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人與律師交流權最初是一項證據特免權，即證人有權拒絕回答可能涉及泄露委托人與律師之間受特免權保護的秘密問題。其歷史可追溯到英國伊麗莎白一世時代。那時，該特免權源于尊重律師的誓言與榮譽，與律師保護委托人秘密的責任緊密聯系在一起，并限制在訴訟程序中免除律師證言的義務(an exemption from testimo-nial compulsion)。實際上，在1562年《偽證法》(Perjury Act)出現之前，并不存在強制證人出庭的普遍性權利，因此，也沒有建立律師一委托人特免權制度的必要。19世紀中期以前，在英國，案件的當事人本人不具有作證資格（無論為他們自己或者為對方）。為此，律師就其與委托人交流內容作證的禁令，也受當事人不能作為證人的影響。換句話說，如果委托人不能作證，就意味著他們的律師就有關交流的話題也被排除作證資格。

從特免權誕生的歷史路徑來看，人們最初習慣于親自去法庭控告或辯護，后來，隨著訴訟的多樣性以及司法程序、訴訟模式日漸正式且趨于復雜，越來越需要一些具備法律專業技能之人士出庭提供法律服務。由此，律師群體產生了。然而，那時由于當事人沒有義務在其案件中作證，也不能被強制披露僅為自己知曉的事實，所以如果他們與律師的交流可能傳給案件相對方的話，當事人就會猶豫是否要聘請專業人士以及是否可以向其吐露自己的秘密。為了鼓勵委托人聘請律師，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將當事人享有的免證特權擴及律師。

時至今日，委托人（尤其是在民事訴訟中）不僅有作證資格，而且還必須對爭訟的焦點進行證明。為此，我們不得不追問：制度基礎早已變化的特免權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事實上，盡管今日特免權運行已不再以當事人無作證資格作為基礎，但是其在保護當事人及促進司法方面的作用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特免權作為證據特權，往往只能在訴訟程序中才能主張，其適用主體、對象都受到極大限制，從而危及委托人與律師之間充分、自由的交流。最初的特免權僅僅涉及律師尋求與訴訟相關證據之交流，直到19世紀中期才擴展到所有有關法律咨詢的交流。威格摩爾認為，“支持特免權擴張的理由是法律咨詢有利于避免訴訟，如果更多的委托人在尋求訴訟之前向律師尋求法律幫助將會使社會獲得更好的服務。”頗為吊詭的是，“在早期的證據特免權之語境中，英國的高級律師(barrister)因其向法庭提交證據并出庭辯論便有權主張特免權之保護，而事務律師( solicitor)、公證人( scrivener)以及其他律師盡管實質上履行著律師職責（準備訴訟、為委托人提供咨詢、起草書狀等），卻不能主張特免權。”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僅僅將特免權視為證據特權，便無法抵制來自警察或其他行政調查人員的扣押，因為證據特權僅在訴訟程序中適用，而警察等人員的行為不是訴訟行為。同理，如果僅僅將這種保護限定在訴訟過程中，而在訴訟之前或結束后不再保護的話，委托人仍會擔心其隱私的安全性。因此，通過律師保密的倫理責任，可將委托人的隱私保護延至終生，甚至死后。另外，交流權要求阻止披露在代理過程中獲知的所有信息，無論是律師告知委托人的信息，還是委托人告知律師的信息。

“社會民主導致了一種立基于社會服務的意識形態驅動的職業主義的產生……這種意識形態強調公民因公民身份而有權享受各種服務。”從證據特免權演變為交流權，不僅從量的角度增加了法律保護的委托人與律師交流的范圍、階段，而且也通過制度性的權利保護及義務赦免，減少委托人與律師之間的芥蒂，通過充分準備案件，使訴訟階段的攻防之質得到更好保障。

摘自：《委托人與律師交流權研究》P69-71頁，法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內容簡介：《委托人與律師交流權研究》圍繞委托人與律師交流權這一訴訟過程具體權利相關問題展開，作者以構建委托人自由、安全、徹底、坦率地與律師交流溝通機制為立足點，從委托人與律師交流權的理論基礎、域外考察以及我國之現狀、問題以及完善構想等方面進行分析與思考，試圖為實現使委托人通過律師的咨詢、建議而知法、守法，從整體上節約司法成本、提升司法的品質這一目的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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