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檢察院

關于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四十三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檢察院,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人民檢察院:

　　經2023年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三屆檢察委員會第一百一十三次會議決定,現將防止未成年人濫用藥物綜合司法保護案等四件案例(檢例第171—174號)作為第四十三批指導性案例(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主題)發布,供參照適用。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23年2月24日



　　防止未成年人濫用藥物綜合司法保護案

　　(檢例第171號)

　　【關鍵詞】

　　綜合履職 附條件不起訴 行政公益訴訟 濫用藥物 數字檢察

　　【要旨】

　　檢察機關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應當統籌發揮多種檢察職能,通過一體融合履職,加強未成年人綜合司法保護。對有濫用藥物問題的涉罪未成年人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時,可以細化戒癮治療措施,提升精準幫教的效果。針對個案中發現的社會治理問題,充分運用大數據分析,深挖類案線索,推動堵漏建制、源頭保護,提升“個案辦理—類案監督—系統治理”工作質效。

　　【基本案情】

　　被附條件不起訴人楊某某,男,作案時17周歲,初中文化,公司文員。

　　被附條件不起訴人李某某,男,作案時17周歲,初中文化,無業。

　　被附條件不起訴人杜某某,男,作案時16周歲,初中文化,在其父的菜場攤位幫工。

　　被附條件不起訴人何某某,男,作案時17周歲,小學文化,無業。

　　被告人郭某某,男,作案時17周歲,初中文化,休學。

　　被告人張某某,男,作案時16周歲,初中文化,無業。

　　被告人陳某某,男,作案時16周歲,初中文化,休學。

　　2019年至2020年7月,楊某某等7名未成年人在汪某等成年人(另案處理,已判刑)的糾集下,多次在浙江省湖州市某縣實施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活動。經查,楊某某、李某某長期大量服用通過網絡購買的氫溴酸右美沙芬(以下簡稱“右美沙芬”),形成一定程度的藥物依賴。“右美沙芬”屬于非處方止咳藥,具有抑制神經中樞的作用,長期服用會給人帶來興奮刺激,易產生暴躁不安、沖動、醉酒樣等成癮性身體表現,易誘發暴力型犯罪或遭受侵害。該藥物具有一定的軀體耐受性,停藥后會出現胸悶、頭暈等戒斷反應。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審查起訴和附條件不起訴。2020年10月,浙江省湖州市某縣公安局將楊某某等7名未成年人分別以涉嫌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罪移送審查起訴,某縣人民檢察院受理后,及時啟動社會調查、心理測評等特別程序。經綜合評估7名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及其成長經歷、主觀惡性、悔罪表現、監護幫教條件、再犯可能性等因素,依法對楊某某、李某某、杜某某、何某某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針對楊某某、李某某的暴力行為與長期大量服用“右美沙芬”成癮相關,檢察機關將禁止濫用藥物、配合戒癮治療作為所附條件之一,引入專業醫療、心理咨詢機構對二人進行“右美沙芬”戒斷治療,并階段性評估和調整幫教措施,使二人的藥物依賴問題明顯改善。對犯罪情節嚴重的郭某某、張某某、陳某某等3人,依法提起公訴。后人民法院以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數罪并罰,判處郭某某、張某某、陳某某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三個月不等。

　　行政公益訴訟。辦案期間,某縣人民檢察院對當地近年來發生的類似刑事案件進行梳理,發現多名涉案未成年人存在“右美沙芬”濫用情況,與未成年人實施犯罪或遭受侵害存在一定關聯。在將該情況報告湖州市人民檢察院后,湖州市人民檢察院在浙江檢察大數據法律監督平臺上開展數字建模分析,匯總2020年1月起線下線上“右美沙芬”流通數據,集中篩選購買時間間隔短、頻次高、數量大的人員,并與檢察業務應用系統內的涉案未成年人信息以及公安行政違法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信息進行數據碰撞,經比對研判后發現,該市46名涉案未成年人有“右美沙芬”濫用史。

