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超 ]——(2002-8-10) / 已閱29380次
首先，如前所述，法庭是體現程序正義最重要的場所，獲得完整的庭審是被告人的最大愿望，因而庭審過程不應當受到縮減。根據美國學者馬修的尊嚴價值理論，正當性法律程序的設計和運作應從不同的角度維護當事人作為人的尊嚴，使他們真正成為積極參與裁決制作過程，主動影響裁決結果的程序主體，而不是消極等待官方處理、被動承受追究的程序客體，從而具有自主地決定個人命運的選擇機會，否則，就是對他們的尊嚴的貶損，使他們受到不公正的對待。[13]而簡易審中法庭調查程序的簡化以及限制被告人辯護權的做法從本質是講就是在弱化被告人參與訴訟程序、影響裁判結果的機會與權利。
其次，完整的庭審所消耗的時間同庭審之外的時間相比是比較短暫的，我們大可不必將提高訴訟效率的著眼點放在壓縮庭審時間上。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8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公訴案件，應當在受理后一個月內宣判，至遲不得超過一個半月。而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按照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一般也就需要兩三個小時就能審理完畢，最多也只有一兩天。顯然，庭審時間同整個審理期限相比是極為有限的。看來提高訴訟效率的著眼點應從如何減少內部不必要的辦案環節以及縮短案卷周轉時間等方面切入，而不能在本不該受到壓縮的庭審方面大做文章。再者，從客觀上講，我國規定的簡易程序適用范圍過窄，我們為何不通過擴大簡易程序的范圍來提高訴訟效率呢？
最后，從刑事訴訟立法與司法實踐來看，我國刑事案件普通程序本已十分簡略，有無必要進一步簡化普通程序的確值得斟酌。眾所周知，英美法系國家刑事庭審普遍堅持交叉詢問制度，而大陸法系國家則嚴格遵循直接、言詞原則，因此，在法庭審理過程中，證人、鑒定人、被害人除個別法定情形之外都必須出庭作證，接受控辯雙方的盤問，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有利于本方而不利于對方的事實和證據，并最終達到盡可能地發現案件事實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庭審過程普遍較長。而在我國既不嚴格遵守直接言詞原則也未真正建立交叉詢問機制，證人、鑒定人出庭率又極低[14]，而且我國尚未建立證據開示制度，再加上律師沒有獨立的調查取證權，從而使辯方往往缺乏同控方分庭抗禮的資源。因此，無論是從庭審的復雜程度還是從庭審需要時間來看，我國刑事案件普通程序都已十分簡單和粗陋，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必要將普通程序作進一步簡化。
另外，如果實行簡易審，合議庭對案件形成正確判斷的時間和進度勢必隨著法庭調查、舉證和質證的程序與內容的簡化而縮短，為彌補這一缺陷，法院必然加大庭審前“實質審查”的力度[15]，從而使法官形成庭前預斷。尤其是實行簡易審離不開控辯雙方的理解、配合與支持，如果辯護律師堅持不同意適用簡易化審理，恐怕該項改革就面臨尷尬境地；如果過分強調控方的配合與支持，那么“控審緊密化”的弊端又不能不令人擔憂。
五、改革并不等于恣意造法
目前而言，我國正在進行的簡易審改革浪潮仍缺乏中央統一部署，是地方司法機關自發展開的，只要翻閱一下近期的報紙，我們不難發現，今天這個地方出臺一個“實施意見”或者明天那個地方制定一個“操作規則”的現象十分普遍[16]。我們暫且不論這些“操作規則”或者“實施意見”的內容是否合理，單就其行為本身而言也是十分不合理的和非常有害的。
首先，它違背了法治的統一性和司法的統一性原則。因為根據這兩項原則，全國各地方司法機關的刑事審判活動依據的只能是刑事訴訟法典以及相關司法解釋，而不是各地方自行制定的所謂“操作規則”或“實施意見”，更何況這些規則、意見由于各地情況不同導致其內容迥異。人們不禁要問，同是刑事審判活動難道由于地方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執法標準？難道地方司法機關有權撇開國家法律自行制定刑事審判活動的法律規范并以此作為司法活動的依據？
其次，從本質上講，目前進行的簡易審改革是一種恣意“造法行為”，若任憑這種“良性違法”發展下去，就會給我們經過長期陣痛才剛剛步入正軌的法治建設添置絆腳石。更為重要的是，擅自突破法律框架進行改革往往會培養一種根據自己的好惡決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惡習，而這種惡習又會大大抑制人們法治意識的生成，因為“在‘官本位’文化積淀深厚的文化背景下，由于執法人員的行為方式總是作為‘應當予以效仿的榜樣’直接影響著社會公眾的態度和行為，任由執法人員擅自拋棄或突破所謂的‘不合理或過時的法律’，將對社會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即各自從自己的標準判斷法律是否合理、是否過時，并據此決定該法律是否值得遵守。”[17]
