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談的頭骨們


人們開始看到，要想構成一場完美的謀殺，除了殺人的和被殺的兩個傻瓜，一把刀，一個錢包，一條黑暗的街巷之外，還有更多的元素。計謀，紳士們，集會，光與影，詩歌，感情，現在都成為謀殺發生時不或缺的動機和企圖。

——托馬斯·德·昆西：《論謀殺》


阿瑟·柯南道爾爵士最著名的短篇小說里，有一篇叫做《柯雷布的實踐》( Crabbe's practice)，講述一名年輕的醫生為了在事業上站穩腳跟、獲得更多病人而不擇手段。為了給他的學術成果增光添彩，他在一本醫學專刊上發表了一篇博大精深的論文，文章起了個很唬人的標題叫做《Discopherous骨在鴨子腹內的有趣成長過程》。后來他向一個朋友坦言，那篇論文是編造的。這位年輕醫生某次吃烤鴨的時候，在鴨肚子里發現了一塊象牙多米諾骨牌。他就把這件事改編成了學術研究論文。Discopherous是希臘文，就是“圓方位”的意思，用在這里是指骨牌上的環狀點。
柯南道爾本人也是醫生，知道自己在說什么。任何在科學領域工作的人，都能理解在職業生涯早期的那種灰心喪氣和躊躇滿志。當我們回憶過去那些艱難困苦的日子時，很少有人不會暗自發抖，隨后又頓感安慰，因為一切都已過去了。少得可憐的薪水和拮據的財政；徹夜的苦讀，與瞌睡的斗爭；一個接一個的可怕考試；一錘定音的博士論文答辯；大學生活中防不勝防的那些別人的惡意嫉妒；在發表文章一獲得教職一得到業內肯定……的道路上那無休止的掙扎——所有這些苦惱在學術界都眾所周知，有些人為此被逼成瘋子，甚至自殺。有些人是這樣，但我不是。
早年間在得州殯儀館的救護車副駕駛座上的那些經歷，向我揭示了生活的另一個層面，那是書本無法傳授的。那些苦難的場面給予我一定的心理平衡，同時還讓我保留了勇氣，使我日后能夠用它來應付大學生活里遇到的各種考驗。當你目睹過尸體在熊熊大火中被燒成焦炭，或者被滿載的一卡車磚塊壓碎成一灘爛泥，或者被飛機墜毀的恐怖力量剝離開骨架而僅剩皮肉，那么學業帶來的困難和痛苦根本嚇不倒你。你告訴自己“還有比這更糟的”。而如果你所指的“更糟的”事情，是高速公路旁的渠溝里已經死去12小時的尸體，你就知道自己所言非虛。
我第一次被要求給出關于頭骨的專業意見，是在研究生期間，當時我還在湯姆·麥肯的實驗室里工作。那是我人生的“分水嶺”，因為那是麥肯頭一回幾乎（我不能說完全）平等地把我當成他的同事，并且重視我的獨立判斷。
那天早晨我到實驗室后，麥肯給我看了一個頭蓋骨，也就是沒有下頜骨的頭骨。它在奧斯汀附近的查維斯河里被發現的時候，有一根漁線系在顴弓，也就是頰骨的地方。漁線的另一頭系在一塊大石頭上。
我拿起那塊還有些潮濕的頭蓋骨，注意力立即被它的上腭吸引了。那塊上腭的形狀尤其讓我印象深刻。在我眼前，它因為與眾不同而顯得格外突出。我盯著它，心生疑竇。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顯然麥肯會通過我的回答來評價我。而我更大的不安是，我要給他一個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太可能的答案。最后，我鼓起所有的勇氣說：“我認為它是蒙古人種，有可能是日本人。”我說。麥肯打量我很久，最后他說：“我也這么認為。”但我油然而生的得意之情很快就被麥肯潑了一盆涼水。他接著開始指出所有其他被我忽略的問題。憑著一個真正的法醫人類學大師的專業素質，他將那些我視而不見的細節一一揭示出來。在這種時候麥肯真的是光彩照人，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些醍醐灌頂的時刻，他好像真的在讓頭骨說話。我沒有注意到有一些牙齒是被膠水粘在牙床上的；沒有注意到顱骨外側有灼傷的痕跡；我也沒有注意到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這塊頭骨被一根漁線緊緊地拴在顴弓的部分，這說明，當它被扔到河里的時候，已經是干燥的，上面也沒有附著皮肉。麥肯指出所有細節之后，答案就很清楚了。我們面前這塊頭骨 ，幾乎可以肯定是一件“二戰”紀念品，是被某個士兵從太平洋戰場帶回來的。灼傷發生在戰場上，也許是因為燃燒彈或者是飛機失事的烈火。牙齒因為骨頭的干燥而脫落，然后又被粘了回去。最后，或許這個士兵也為自己這種變態的愛好感到惡心了，或許他已經去世，他的后人想把這件東西處理掉。但是怎么處理呢？放在車庫里可能會被發現，燒掉又太麻煩，埋掉也并不省事而且還會留下痕跡。最好是扔到湖里！保險起見，再拴上一塊石頭！就這樣，這塊頭骨被拋向水面，伴隨著氣泡沉入查維斯湖的底部，再被發現純屬偶然。