　　經初步調查,當地部分實體、網絡藥店等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等有關規定,存在部分微商無資質或者違法加價網絡銷售“右美沙芬”、部分網絡平臺未設置相關在線藥學服務渠道等問題。同時,銷售“右美沙芬”未履行用藥風險提示和指導用藥義務等情況也普遍存在。湖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作為承擔藥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部門,未依法全面履行藥品經營和流通監督管理職責,導致未成年人可以隨意購買“右美沙芬”,危害未成年人身體健康,損害社會公共利益。2021年4月,湖州市人民檢察院作為行政公益訴訟立案并開展調查取證工作,將在刑事案件中調取的涉案人員微信聊天記錄、手機交易記錄等,作為公益訴訟案件證據材料,并固定藥物來源、用藥反應、用藥群體、公益受損事實等關聯證據,證實不特定未成年人利益受到損害。

　　2021年4月25日,湖州市人民檢察院向湖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出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一是嚴格落實監測藥品銷售實名登記制度,對未成年人購藥異常情況予以管控。二是加大“右美沙芬”網絡經營流通的監管力度,依法查處非法銷售問題。三是對“右美沙芬”成癮性及安全風險開展測評,推動提升藥品管制級別。檢察建議發出后,湖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采納檢察建議,依法排查銷售記錄34112條,排查網絡銷售企業326家,梳理異常購藥記錄600余條,查處網絡違法售藥案件8起,追蹤濫用涉案藥物人員89名;建立按需銷售原則,明確醫師的用藥指導和安全提示義務;落實實名登記、分級預警等綜合治理措施。

　　促進社會治理。湖州市人民檢察院會同當地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藥學會、藥品經營企業代表圍繞未成年人濫用藥物風險防控深入研討、凝聚共識,推動湖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制發《未成年人藥物濫用風險管控實施意見(試行)》,加強對實體、網絡藥品銷售企業的監督管理,健全涉未成年人濫用藥物事件應急預警處置機制。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對湖州檢察機關辦案情況加強指導,同時建議浙江省教育廳、市場監督管理局等單位開展涉案藥物的交易監測、專項檢查、成癮性研究,自下而上推動國家層面研究調整“右美沙芬”藥物管制級別。2021年12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根據各地上報案件信息和反映情況,將“右美沙芬”口服單方制劑由非處方藥轉為處方藥管理。2022年11月,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藥品網絡銷售禁止清單(第一版)》公告,將“右美沙芬”口服單方制劑納入禁止通過網絡零售的藥品清單。

　　【指導意義】

　　(一)統籌運用多種檢察職能,推動完善一體履職、全面保護、統分有序的未檢融合履職模式,綜合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檢察機關應當充分發揮未檢業務集中統一辦理優勢,強化系統審查意識和綜合取證能力,在辦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一并審查未成年人相關公共利益等其他權益是否遭受損害。對經審查評估需要同步履行相關法律監督職責的案件,應當依法融合履職,綜合運用法律賦予的監督手段,系統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

　　(二)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監督管理規定的設定,應當以最有利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為原則,體現幫教考察的個性化、精準性和有效性。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時,應當考慮涉罪未成年人發案原因和個性需求,細化矯治教育措施。對共同犯罪的未成年人,既要考慮其共性問題,又要考慮每名涉罪未成年人的實際情況和個體特點,設置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監督管理規定和幫教措施,并督促落實。對存在濫用藥物情形的涉罪未成年人,檢察機關應當會同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監護人,要求其督促未成年人接受心理疏導和戒斷治療,并將相關情況納入監督考察范圍,提升精準幫教效果,落實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教育矯治功能,幫助涉罪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

　　(三)能動運用大數據分析,提升法律監督質效,做實訴源治理。檢察機關要綜合研判案件背后的風險因素、類案特質,主動應用數字思維,通過數字建模進行數據分析和比對,深挖藥品流通過程中的問題,系統梳理類案監督線索,精準發現案發領域治理漏洞,通過開展公益訴訟等方式實現協同治理,促進有關方面依法履職、加強監管執法,推動從頂層設計上健全制度機制,完善相關領域社會治理,實現辦案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八十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2017年修正)第二十五條第四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2020年修訂)第一百零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20年修訂)第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2019年修訂)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2019年修訂)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五十一條



　　阻斷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感染艾滋病風險綜合司法保護案

　　(檢例第172號)

