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司盈余分配糾紛案件的裁判思路與裁判指引
本節以司法實踐中公司盈余分配糾紛案件為基礎，對盈余分配案件的裁判思路進行總結提煉：
1．具備股東資格是主張盈余分配權利的前提
盈余分配權利是專屬于股東的權利，司法實踐中，如果提起該項訴訟的主體并不具有公司股東資格，則其訴請無法得到法院的支持。換言之，具備股東資格是提起盈余分配權訴訟的先決條件。
一方面，在盈余分配糾紛案件中，如果被告公司對原告股東的資格提出異議，法院一般會將原告是否具備股東資格確定為庭審焦點之一。如果經過審理查明，原告不具備股東資格的，則會以原告主體不適格為由，裁定駁回原告的起訴。如在陳某與陜西燎原煤業有限責任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糾紛案中，根據燎原煤業章程的規定，原告陳某因與公司解除勞動關系，公司作出董事會決議，原價收回其權。燎原公司對陳某的股東身份并不認可，雙方對陳某的股東資格尚存在爭議。故陳某在行使股東權利之前，應先提起股東資格的確認之訴。又如在杜某霞與浚縣億圓機動車檢驗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糾紛案中，杜某霞以“選擇項目、傳送信息和前期運作費用，負責辦理所有省級證件為人股的資本條件”，不符合《公司法》規定的出資要件，遂對于其股東資格不予認可，并駁回其訴訟請求。
另一方面，隱名股東盡管是公司的實際投資者，但由于隱名股東甚至是多層次隱名股東的存在，遵循商事外觀主義原則，在隱名股東通過法律程序確認為公司正式股東前，其不能直接向公司主張余分配權利。根據《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24條第1款的規定，對于股權代持，如無《合同法第52條應當認定為無效的情形，法律認可雙方之間形成的股權代持法律關系。此時，隱名股東應基于合同相對性向顯名股東主張相應的權利。
2．貫徹無盈不分原則，盈余分配案件必須具有“可分配盈余”
公司具有可分配盈余，是股東行使盈余分配請求權的實質要件。法院對于這一實質要件的審查十分嚴格。《公司法》第3條第1款前段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如果公司不存在可分配利潤而進行分紅，則構成對公司法人財產權的侵害。同時，由于公司法人財產是對公司債權人的一般擔保，無盈而分也將造成公司責任財產的減少，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武漢公路橋梁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糾紛案中指出，有限責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潤以及分配多少利潤屬公司股東會決策權范疇。股東雖基于投資關系取得利潤分配的期待權，但能否轉化為具體的利潤分配請求權，取決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東會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潤的決議等多項條件。故在股東會作出決議之前，股東并不享有利潤分配請求權，繼而不具有相應的訴權，股東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公司向股東分配利潤缺乏法律依據。長益公司訴請華益公司支付2008年至2013年利潤，并未提交華益公司董事會相關年度決議支持其主張，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華益公司向股東分
配利潤缺乏法律依據，其訴請不屬于民事訴訟受案范圍。遂裁定駁回長益資源路橋有限公司的起訴。
(2)從保護小股東利益角度出發，對于是否存在分配盈余的股東會決議應適當從寬。
從舉證責任角度分析，原告股東提起盈余分配訴訟，應當就公司存在可分配盈余以及公司股東會作出盈余分配決議兩個方面的內容提供相關證據。相對而言，為了防止有限責任公司內部大股東利用持股優勢，對小股東形成事實上的壓迫，對于公司作出盈余分配的股東會決議，在審查上可以適當從寬。《公司法》第41條第2款規定：“股東會應當對所議事項的決定作成會議記錄，出席會議的股東應當在會議記錄上簽名。”結合《公司法》第33條關于股東知情權的規定，股東可以向公司提出請求查閱股東會會議記錄等文件資料。因此，可以合理地得出公司股東會決議及會議記錄應當由公司保存《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因此，如果原告股東能夠有初步證據證明公司已經作出分配盈余的股東會決議，就可以將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轉換由公司承擔，責令公司提供相關證據，甚至據此豁免原告的舉證責任，進而支持原告的訴請。 在徐某與江蘇牧羊集團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糾紛案中，法院從揚州市地方稅務局調取了牧羊集團作為扣繳義務人于2013年8月14日申報個稅的記錄，顯示牧羊集團的股東徐某收入7870426.2元，稅金1574085.24元，稅種為“利息、股息、紅利”。個人所得稅系以個人取得的各項應稅所得為征稅對象所征收的稅種，其前提是“取得”，即已經實際產生應納稅收入，現徐某因“利息、股息、紅利”繳納個人所得稅1574085.24元，應當已經取得應稅“利息、股息、紅利”7870426.2元，徐某所稱牧羊集團已經進行公司盈余分配的主張成立。反之，牧羊集團辯稱“扣稅系財務部門擅自決定，系工作流程錯誤”，牧羊集團作為集團公司，應當有健全的財務制度，即便出現如此明顯的工作流程錯誤，亦應及時采取補救措施，牧羊集團的這一意見顯然有違常理，且無證據予以證實，故不予采納。這起案件中，法院即是根據依法調取的申報個稅記錄，推定牧羊集團已經作出了盈余分配的股東會決議。