我敢肯定，如今在日本的某個地方，會有一家人很想知道半個世紀前離家參戰的那個叔叔，那個父親，那個杳無音信的親人的下落。但是，他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而這個頭骨的日本主人，又怎么會想到，經歷了太平洋上壯闊而殘酷的戰爭之后，曾經承載著他腦中夢想的這塊骨頭殼，最終的命運是被綁在一塊石頭上，沉人美國境內的某個冰涼的湖底，然后又被打撈起來，放在得州大學明亮的實驗臺上？
電視劇《法醫昆西》給我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和愉悅。當人們得知我是法醫骨骼學家時，通常他們的第一反應常常是“哦，就像昆西？”昆西是一個職業生涯中充滿了一連串戲劇性的成功的法醫。他吉星高照，經常能在幾小時或者幾天之內解決案子。如果昆西遇到了麻煩，他就會給實驗室里超級聰明的助手山姆打電話，山姆會在幾秒鐘之內把答案告訴他。山姆啊！我是多么羨慕昆西有個忠實而永不出錯的山姆！如果能有個山姆那樣的助手，我們也會像啟明星一樣閃耀的！有一集電視劇里，昆西和山姆居然通過檢查股骨就判斷出了尸體的頭發顏色——科學上這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后來在全美法醫學會的一次研討會上，我們一群法醫人類學家把這集電視劇的技術顧問圍住了。關于頭發顏色這集，他被我們尖刻的問題逼到無路可退，最后終于承認，為了“使劇情向前推進”他運用了“戲劇化”的手法。
我不是昆西。法醫病理學家和法醫人類學家的區別很簡單。病理學家有醫學學位，他們是接受過病理學臨床訓練的。如果幸運的話，他們也會接受一些有關法律程序的培訓。佛羅里達州所有的驗尸體的頭發顏色——科學上這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后來在全美法醫學會的一次研討會上，我們一群法醫人類學家把這集電視劇的技術顧問圍住了。關于頭發顏色這集，他被我們尖刻的問題逼到無路可退，最后終于承認，為了“使劇情向前推進”他運用了“戲劇化”的手法。
我不是昆西。法醫病理學家和法醫人類學家的區別很簡單。病理學家有醫學學位，他們是接受過病理學臨床訓練的。如果幸運的話，他們也會接受一些有關法律程序的培訓。佛羅里達州所有的驗尸官都是擁有醫學學位的法醫病理學家。在某些州縣，他們也同時擔任死因裁判官，依法判定死亡原因。但是在其他地方，死因裁判官可能沒有任何醫學背景；他可能只是當地一個誠實而敏銳的人。我知道的死因裁判官里有加油站老板，有殯儀館經理，甚至還有家具商。為什么會有家具商？因為早年間，他們的店里還經營著棺材買賣。
盡管在大學里修讀過人類學課程，擁有博士學位，但法醫人類學家并不是醫學博士。我們的主攻方向是人類的骨骼系統，研究骨骼在人的一生中的變化，跨越多個年代的變化，以及在世界不同地區的變化。我們的學科是體質人類學，或者現在稱為生物人類學的一部分，后者的范圍更為廣闊，研究整個人體及其所有變化。我的專業——體質人類學，又區別于其他領域，如文化人類學或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家是那些出去探訪和研究異國部族的人，“在山野的部落間飄來飄去”，就像詩人魯德雅德·吉卜林形容的那樣。考古學家則在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山脊和洞穴里，尋找古代和近代人們使用過的工具和其他證明他們存在過的證據。
我的專業領域是人類的骨骼。雖然很多病理學家堅持在驗尸的時候自己進行骨骼檢查，但是我可以自信地說，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一個法醫人類學家，比如我，都會在病理學家的發現之外再添加很多有用的信息。我曾經在聽證會上讓病理學家面對骷髏骨架由衷地慨嘆：“呃，我還真不習慣看這些沒有肉的東西。”

摘自：《與骸骨交談：我希望每一個案件都有答案》；法律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書為美國著名法醫人類學家威廉姆.R.美普斯博士自傳暨案例集，就其法醫生涯中最奇異、最引人興趣的16大主題展開，講述了作者在法醫科學道路上的探索歷程，介紹了在美國有重大影響的十幾起刑事案件以及西班牙遠征者、美國前總統泰勒、英國“象人”、俄國末代沙皇家族等歷史迷案。
《紐約時報》的對這本書的評論寫道：“美普斯和布朗寧的作品并不是枯燥的法醫人類學臨床分析，恰恰相反，講起死者的故事來，他倆能比他們本人講得更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