　　【關鍵詞】

　　奸淫幼女 情節惡劣 認罪認罰 艾滋病暴露后預防 檢察建議

　　【要旨】

　　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在受邀介入偵查時,應當及時協同做好取證和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工作。對于遭受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性侵的未成年被害人,應當立即開展艾滋病暴露后預防并進行心理干預、司法救助,最大限度降低犯罪給其造成的危害后果和長期影響。行為人明知自己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奸淫幼女,造成艾滋病傳播重大現實風險的,應當認定為奸淫幼女“情節惡劣”。對于犯罪情節惡劣,社會危害嚴重,主觀惡性大的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即使認罪認罰也不足以從寬處罰的,依法不予從寬。發現類案風險和社會治理漏洞,應當積極推動風險防控和相關領域制度完善。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某,男,1996年8月出生,2016年6月因犯盜竊罪被刑事拘留,入所體檢時確診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年10月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2017年10月確診為艾滋病病人,但王某某一直未按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要求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療。

　　被告人王某某與被害人林某某(女,案發時13周歲)于案發前一周在奶茶店相識,被害人告訴王某某自己在某中學初一就讀,其父母均在外務工,自己跟隨奶奶生活。2020年8月25日晚,被告人王某某和朋友曹某某、被害人林某某在奶茶店玩時,王某某提出到林某某家里拿酒喝。21時許,王某某騎摩托車搭乘林某某、曹某某一同前往林某某家,到達林某某所住小區后曹某某有事離開。王某某進入林某某家后產生奸淫之意,明知林某某為初一學生,以扇耳光等暴力手段,強行與林某某發生性關系。當晚林某某報警。次日下午,王某某被抓獲歸案,但未主動向公安機關供述自己系艾滋病病人的事實。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開展保護救助。2020年,四川省某縣人民檢察院與各鎮(街道)政法委員和村(社區)治保委員建立了應急處置、線索收集、協作協同等涉未成年人保護聯動機制。2020年8月26日上午,縣公安局向縣檢察院通報有留守兒童在8月25日晚被性侵,縣檢察院通過聯動機制獲知該犯罪嫌疑人已被確診艾滋病。縣檢察院受邀介入偵查,一方面建議公安機關圍繞行為人是否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是否明知被害人系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以及被害人遭受性侵后身心狀況等情況調查取證;另一方面,啟動未成年人保護聯動應急處置機制,協同公安機關和衛生健康部門對被害人開展艾滋病暴露后預防,指導被害人服用阻斷藥物。因阻斷工作啟動及時,取得較好效果,被害人在受到侵害后進行了三次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均呈陰性。檢察機關還會同公安機關全面了解被害人家庭情況,協調鎮、村婦聯、教育行政部門開展臨時生活照料、情緒安撫、心理干預、法律援助、轉學復課、家庭教育指導工作,并對被害人開展司法救助。

　　組織不公開聽證。本案審查過程中,對于犯罪嫌疑人王某某的行為已構成強奸罪不存在爭議,但對于能否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奸淫幼女情節惡劣”存在認識分歧。為保護被害人隱私,2021年1月13日,縣檢察院組織召開不公開聽證會,聽取艾滋病防治專家、法學專家和未成年人保護單位等各方面意見。聽證員認為,犯罪嫌疑人已經確診為艾滋病病人,案發時處于發病期,其體內病毒載量高,傳染性極強,給被害人帶來了極大的感染風險。犯罪嫌疑人明知自己系艾滋病病人,性侵幼女,嚴重危及被害人身心健康,其社會危害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二項至五項規定的嚴重情形具有相當性。經評議,聽證員一致認為本案應按照“奸淫幼女情節惡劣”論處。

　　指控和證明犯罪。某縣人民檢察院根據案件事實、證據并參考聽證意見審查認為,王某某屬奸淫幼女“情節惡劣”,決定以強奸罪提起公訴,綜合王某某系累犯,以及具有進入未成年人住所、采取暴力手段、對農村留守兒童實施犯罪等司法解釋性文件規定的從嚴懲處情節,提出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量刑建議。

　　2021年2月8日,某縣人民法院依法不公開開庭審理本案。被告人王某某及其辯護人對檢察機關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證據無異議,但提出以下辯解及辯護意見:一是被告人的行為沒有造成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的后果,不應當認定為奸淫幼女情節惡劣的情形;二是被告人認罪認罰,建議從寬處理。