(3)公司決議分紅的輕微瑕疵不影響對于決議的認定。
從保護股東分配盈余的固有權利出發，即便作出分配盈余的股東會決議存在輕微瑕疵，但這種輕微瑕疵尚不足以推翻整個盈余分配決議的，法院仍可以對此決議予以認可。如在東顯有限公司訴諸城六和東方食品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權糾紛案中，法院審理后即認為，即使諸城六和東方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會決議缺乏部分董事簽字，存在董事簽字不全的問題，但公司已經按照該決議進行分紅，因此東顯公司作為六和公司股東之一同樣有權要求按照該決議進行分紅。
(4)對于股東會決議的認定遵循實質重于形式的審查標準。
司法實踐中，法院對于公司作出分配盈余的股東會決議是否必須表現為“股東會決議”的形式，一般不作強制性要求。《公司法》第41條第2款只規定股東會必須作成會議記錄，并由出席股東簽字。除此之外，法律并未對股東會決議的形式特別作出其他要求。因此，只要能夠從文義上反映符合法定表決權要求的股東通過了分配盈余的意思，就可以認定為公司通過了分配盈余的股東會決議。因此，實踐中，如果股東之間達成《備忘錄》、股東協議等文件，其中明確載明了分配盈余的意見，都可以被認定為股東會已經作出分配盈余的決定。特別是在不涉及公司外部債權人的情況下，這種“決議形式”更容易為法院所接受。究其原因，是因為分紅權利是股東的固有權利。有限責任公司屬于典型的封閉公司，小股東缺乏退出通道，因此在涉及分紅爭議時，一般應優先考慮向小股東作適當傾斜。
4．在不存在盈余分配決議的情況下，公司章程或者股東協議也可以成為
法院介入公司分紅的依據；特定情況下，法院也可以強制公司分紅
在公司未依法作出分配盈余的股東會決議的情況下，股東盈余分配權利在性質上屬于期待權。一般來說，只有當公司存在可分配盈余且已經依法作出分配盈余的股東會決議，股東盈余分配的權利才從期待權越人到現實的債權狀態，才可以向公司主張具體的盈余分配請求權，這種權利在性質上已經演變為債權請求權。但是如果有限責任公司或者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內部存在大股東惡意欺壓小股東，故意阻止盈余分配，在一定條件下，司法也可以有限度地強制介入公司盈余分配事項。《公司法司法解釋（四）》第15條規定：“股東未提交載明具體分配方案的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請求公司分配利潤的，人民法院應當駁回其訴訟請求，但違反法律規定濫用股東權利導致公司不分配利潤，給其他股東造成損失的除外。”由此可見，司法實踐的傾向是有限度地介入公司分紅政策，在符合其他股東濫用股東權利或者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存在欺詐行為導致公司不分配利潤的情況下，法院可以強制判令公司分紅。
畢竟公司是否分紅，是公司股東會的權力，是公司自治的事項，原則上應當通過召開公司股東會進行表決，法院通常不應直接介入。公司章程與股東協議作為規范公司內部法律關系的文件，在章程或者股東協議就盈余分配明確作出安排的前提下，法院也可以應小股東的訴請，以章程或者股東協議作為切入點，介入公司分紅事項，校正公司內部可能存在的股權壓迫，保障小股東的資產收益權利。如在上海錦邑實業有限公司訴上海平程房地產有限公司、湖州南潯平程房地產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糾紛案中，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即以南潯平程公司未作出盈余分配的股東會決議為由，裁定不予受理。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股東在《合作協議》中對于分紅事項已經作出約定，但在南潯公司運營過程中，股東雙方無法就分紅達成一致，依照公司內部自律機制已經不可逆轉，應以《合作協議》的約定對公司利潤進行分配，遂撤銷湖州中院的一審裁定，指令原審法院繼續審理。浙江省湖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后，在對南潯公司開發的項目進行司法會計鑒定的基礎上，判決支持錦邑公司盈余分配的訴訟請求。

摘自：《公司案件辦案策略與技巧》，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內容簡介：本書邀請辦案經驗豐富，同時對公司案件有專門研究的知名律師，歸納總結長期辦案經驗進行，提煉出辦理公司案件的策略與技巧，透徹分析典型案例，對辦案的思路、證據的準備、法律的適用、疑難問題的處理等進行全面的業務指導，為讀者了解和掌握公司案件辦理的思路和方法提供實操性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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