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居鵬 ]——(2010-3-3) / 已閱12079次
2、本案對“司法機關”做狹義理解符合刑法謙抑精神中經濟性、節儉性的價值追求。
對犯罪嫌疑人而言，由于我國地域遼闊，難以及時判明犯罪行為人的罪行是否被異地司法機關掌握，特別是許多在逃犯往往使用化名或假身份證，如果對“司法機關”采廣義說，將會使自首的適用經常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影響刑事訴訟的正常進行，同時也會使一些犯罪嫌疑人認為“余罪”供與不供結果都一樣，從而繼續隱瞞某些犯罪事實，導致一些“余罪”不能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而且還導致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和沒有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之間的量刑沒有差異，甚至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比沒有供出“余罪”的犯罪嫌疑人的量刑還要高。這樣就可能導致犯罪嫌疑人故意隱瞞余罪，逃避司法機關的偵查，甚至孤注一擲，繼續犯罪，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這就與自首的立法目的相去甚遠了。
對國家而言，因追訴罪犯需要一定的物質支撐，尤其是偵查、起訴、審判的運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對余罪自首，則必將擴大國家的刑事成本的支出，降低辦案效率和質量，無法達到以最少的人力投入、少量的物力消耗獲取較佳的刑罰之社會效益。這顯然有悖于刑法謙抑精神中經濟性、節儉性的價值追求。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對余罪自首中“司法機關”的判斷，應結合具體的案件加以分析，采取狹義說更符合刑法的謙抑精神，即余罪自首中“司法機關”應限定在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供述時所在地的基層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為宜。本案法院對本案定性準確、量刑適當。
（李居鵬 上海市嘉華律師事務所律師，聯系電話021-2281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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