　　針對第一條辯解及辯護意見,公訴人答辯指出:本案適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一項情節加重,而不是第五項結果加重。本案被告人的行為應當評價為“情節惡劣”,主要理由:一是王某某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亦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嚴重危害后果,仍強行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系,無視他人的健康權和生命權,其行為主觀惡性大。二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自我保護能力更弱,是刑法特殊保護對象。本案被害人是只有13周歲的幼女,被艾滋病病人王某某性侵,有可能因感染艾滋病導致身體健康終身受害,被告人王某某的行為造成艾滋病傳播重大現實風險,犯罪性質惡劣,社會危害嚴重。三是雖然被害人目前未檢出艾滋病病毒,但危害后果的阻斷得益于司法機關和衛生健康部門的及時干預,不能因此減輕被告人的罪責。而且,由于檢測窗口期和個體差異的存在,尚不能完全排除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這種不確定性將長期影響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因此,應當認定被告人奸淫幼女“情節惡劣”。

　　針對第二條辯解及辯護意見,公訴人答辯指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被告人認罪認罰后是否從寬,由司法機關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決定。本案被告人王某某犯罪情節惡劣,社會危害嚴重,主觀惡性大。且王某某系累犯,又有采取暴力手段奸淫幼女、對農村留守兒童實施犯罪等多項從嚴懲處情節,雖然認罪認罰,但根據其犯罪事實、性質、情節和影響,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的“可以依法從寬處理”的情形。

　　處理結果。2021年2月,某縣人民法院采納檢察機關的公訴意見和量刑建議,以強奸罪判處王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判決宣告后,王某某未提出上訴,判決已生效。

　　制發檢察建議。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性侵害犯罪案件,若不能及時發現和確認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并立即開展病毒阻斷治療,將給被害人帶來感染艾滋病的極大風險。結合本案暴露出的問題,檢察機關開展了專項調查,通過調閱本縣2017年至2020年性侵案件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訊問、拘留入所體檢等相關材料,以及到衛生健康部門、公安機關走訪了解、查閱檔案、詢問相關人員、聽取意見等,查明:按照《艾滋病防治條例》的規定,公安機關對依法拘留的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應當采取相應的防治措施防止艾滋病傳播,衛生健康部門要對建檔的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進行醫學隨訪,對公安機關采取的防治措施應當予以配合。但實踐中,犯罪嫌疑人一般不會主動告知被害人和公安機關自己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公安機關主要通過拘留入所體檢才能發現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通過辦案數據分析,拘留入所體檢超過案發時間24小時的占比達85.7%,這就勢必會錯失對被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性侵的被害人開展暴露后預防的24小時黃金時間。存在此問題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安機關和衛生健康部門之間對案發后第一時間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否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缺乏有效溝通核查機制,對性侵害被害人健康權、生命權保護存在安全漏洞。某縣人民檢察院隨即向縣公安局制發檢察建議并抄送縣衛生健康局,建議完善相關信息溝通核查機制,對性侵害案件犯罪嫌疑人應當第一時間開展艾滋病信息核查,對被害人開展艾滋病暴露后預防時間一般應當在案發后24小時之內。檢察建議引起相關部門高度重視,縣檢察院會同縣公安局、衛生健康局多次進行研究磋商,三部門聯合制定《關于建立性侵害案件艾滋病信息核查制度的意見》,明確了對性侵害案件犯罪嫌疑人進行艾滋病信息核查的時間要求和方式、對被害人開展暴露后預防的用藥時間,以及持續跟蹤關愛保護未成年被害人等措施,切實預防艾滋病病毒通過性侵害等行為向被害人特別是未成年被害人傳播。

　　【指導意義】

　　(一)對于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受邀介入偵查時應當同步開展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工作。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存在發現難、取證難、危害大的特點,檢察機關在受邀介入偵查時,應當建議偵查機關圍繞犯罪嫌疑人主觀惡性、作案手段、被害人遭受侵害后身心狀況等進行全面取證。同時,建議或協同公安機關第一時間核查犯罪嫌疑人是否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確定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的,應當立即協同公安機關和衛生健康部門開展艾滋病暴露后預防,切實保護未成年被害人健康權益。檢察機關應當發揮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作用,從介入偵查階段就及時啟動心理干預、司法救助、家庭教育指導等保護救助措施,盡可能將犯罪的傷害降至最低。

