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衛平 ]——(2002-6-8) / 已閱47044次
作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民事訴訟法（試行）的注釋。注釋包括法條文語的平面展開、適用法條的技術性
解釋和對法律部分規定的理論說明。正如本文前述的那樣，對民事訴訟法（試行）的理論說明所依據的
理論范式是原蘇聯的民事訴訟理論。運用原蘇聯的民事訴訟理論體系來闡釋以原蘇聯民事訴訟基本模
式為參照的我國民事訴訟法是最自然和符合邏輯的。職權主義不僅體現在我國民事訴訟體制中，也同
樣貫穿于我國民事訴訟理論體系中。同時，當時相對粗放的訴訟操作和粗疏的訴訟規則也不可能強烈要
求精細的理論研究與此相適應。
社會發展之快，使民事訴訟法（試行）在頒布后僅僅幾年的時間，就凸現了該法與社會發展現實的
不適應性，并導致了1991年新民事訴訟法的制定。但新民事訴訟法的制定并沒有使這部民事訴訟法徹
底擺脫與社會發展和現實的不適應性。在新民事訴
訟法頒布后不久，審判實各界就打出了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或改進的旗幟。在來不及作充分理論準備
的情況下，便迅速地開始了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系列動作。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也成了實務界和理論
界最為關注的課題。社會發展變革不僅僅直接沖擊了現行的規范和制度，也沖擊了原有的理論和理論
構成的理念框架體系。社會諸因素尚未有突出或激烈的變異時，原有理論或理論體系的適應性隨變是
一種局部修正和填補性的，表現為一種非結構性變動的完善。在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的一段時間里，
民事訴訟理論體系與民事訴訟實際運行、社會發展現實的不協調并未顯現。但最近幾率由于民事訴訟
體制與社會發展變化的不適應，使得依附于既存訴訟體制的理論體系與此的這種不協調亦顯突出。
最突出和明顯的社會變化莫過于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變。從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體制的轉變是一種變革，標志著我國將徹底擺脫傳統計劃體制的束縛，使市場對經濟資源配置起基
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是平等的，所有制
性質的差異不會使其在經濟社會中的地位有所不同，也只有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的平等才能保證商
品交換的平等和自由競爭。在商品經濟社會，大量民事爭議是關于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爭議，因此
爭議主體之間是平等的。這種平等性也是民事訴訟質的規定性。它決定了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在民事訴
訟中的主體地位。但在過去非商品經濟的社會環境和人們相應的心理場中，這種當事人的主體地位是
很難被認識的。在傳統的民事訴訟體制下，當事人的處分權受到限制，國家的積極干預上升為民事訴訟
的基本原則。整個民事訴訟理論體系的基調就是法院的職權至上。整個民事訴訟理論體系都是為一種
職權主義的合理存在提供理性依據。
在民事訴訟基本原則理論方面，以非約束性辯論原則取代約束性辯論原則，當事人的辯論完全不
能制約裁判者。把辯論原則僅僅視為一種為裁判者提供爭議事實信息的規范。對現行辯論原則的理論
闡釋雖然要求法院充分保障當事人雙方辯論的權利，但辯論權的相對義務只停留在被虛化的保障行
為這一層面，必然導致辯論原則的非原則化和辯論程序的空洞化。實際上辯論原則的原則性在于從宏
觀和整體上界定適合于民事訴訟客觀規律的主體結構，即當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訴訟中合理地位和作
用。辯論原則的實質應當是通過對裁判者的約束來實現這種作用分配。具體表現為作為裁判所依據的
事實應當從當事人雙方在辯論程序中出現的事實中提取。否則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和辯論程序的價值無
法得到實在的體現。由于辯論程序本身在整個民事訴訟程序中具有核心和中心的地位，因此，辯論程序
的空洞化將感染整個民事訴訟程序，使民事訴訟程序虛無化。辯論原則的空洞化和非原則化還使其與
之血肉相連的處分原則也同樣喪失了它作為原則而存在的價值。在我國和原蘇聯的民事訴訟理論中，對
處分原則的認知雖然都已意識和承認當事人對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價值，但這種認識卻只停留
在當事人對訴訟程序的起始、發展和終結的作用以及訴訟法某項具體權利的支配這個方面。而沒有意
識和承認當事人對作為裁判基礎的訴訟事實的處分是當事人行使處分權的重要內容。否定當事人對訴
訟事實的處分權，必將否定當事人對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當事人對訴訟事實的處分常常與權
利的處分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事實的處分表現在當事人沒有在辯論程序中提
出的事實，裁判者就不能作為判案的依據，以某種絕對理念來看待所謂真實，反而使其走向該理念本質
要求的反面。
由于既存民事理論體系中所貫通的絕對職權主義理念，使其理論體系與社會發展的現實不協調，與
市楊經濟環境下民事訴訟的質的規定性相左。這種體系性的不協調不僅表現在民事訴訟理論的原則部
分，也突出反映在民事訴訟的基本理論板塊之中。最典型的是證據理論與現實的不協調和與民事訴訟客
觀規律的背反。在證據理論中，集中體現當事人和裁判者在民事訴訟中作用的具體制度是舉證責任制
度。我國民事訴訟理論盡管很早就提出了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的觀點，但由于沒有充分認識舉證責任
制度建立的體制條件，又受理論體系中絕對職權主義的影響，在理論認知上完全誤解了舉證責任的真
實內涵，傳統民事訴訟理論對法院獨立收集和提出證據的合理性的論證，反而使真正意義上的舉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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