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的品格


在訪問一些美國人并研究美國的法律過程中，我發現美國人賦予律師以權威，讓這些人在政府中發揮影響，這是防止濫用民主的最有力的保障。對法律做過特別研究的人們，往往因循舊制，偏愛規范，本能地重視觀念之間的規律聯系，這使他們自然而然地非常仇視革命的精神和不經反省的激情。
律師在研習過程中獲得的專門知識，確保他們從事社會上獨立的行業，構成知識分子中的特權階層。優越感不斷提醒他們：自己是一門尚未普及而又不可缺少的科學的大師，經常充當公民間的仲裁人；而卓有成效地引導訴訟各方盲目激情的能力，又使他們對于公眾的判斷懷有一種蔑視。不僅如此，他們還自然地形成一個團體，不是基于相互了解或者共同奮斗的協議，而是基于他們相同的專業和一致的方法，就像共同的利益可以凝聚共同的努力一樣。
律師的性格之中有貴族的部分品味和習性。他們與貴族一樣，對秩序和規范有著本能的熱愛，對公眾的行動極為反感，對民治的政府有著諱莫如深的輕蔑。律師的這些本性無可抗拒地支配著他們，他們也像基他人一樣，受個人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的驅使。
在某一社會狀態下，律師在政治上如若不能獲得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享有的地位，我可以肯定，他們一定會成為革命的急先鋒。
我傾向于相信，一位君王總能使律師成為自己權力最有力的工具。律師與行政權的契合，遠過于他們與人民的契合，盡管他們經常幫助推翻行政權；同樣，貴族與君王的契合，遠過于他們與人民的契合，盡管這些社會的高層階級經常聯合下層階級共同反對君權。
律師熱衷于公共秩序甚于其他任何事物，而公共秩序的最佳保障是權威；也不應忘記，即使他們褒揚自由，一般而言，他們更加珍重法制；他們害怕暴政不如害怕專權。而且，如果立法剝奪人們的獨立自由，律師們便不會有什么不滿。
因此我確信，君王面對日益迫近的民主，如果企圖損害王國的司法權，削弱律師的政治影響，終將鑄成大錯，喪失權威的實質而徒有其表。君王應明智地讓律師加入政府，也許會發現，政府專制在律師手中有了正義和法律的外貌。
民主政府有利于律師的政治權力。如果將富人、貴族和君王趕出政府，律師將憑他們本身的能力總攬大權，因為他們的知識和敏銳非一般民眾所及，所以他們是民眾的選擇。律師受品味引導而傾向貴族和君王，但又被利益左右而與民眾有密切聯系。他們喜歡民主政府，卻沒有沾染它的偏癖，承襲它的弱點，卻能從中汲取雙倍的權威。
民主政體下的人民信任律師，因為人民知道律師的利益在于為公益服務；人民聽從律師而不氣惱，因為人民知道律師不會有邪惡的主張。律師根本不打算推翻民主政府，但卻不斷設法以非民主的手段使民主偏離固有的方向。律師從出身和利益方面說屬于人民，而從習慣和品味方面說則屬于貴族，他們可以被看作聯系人民和貴族兩大階級的中間環節。
律師職業是唯一能夠以非暴力方式與民主的自然因素結合的貴族因素，并且，這種結合有益而恒久。我并未忽視律師固有的缺點，但民主原則如若不與律師的持重相結合，我懷疑民主制度能否長治久安；而且，如果律師對公共事務的影響不隨人民權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不相信一個共和國能夠有望存在下去。
律師常有的這種貴族氣質，在美國和英國比在其他國家表現得更加明顯，這不是因為英美兩國律師的法律研習，而是緣于法律的性質及法律解釋者在這兩國所處的地位。英美人保持著判例法，不斷基于先例來尋求法庭意見和法庭裁決。在英美律師的心目中，對古老東西的嗜好和崇敬，幾乎總是與對規制和法律程序的熱愛結合起來。
這種稟性對律師的品格和社會的動向還有另一種影響。英美律師調查案件既成的事實，法國律師探詢案件應有的面目；前者注重創制先例，后者注重判決理由。法國人會驚訝地聽到，英美律師多么經常地引述他人的意見，而少有自己的見解，在法國，情況則正好相反。在英美，即使是最小的訴訟，如果沒有引證一整套法學思想就無法進行，為了從法庭判決那里贏得一小塊土地，不惜討論法律的基本原則。這種對自己意見的克制和對祖先觀點的依從，是英美律師中常見的，思想的盲從必然使英美比法國更加膽怯和保守。
法國的法典往往難以理解，但人人都可閱讀，相對地，對外行人而言，再沒有比判例法更晦澀和陌生了。在英美，法律援助絕對必要，律師能力的高水準使他們日益脫離人民，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階級。法國律師僅僅是精通本國法律的人，而英美律師卻像埃及祭司一樣，是一種玄奧科學的唯一詮釋者。
在美國，既沒有貴族也沒有文士，并且人民不信任富人，因而律師自然構成了社會政治上的最高層和最有教養的部分。因此，他們無所進取，為自己愛好秩序的本性增添了保守的志趣。如果有人問我美國的貴族在哪里，我將毫不猶豫地回答，他們不在富人中間，因為沒有把富人團結起來的共同紐帶，美國的貴族占據著法官的席位，從事著律師的職業。
我越是反思美國發生的一切，就越是承認，律師作為一個整體，如果不能算是平衡民主的唯一力量，也是平衡民主的最強力量。在美國，不難發現律師因其品質甚至缺點，而適于中和平民政府固有的弊端。當美國人陶醉于激情或者因狂熱的念頭而得意忘形的時候，他們會被法律專家幾乎無形的影響所約束和阻止。法律專家們秘密地用自身的貴族習性對抗國家的民主本能，以對古老事物的崇敬對抗民主所鐘愛的創新，用拘謹的觀點對抗民主的好大喜功，以習慣性的沉穩對抗民主的熱切狂躁。
法律習性的影響超過了我已經確切指出的范圍。美國幾乎所有的政治問題遲早都要訴諸司法解決，因而所有的黨派在日常論戰中都要借用司法程序特有的思想以至語言。由于大部分公職人員都是或者曾是律師，他們便將職業的習慣和技巧引入公務管理活動。陪審團制又將這一習慣擴展到所有階層，這樣，司法的語言幾乎成為大眾的話語。產生于學院和法院的法律精神逐漸透出院墻，滲入社會的內部，直至社會的底層，全體人民最終都沾染了司法官員的習慣和品味。美國的律師形成一個黨派，這并不可怕，但卻難以察覺。這個黨派沒有自己的標志，極其靈活地應對時代的需要，不加抵抗地順應社會的所有運動。于是，這個黨派擴展到整個社會，滲透到所有階層，在不知不覺中作用于國家，最終按照自己的目的塑造國家。
★托克維爾描述的律師具有下列品質：偏愛形式主義，厭惡專制權力，傾向保守主義，蔑視大眾判斷。這些都是法律教育過程中形成的。有觀點認為，委托人軟弱無力并受律師控制。而實際上，這一想法忽視了一個事實：多數委托人都不是工人階級，而主要是中產階級和社會上層的個人或組織。律師只是把委托人的怨苦轉譯為其他語匯，但這種轉譯不是為了壓制委托人的期望和利益，而僅僅是將其訴求轉化為維持中、上層價值觀和利益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詮釋。這樣，國家、階級和委托人的利益便吻合了。



摘自：(美)德恩理科 鄧子濱 編著《法的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