　　(二)犯罪嫌疑人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奸淫幼女,造成艾滋病傳播重大現實風險的,應當認定為奸淫幼女“情節惡劣”。行為人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仍對幼女實施奸淫,放任艾滋病傳播風險的發生,客觀上極易造成被害人感染艾滋病的嚴重后果,主觀上體現出行為人對幼女健康權、生命權的極度漠視,其社會危害程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第三款第二項至六項規定的情形具有相當性,應當依法認定為奸淫幼女“情節惡劣”,適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刑罰。對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應綜合考慮案件性質、主觀惡性、具體情節、社會危害等因素,從嚴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對于犯罪性質和危害后果嚴重、犯罪手段殘忍、社會影響惡劣的,可依法不予從寬。

　　(三)辦理案件中發現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機制存在漏洞的,應當著眼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和社會公共利益維護,推動相關領域制度機制完善。對于案件中暴露出的未成年人保護重大風險隱患,檢察機關應當深入調查,針對性采取措施,促進相關制度和工作機制完善,促使職能部門更加積極有效依法履職盡責,推動形成損害修復與風險防控相結合,事前保護與事后救助相結合的未成年人綜合保護模式。艾滋病暴露后預防有時間窗口,及時發現和確定性侵犯罪嫌疑人系艾滋病人或感染者是關鍵。辦案機關同衛生健康部門之間建立順暢有效的相關信息溝通核查機制是基礎。檢察機關針對這方面存在的機制漏洞,會同相關部門建章立制、完善制度措施,有利于最大化保護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權。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20年修正)第二百三十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2020年修訂)第一百條

　　《艾滋病防治條例》(2019年修訂)第三十一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2013年施行)第二十五條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2019年施行)第五條

　　《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工作規定》(2019年施行)第十一條



　　懲治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犯罪綜合司法保護案

　　(檢例第173號)

　　【關鍵詞】

　　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 有償陪侍 情節嚴重 督促監護令 社會治理

　　【要旨】

　　對組織未成年人在KTV等娛樂場所進行有償陪侍的,檢察機關應當以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進行追訴,并可以從被組織人數、持續時間、組織手段、陪侍情節、危害后果等方面綜合認定本罪的“情節嚴重”。檢察機關應當針對案件背后的家庭監護缺失、監護不力問題開展督促監護工作,綜合評估監護履責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制發個性化督促監護令,并跟蹤落實。檢察機關應當堅持未成年人保護治罪與治理并重,針對個案發生的原因開展訴源治理。

　　【基本案情】

　　原審被告人張某,女,1986年11月出生,個體工商戶。

　　自2018年開始,張某為獲取非法利益,采用毆打、言語威脅等暴力手段,以及專人看管、“打欠條”經濟控制、扣押身份證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控制17名未成年女性在其經營的KTV內提供有償陪侍服務。張某要求未成年女性著裝暴露,提供陪酒以及讓客人摟抱等色情陪侍服務。17名未成年被害人因被組織有償陪侍而沾染吸煙、酗酒、夜不歸宿等不良習慣,其中吳某等因被組織有償陪侍而輟學,杜某某等出現性格孤僻、自暴自棄等情形。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刑事案件辦理。2019年6月27日,山東省某市公安局接群眾舉報,依法查處張某經營的KTV,7月14日張某到公安機關投案。同年11月,某市人民檢察院以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對張某提起公訴。2020年4月,某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認定張某具有自首情節,以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判處張某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十萬元。一審宣判后,張某以量刑過重為由提出上訴,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極主動繳納罰金”為由對其從輕處罰,改判張某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十萬元。

