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存款債權的特殊性體現于我國刑法的明文規定之中。《刑法》第92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是指下列財產：（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資料；（二）依法歸個人、家庭所有的生產資料；（三）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的合法財產；（四）依法歸個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債券和其他財產。”從條文表述看，刑法將公民儲蓄視為公民“所有”的財產，與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其他生活資料置于同等的地位予以規定。盡管在這里使用了“所有”一詞，但并不能因此認為刑法認可了公民私人對存款的“所有權”，而應當理解為我國刑法上對于公民的存款債權給予了特殊的保護。筆者以為，刑法的任務是保護法益，而非構建財產權利歸屬的等級和秩序，因此，就財產權利的區分與體系構建應當尊重民法上的規定，這不僅是基于法秩序統一性的考慮，也是基于效率的考慮，在民法之外重新在刑法上構建新的財產權利體系，不僅浪費理論和思想資源，同時也容易導致討論上的混亂而必須不斷地重新對相關的權利進行重新定義。
由《刑法》第92條的規定衍生出來的問題在于我國刑法規定侵犯財產犯罪所要保護的法益的問題。我國刑法傳統通說認為刑法所確立的財產犯罪所保護的法益是所有權，稱為所有權說，張明楷教授曾經對此進行了批判，認為按照所有權說使得他物權以及債權都無法納入刑法的保護范圍內，顯然具有無法克服的缺陷，他指出，“根據所有權說，他物權不是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這顯然過于縮小了刑法保護的范圍，不利于發揮刑法保護法益的作用”，此外“民法上的所有權是與債權并列的，如果認為刑法只保護所有權，就意味著刑法不保護債權，這當然不符合刑事司法精神與司法實踐”，因此所有權說、本權說、法律的財產說，“都是財產關系極為簡單時代的產物，計劃經濟體制下，財產關系極為簡單，所以所有權說得以流行。然而，在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以來，財產關系日益復雜化，德日以及英美學說和判例的變化均表明財產關系的復雜化是占有說、中間說、經濟財產說得以存在乃至成為通說的原因”。進而他提出，財產犯的法益首先是財產所有權及其他本權，其次是需要通過法定程序恢復應有狀態的占有。但是傳統的所有權說實際上是根據《刑法》第91條、第92條所確定的公共財產、公民合法所有的私人財產的范圍來確定自己的保護范圍的，從該條文表述看，所謂的公民“所有的”財產要廣于當前民法上所理解的“所有權”，這是刑法上的“所有”與民法上的“所有權”之間的斷裂和脫節。張明楷教授實際上立足于民法所確定的所有權概念來指責刑法所保護的公民“所有”財產過于狹窄，因而存在一定的誤解。當然這種誤解實際上是有其歷史原因的。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建設初期，民法上關于存款的所有權存在銀行所有與存款人所有上的爭議，其中前一種觀點占據優勢地位，認為“存款是存款人在保留所有權的條件下，把使用權暫時轉讓給銀行的資金和貨幣。儲蓄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相分離的信用行為，通過契約的方式，個人把或貨幣存入銀行后，貨幣的使用權暫時讓渡給銀行，存款人仍然享有所有權”。這一觀點與當時的法律規定相一致，《民法通則》第75條第1款規定：“公民的個人財產，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儲蓄、生活用品、文物、圖書資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許公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以及其他合法財產。”1993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執行<儲蓄管理條例>的若干規定》第1條規定：“儲蓄存款是指個人所有的存入中國境內儲蓄機構的人民幣或外幣存款。”第3條強調：“國家憲法保護個人合法儲時而言，刑法對于公民合法所有的財產的規定與民法對于存款所有權的規定是一致的，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存款所有權歸屬于存款人的觀點日益妨礙了市場經濟交易的發展，因而學說和立法上轉而均接受了貨幣的占有即所有規則以及存款所有權歸屬于銀行的觀念，2007年的物權法便不再把存款列為公民所有權的對象，因此《物權法》在第64條規定了私人所有權的對象范圍，即“私人對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產工具、原材料等不動產和動產享有所有權”，其中公民儲蓄并未如<刑法》第92條那樣列入在內，而是另外在第65條規定“私人合法的儲蓄、投資及其收益受法律保護”。這是民法上對于存款的所有權歸屬問題上的轉變。
但與之相對刑法并沒有因此而修改，而是延續了20世紀90年代的觀念。這一刑法與民法上的差異導致了刑法在存款問題上說理的混淆，固執于公民對存款的所有權這一觀念上，使得理論和實踐中的討論需要不斷地回到存放在銀行內的現金實物本身。理論上，或是引進德日理論將占有解釋為“事實上的控制支配”，而認為取款行為對現金的占有轉移，因而將評價重點放在取款行為上，或是繼受了后來發展出來的法律上控制支配理諗而肯定存款名義人的占有，或是進而誤解法律上控制支配理論而認為非存款人的名義人也擁有法律上的控制支配。但是理論卻忽視了一個問題，盜竊存款債權憑證，在現今的語境下不再是侵犯存款所有權的行為，而是侵害存款債權的行為，存款債權只是對應一定的金額的銀行資金，而非對應作為被特定化的貨幣。事實上的控制支配很好地堅持了德日的刑法理論以及民法關于所有權的概念，但卻使得銀行成為這類案件的受害人，而忽視了存款人存款債權的受損。民法對于存款的所有權歸屬的變化并未影響刑法對此進行保護，只不過由刑法保護公民個人的“存款所有權”變為了刑法保護公民的存款債權。考慮到刑法條文特別強調了對公民儲蓄即存款債權的保護，將存款債權本身納入“公私財物”的范疇內并不存在解釋上的障礙。
從民法上看，存款債權是由銀行信用所擔保的，較之商業信用而言，存款債權具有最大程度的清償可能性，也就是說存款債權的信用程度是最高的，法律制度對于此種債權賦予更多的優先性考慮，在銀行破產的情況下，存款債權要優先于其他普通債權而獲得清償。從經濟學角度看，銀行的活期存款被納入廣義貨幣的計算當中。各種財產權利憑證、金融產品的產生，都促進了存款債權的流通，其流通性要大大超過普通債權。就刑法而言，刑法第92條中，將公民的存款從其他一般債權中分離出來，表明刑法上對其保護的重視。
摘自：《存款占有的解構與重建——以傳統侵犯財產犯罪的解釋為中心》P304-307頁，中國法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內容簡介：在我國刑法的實務處理和理論討論中，存款的占有至少具有四個層面的含義，即現金的事實占有、現金的法律占有、存款債權的占有以及基于存款債權的占有而產生的對現金的占有。這種多義性直接導致了存款占有歸屬認定上的不確定性，從法治國原則的角度來看這將對法安定性與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構成威脅。因此在刑法教義學上，自上，有必要討論這種多義性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德日刑法教義學傳統中對于財產犯罪基本概念的解釋；自下，則應著眼于這種多義性在現實案件處理上的必要性與妥適性。本書嘗試從清理我國刑法中涉及存款占有這一命題的具體案件出發、結合德日刑法理論和實務對于這些案件的處理討論存款的占有所具有的這種多義性在教義學解釋體系和實踐處理中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在財物概念上主張有體物概念，在占有概念上主張事實上的對物的控制支配，以這兩個概念為基點主張存款的占有應以現金的事實占有為出發點來解決實踐中所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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