯罪中的輕微暴力行為。其次，從案情發展的角度看，該砸車砍人的行為有別于在看管、控制被害人過程中實施的毆打行為。關于如何區分綁架行為和非法拘禁行為，日本刑法學家大谷實指出：綁架，只要將被綁架者置于自己或第三人的實力支配下就夠了，將他人限制在一定場所的場合，不是綁架而是監禁。①日本刑法中的監禁相當于我國刑法中的非法拘禁，大谷實的觀點可以理解為綁架是原因行為，拘禁是結果狀態。因此從這個角度理解，綁架行為往往包含非法控制人質自由的要素，但很難說非法拘禁則包含綁架行為，否則就難以解釋綁架罪和非法拘禁罪在法定刑上差異如此之大。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認為，被告人黃某等人以被害人搶其賭博機為由對被害人實施暴力后控制住，又將其中二被害人周某、朱某釋放以另外兩被害人施某、林某作為人質，以不在規定時間內拿錢贖人就“做掉”人質相要挾向周某、朱某勒索人民幣2萬元，后在周、朱傷重住院治療索財未果的情況下，又讓施、林二人打電話給施某的表哥張某，提高贖金至3萬元，之后又釋放林某去拿贖金，并在與張某數次通話過程中毆打施某，以施某的慘叫聲要挾以盡快獲得贖金，上述客觀表現足以反映出被告人有以人質安危相要挾勒索贖金的主觀故意，其行為完全符合綁架勒贖的特征。
就本案的定性，實際還涉及綁架罪與搶劫罪的辨析，認為構成搶劫罪的理由有，被放回取錢贖人的周某和朱某不應視為被勒贖的第三人，該二人和施某、林某一樣同屬于被搶的當事人，全案應視為人質型的搶劫。我們認為，人質型搶劫的顯著特征是兩個“當場”，本案無疑符合“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但卻不屬于“當場劫取財物”。搶劫罪的暴力或脅迫及于被害人本人，并不影響到第三人的自決權，第三人無需在滿足犯罪人的非法要求和解救人質之間作出艱難的選擇。人質型的搶劫之所以被視為當場取財而構成搶劫，主要是被扣押的被害人仍然受到暴力和脅迫的直接威脅，除了給錢被害人別無選擇。但在人質被釋放而且沒有被告人看管、監視的情況下，被害人現實的人身危險性就消失了，換言之，此時被告人憑什么相信周、朱二人被釋放后還能乖乖把錢拿來交給被告人?這是構成搶劫罪的觀點無法解釋的。實際上，被告人釋放周、朱二人并令二人拿錢來贖兩個被扣為人質的同伙，是考慮了周、朱是被扣為人質的施、林的利害關系人或者朋友，利用其對人質安危的擔憂而實現勒索贖金的目的，這恰恰是勒索型綁架罪的顯著特征�？梢哉f，從被告人釋放周、朱二人時起，該二人就從人質變成了被勒索的第三人，在這一點上，我們贊同控方的觀點。
另外，從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來看，法院將本案認定為非法拘禁罪不妥。首先，從社會危害性角度看處刑明顯偏輕，罪刑不相稱；其次，認定非法拘禁罪的理由中所透露出來的觀點有誤導公眾價值取向之嫌；最后，無法達到刑罰預防犯罪的目的，不僅被告人會從較輕的處刑中感到僥幸，難以達到預防其再次犯罪的目的，而且社會公眾也誤以為此類行為處罰較輕，難以達到一般預防的效果。
【法律索引】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條【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具有毆打、侮辱情節的，從重處罰。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為索取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
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犯前三款罪的，依照前三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第二百三十九條【綁架罪】以勒索財物為目的綁架他人的，或者綁架他人作為人質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以勒索財物為目的偷盜嬰幼兒的，依照前兩款的規定處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為索取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的解釋》(2000年7月19日)：
為了正確適用刑法，現就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拘禁他人行為如何定罪問題解釋如下：
行為人為索取高利貸、賭債等法律不予保護的債務，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撰稿人：秦春波)


摘自：張利兆 主編 《公訴案件控審觀點分歧辨析.7/公訴實戰技能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