　　同級檢察機關認為二審判決對張某量刑畸輕,改判并減輕刑罰理由不當,確有錯誤,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請山東省人民檢察院抗訴。2021年2月,山東省人民檢察院依法向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開庭審理。原審被告人張某及其辯護人在再審庭審中提出本罪“情節嚴重”目前無明確規定,從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發,不應予以認定,且張某構成自首,原審判決量刑適當。省檢察院派員出庭發表意見:一是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依法應予嚴懲,本案查實的未成年陪侍人員達17名,被侵害人數眾多;二是張某自2018年開始組織未成年人進行有償陪侍活動,持續時間較長;三是張某采用毆打、言語威脅、扣押身份證、強制“打欠條”等手段,對被害人進行人身和經濟控制,要求陪侍人員穿著暴露,提供陪酒以及讓客人摟抱、摸胸等色情陪侍服務,對被害人身心健康損害嚴重;四是17名被害人因被組織有償陪侍,沾染吸煙、酗酒、夜不歸宿等不良習慣,部分未成年人出現輟學、自暴自棄、心理障礙等情況,危害后果嚴重。綜合上述情節,本案應認定為“情節嚴重”。此外,張某雖自動投案,但在投案后拒不承認其經營KTV的陪侍人員中有未成年人,在公安機關掌握其主要犯罪事實后才如實供述,依法不應認定為自首。2021年11月29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決,采納檢察機關意見,改判張某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三十萬元。

　　制發督促監護令。檢察機關辦案中發現,17名未成年被害人均存在家庭監護缺失、監護不力等問題,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甚至導致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檢察機關對涉案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家庭教育、監護人監護履責狀況等進行調查評估,針對不同的家庭問題,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監護人分別制發個性化督促監護令:針對監護人長期疏于管教,被害人沾染不良習氣及義務教育階段輟學問題,督促監護人糾正未成年被害人無心向學、沉迷網絡等不良習慣,幫助其返校入學;針對監護人教養方式不當,導致親子關系緊張問題,督促監護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改變簡單粗暴或溺愛的教養方式,提高親子溝通能力;針對被害人自護意識、能力不足的問題,督促監護人認真學習青春期性教育知識,引導孩子加強自我防護等。檢察機關還與公安機關、村委會協作聯動,通過電話回訪、實地走訪等方式推動督促監護令落實。對落實不力的監護人,檢察機關委托家庭教育指導師制定改進提升方案,并協調婦聯、關工委安排村婦聯主席、“五老”志愿者每周兩次入戶指導。通過上述措施,本案未成年被害人家庭監護中存在的問題得到明顯改善。

　　制發檢察建議。針對辦案中發現的KTV等娛樂場所違規接納未成年人問題,2020年9月,檢察機關向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市文化和旅游局等行政職能部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依法履職。收到檢察建議后,相關行政職能部門組織開展了娛樂場所無證無照經營專項整治、校園周邊文化環境治理等專項行動,重點對違規接納未成年人、未懸掛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標志等違法經營行為進行查處,共檢查各類經營場所80余家次,查處整改問題20余個,關停4家無證經營歌舞娛樂場所。針對多名被害人未完成義務教育的情形,2020年12月,檢察機關向市教育和體育局制發檢察建議,督促其履行職責,市教育和體育局組織全面排查工作,勸導78名未成年人返回課堂,完善了適齡入學兒童基礎信息共享、入學情況全面核查、輟學勸返、教師家訪全覆蓋、初中畢業生去向考核等義務教育階段“控輟保學”機制。針對本案17名被害人均來自農村,成長過程中法治教育和保護措施相對缺乏,檢察機關延伸履職,主動向市委政法委專題報告,推動將未成年人保護納入村域網格化管理體系。在市委政法委的統一領導下,檢察機關依托村級活動站建立未成年人檢察聯系點,擇優選聘915名兒童主任、村婦聯主席協助檢察機關開展法治宣傳、社會調查、督促監護、強制報告、公益訴訟線索收集等工作,共同織密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網絡。

　　【指導意義】

　　(一)準確把握組織未成年人有償陪侍行為的定罪處罰,從嚴懲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設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旨在加強未成年人保護,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娛樂場所管理條例》將以營利為目的的陪侍與賣淫嫖娼、賭博等行為并列,一并予以禁止,并規定了相應的處罰措施,明確了該行為具有妨害社會治安管理的行政違法性。處于人生成長階段的未成年人被組織從事有償陪侍服務,不僅敗壞社會風氣,危害社會治安秩序,更嚴重侵害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和身心健康,構成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罪。檢察機關辦理此類案件,可以圍繞被組織人數眾多,犯罪行為持續時間長,采用控制手段的強制程度,色情陪侍方式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情形,綜合認定為“情節嚴重”。