最后，在法治建設初期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嚴格執行法律也許比任何人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謂“創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實踐中任何活動均應以遵守法律為前提，否則，再好的愿望也會走向其反面。因為我國憲法已明確確立了依法治國的方略，法治原則成為憲法性準則。因此，一切司法活動都應當堅定不移地遵守法律至上原則，使法律成為司法活動的唯一上司，任何沒有法律依據的“試驗”、“遍地開花”式的恣意造法都是與法治原則背道而馳的，都應當毫不留情地予以拋棄。司法機關只有嚴格執法，才能使人們真正形成對法律的合理預期，法律才會受到人們的信仰，否則，法律將會形同虛設，法律的權威性也將會受到致命打擊，到那時，建設法治國家猶如空中樓閣。
也許，有人認為“既然改革就應打破陳規，大膽地闖、大斷地嘗試”，我們認為，這用在經濟改革或許合適，但套在司法改革頭上未必對路。正如某著名律師精辟地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措施可以在局部地區、部分主體之中進行試驗性推行。司法改革則不具備這種條件。司法的統一性以至法制的統一性是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變通的原則。司法改革的進程可以是階段性的，但改革措施的實行不可能是局部性的。‘鳳陽小崗現象’不可能、也不應當出現在司法改革之中。由此可以認為，盡管司法改革需要各級司法機構的積極性，也盡管司法改革的著眼點也在司法機構本身，但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徑或時序應當是‘由上而下’，亦即從總體上設計和指定改革現行司法體制和司法制度的基本方案，并逐步推進與實施。”[18]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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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超（1973― ），男，河南信陽人，華東政法學院2000級碩士研究生，曾在《證據學論壇》、《法商研究》、《法學》、《中國刑事法雜志》、《人民檢察》、《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民法院報》等雜志發表學術論文45篇，主要研究方向為訴訟法學、司法制度。
[1] 如在天津，從開展簡化審以來，以往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一兩天的開庭時間，適用簡易審之后，大部分縮短至一小時以內，參見2001年9月24日的《檢察日報》；在北京海淀區法院，過去需要用兩三個小時才能完成的庭審，現在基本上都能在一個小時以內結束，參見2001年10月8日的《人民法院報》。
[2] [法]孟德思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版，第154頁。
[3] 近幾年來，我國司法實踐中大量出現的“隱形法律”、“隱形訴訟”或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對此可參見王超：《論隱形程序》，《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年第1期，第88-94頁。
[4] 龍宗智：《論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簡易審》，《人民檢察》2001年第11期，第7頁。
[5] 對此，有的人也許認為，按照簡易審的做法，合議庭告知權利程序在庭前準備程序中已經完成，在宣布開庭之后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但問題是《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59條、第160條已經明確規定告知權利應當在庭審過程中完成，為什么偏要違反這幾條的規定而將告知程序提到庭前準備程序之中？
[6] 陳興良主編：《刑事法判解》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449頁；龍宗智：《論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簡易審》，《人民檢察》2001年第11期，第7頁；婁銀生：《江蘇簡化刑事案件普通程序》，《人民法院報》2001年11月9日。
[7] “九二決定”是指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于1983年9月2 日通過的《關于迅速審判嚴重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該決定第1條規定：“對殺人、強奸、搶劫、爆炸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主要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民憤極大的，應當及時交付審判，可以不受刑事刑事訴訟法第110條規定的關于起訴書副本送達被告人期限以及各項傳票、通知書送達期限的限制。”
[8] 如有的從發案之日到被告人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只有短短三天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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