　　(二)聚焦案件背后的問題,統籌使用督促監護令、檢察建議等方式,以檢察司法保護促進家庭、社會、政府等保護責任落實。在辦理涉未成年人案件過程中,檢察機關應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家庭、社會等方面的問題,結合辦案對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家庭教育、監護人監護履責狀況等進行調查評估,制定個性化督促監護方案,并跟蹤落實,指導、幫助和監督監護人履行監護職責。檢察機關應當依法能動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督促相關職能部門加強管理、落實責任。檢察機關還可以加強與相關部門的協作聯動,形成整體合力,積極促進區域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完善和社會綜合治理,更好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和公共利益。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20年修正)第二百六十二條之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2018年修正)第二百五十四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2020年修訂)第七條、第一百一十八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家庭教育促進法》(2022年施行)第四十九條

　　《娛樂場所管理條例》(2020年修訂)第三條、第十四條

　　　　

　　未成年人網絡民事權益綜合司法保護案

　　(檢例第174號)

　　【關鍵詞】

　　未成年人網絡服務 支持起訴 行政公益訴訟 社會治理

　　【要旨】

　　未成年人未經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同意,因網絡高額消費行為引發糾紛提起民事訴訟并向檢察機關申請支持起訴的,檢察機關應當堅持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要求,對確有必要的,可以依法支持起訴。檢察機關應當結合辦案,綜合運用社會治理檢察建議、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等監督方式,督促、推動網絡服務提供者、相關行政主管部門細化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責任。

　　【基本案情】

　　原告程某甲,女,2005年9月出生,在校學生。

　　法定代理人程某,男,系程某甲父親。

　　法定代理人徐某,女,系程某甲母親。

　　被告上海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公司)。

　　2020年7月,程某甲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下載某公司開發運營的一款網絡游戲社交應用軟件(APP),并注冊成為其用戶,后又升級至可以進行高額消費的高級別用戶。至2021年2月,程某甲在該APP上頻繁購買虛擬幣、打賞主播,累計消費人民幣21.7萬余元。程某甲的法定代理人程某、徐某,對程某甲登錄該APP并進行高額消費的行為不予追認。

　　【檢察機關履職過程】

　　支持起訴。2021年2月,程某甲的父親程某發現女兒的網絡高額消費行為,與某公司多次協調未果后向多個相關部門求助,但問題未得到解決。程某通過電話向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與共青團上海市委員會共建的“上海市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監督平臺”尋求幫助,該平臺將線索移至公司注冊地某區人民檢察院。檢察機關受理后,立即向程某了解詳細情況。經調查核實,該APP雖然在用戶協議中載明“不滿18周歲不得自行注冊登錄”,但對用戶身份審核不嚴,致程某甲注冊為能夠進行高額消費的用戶。檢察機關向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解釋民法典、未成年人保護法和相關規定,建議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2021年3月,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某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確認程某甲與某公司的網絡服務合同無效,某公司全額返還消費款。同時,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向檢察機關申請支持起訴。檢察機關審查認為:程某甲系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未經監護人同意實施與其年齡、智力不相符合的高額網絡消費行為,其法定代理人亦明確表示對該行為不予追認,程某甲實施的消費行為無效,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返還錢款符合法律規定。本案系未成年人涉網絡案件,相較于應對該類問題經驗豐富的某公司,程某甲及其法定代理人在網絡證據收集、網絡專業知識等方面均處于弱勢,其曾采取多種形式維權,但未取得實際效果,檢察機關有必要通過支持起訴的方式,幫助程某甲依法維護權益。檢察機關指導程某甲的法定代理人收集、梳理證據,固定程某甲在該APP上的聊天、充值記錄,對注冊登錄過程、使用及消費情況進行公證。同年5月,某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檢察機關派員出庭,并結合指導程某甲收集的證據發表支持起訴意見,某公司表示認可。檢察機關積極配合人民法院開展訴訟調解工作,原、被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并經法庭確認,某公司全額返還程某甲消費款項。同時,針對程某甲父母疏于對女兒心理狀況關心,忽視對其網絡行為監管等問題,檢察機關要求程某甲父母切實履行監護責任,加強對程某甲關心關愛,引導和監督其安全、合理使用網絡。

　　制發檢察建議。在支持起訴過程中,檢察機關通過大數據摸排、實地走訪行政主管部門、法院發現,相關部門受理了大量與涉案APP有關的未成年人網絡消費投訴和立案申請,本案具有一定普遍性。該APP兼具網絡游戲和社交功能,屬于網絡服務新業態,作為該領域知名企業之一的某公司,沒有完全落實未成年人保護相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法律責任。針對該APP用戶超出本區管轄范圍的情況,某區人民檢察院及時報告,在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指導下,于2021年5月向某公司制發檢察建議,要求其全面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主體責任,按照未成年人保護法有關要求優化產品功能、強化內容管理,完善未成年用戶識別認證和保護措施。該公司成立專項整改小組,推出完善平臺實名制認證規則、提高平臺監管能力、增設未成年人申訴維權通道、升級風險防控措施、完善未成年人個人信息保護制度等六個方面的12項整改措施。

　　開展行政公益訴訟。結合本案及多起與該APP有關的涉未成年人網絡服務案件,檢察機關發現,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對網絡服務新業態的監管不到位,存在侵害不特定未成年網絡消費者合法權益的隱患。2021年6月,某區人民檢察院向區文化和旅游局執法大隊制發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要求對某公司的整改情況進行跟蹤評估,并加強本區互聯網企業監管,督促網絡服務提供者嚴格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法律規定和網絡保護措施。執法大隊完全采納檢察建議,對該公司進行約談,并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施行為契機,組織相關網絡服務提供者開展網絡“護苗行動”。

　　形成網絡保護合力。檢察機關立足法律監督職能,邀請市網絡游戲行業協會、某區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對某公司落實檢察建議內容、完善網絡服務規則和設定相應技術標準、構建“網游+社交”新業態未成年人保護標準等方面進行跟蹤評估。為進一步凈化未成年人網絡環境,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組織全市檢察機關開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專項監督,主動會商市網絡和信息管理辦公室,聯合市網絡游戲行業協會及某公司等30余家知名網絡游戲企業發起《上海市網絡游戲行業未成年人保護倡議》,明確技術標準、增設智能篩查和人工審核措施,嚴格落實未成年人網絡防沉迷、消費保護措施,強化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真實身份認證,促進建立政府監管、行業自治、企業自律、法律監督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四責協同”機制。檢察機關還聯合相關部門舉辦“未成年人網絡文明主題宣傳”“清朗e企來”等活動,通過座談交流、在線直播、拍攝公益宣傳片等方式,向全社會開展以案釋法,促進提升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意識。

　　【指導意義】

　　(一)依法能動履行支持起訴職能,保障未成年人民事權益。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通過督促、支持起訴的方式,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網絡服務合同糾紛提出支持起訴申請的,檢察機關應當堅持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要求,對支持起訴必要性進行審查。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未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責任,當事人申請符合法律規定,但存在訴訟能力較弱,采取其他方式不足以實現權利救濟等情形的典型案件,檢察機關可以依法支持起訴。檢察機關可以通過法律釋明引導、協助當事人收集證據,制發《支持起訴意見書》,還可以派員出席法庭,發表支持起訴意見,更有力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同時,檢察機關可以結合案件辦理開展以案釋法宣傳,為同類案件處理提供指引,提高當事人依法維權能力。

　　(二)以司法保護推動網絡空間訴源治理,增強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合力。檢察機關針對行政機關履行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監管職責不到位的情況,可以加強磋商聯動,以行政公益訴訟促進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行政監管落地落實。發現有的互聯網平臺存在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措施缺失、違法犯罪隱患等問題的,要依法審慎選擇履職方式,充分運用檢察建議督促企業依法經營,主動落實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主體責任。檢察機關可以加強與相關行政主管部門、行業協會的聯動,將個案辦理與類案監督、社會治理相結合,推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多方協同、齊抓共管。

　　【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1年施行)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七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2021年修正)第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2020年修訂)第六十六條、第七十四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八條、第一百零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