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禮仁 ]——(2010-8-16) / 已閱8469次
遏制“閃離” 法律豈能“躲閃”?
王禮仁
面對洶涌而至的“閃婚”乃至“玩婚”現象，我建議立法規定“結婚與離婚間隔期”和“離婚等待期”。即結婚不到一定期限(一般為一年)不得提出離婚；提出離婚需有一個月的“反省或考慮期間”。不少人認為這侵犯離婚自由。實際上，這一建議與其它離婚限制條件具有相同的性質，而且在“自由王國”的西方世界早有規定，所謂侵犯離婚自由，完全是一種誤解。
一、“離婚自由”本身就是在法定限制條件下的自由
關于“離婚自由”，在我所接觸的四十余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法或婚姻法中，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規定婚姻可以“想離就離”。所有離婚法都對離婚設置了條件。法律設置的準許離婚的條件，從反面觀察，它實際上又是限制離婚的條件。因而，離婚并不是絕對自由的，它實際上是在法定限制條件下的自由。
法律設置的離婚條件很多。僅就分居時間作為離婚的條件看，澳大利亞家庭法規定：“在應當事人的請求而進行的訴訟中，法院只有確認當事人雙方在提交解除婚姻關系的申請之前已經分居，且分居的時間不少于12個月，才可認定解除婚姻的依據成立，判決解除婚姻”。德國民法典規定：如果婚姻雙方分居未滿一年，則只在由于婚姻另一方的個人原因而使持續該婚姻對申請人而言將成為無法忍受之嚴酷狀態的情形，方可離婚；如果婚姻雙方分居一年并且雙方均申請離婚或者申請相對人同意離婚，則推定婚姻破裂；如果婚姻雙方自三年來一直分居生活，則推定婚姻破裂。同時，德國民法典還設置了 [嚴酷條款]， 即使婚姻已經破裂，在以下情形仍然不得離婚，即：如果并且在此期間，為了該婚姻所產生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存在特別的理由表明作為例外必須維持婚姻，或者如果并且在此期間，因為特殊的具體情況，對于拒絕離婚的申請相對人而言，離婚將成為如此嚴重的嚴酷狀態，以致于即使考慮申請人的利益仍然應當作為例外而維持婚姻。還有許多國家有類似規定，這里不一一列舉。
我國婚姻法規定“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可以離婚，也是諸多離婚條件中的限制條件之一。
如果說限制離婚自由，上述規定也是限制離婚自由，而且所有離婚條件（包括抽象的“夫妻感情破裂”）都是限制離婚自由，并不僅僅就是“結婚與離婚間隔期”和“離婚等待期”限制了離婚自由。
因而，要想真正解決離婚絕對自由問題，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制定一部“想離就離”的婚姻法。如果沒有這個可能，那么限制離婚自由就會自然存在。
二、“結婚與離婚間隔期”和“離婚等待期”外國早有規定
我在《婚姻訴訟前沿理論與審判實務》一書中，對世界各國的離婚制度進行比較后，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中國是世界上離婚最自由的國家”（見該書第174——178頁）。許多發達國家，包括一些被稱為“自由王國”的歐美發達國家，其離婚都沒有我國如此“自由”，其離婚條件和程序相當嚴格和復雜。其中包括結婚不到一定期限不得提出離婚；提出離婚后需要有一個等待期限，等待期限滿后，雙方仍堅持離婚、夫妻感情破裂的，才能辦理離婚。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荷蘭、墨西哥、比利時和我國香港、澳門等國家和地區都有相應的限制規定。如《法國民法典》第230條：“夫妻雙方在結婚后6個月內，不得相互同意離婚”。 英國、荷蘭、墨西哥、澳門、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則規定為1年。《英國家庭法》第7條（6）規定：“若以申請離婚為目的，則在結婚未滿1年時作出的聲明無效”。 并對符合離婚條件的，也在第7條（8）、（9）規定了“反省和考慮期間”。《澳門民法典》第 1630條：“結婚逾1年之夫妻，方能聲請兩愿離婚。”《香港婚姻訴訟條例》第12條（1）規定：“除第（2）款另有規定外，從結婚之日1年內（以下簡稱“指定期限”），不得向法院提起離婚申請”。第12條（2）規定：“如果申請人的境況非常困難，或被告人行為極端惡劣，法院在接獲請求時，可以以此為理由，批準在指定期限內提出離婚申請”。 而比利時則規定結婚2年內，不得離婚。俄羅斯聯邦家庭法典規定“在審理離婚案件時，如果夫妻一方不同意離婚，法院有權采取使夫妻和解的措施，并有權延期審理案件，同時為夫妻雙方指定不超過三個月的和解期限”。
這些立法經驗值得我們借鑒。韓國廢除“快速離婚法”后，離婚減少了四分之一。
三、設立結婚與離婚間隔期和離婚等待期具有必要性
我之所以要提出離婚間隔期和等待期的建議，主要是要治理“閃婚”等草結草離現象。
在現實社會中，草結草離的現象非常嚴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視婚姻為兒戲的“閃婚” 現象。除了我直接審理的“閃婚”案件外，全國各地發生的“閃婚”很多。如寧波一女2年內結了7次婚。 成都市武侯區600對’2009年9月9日”登記結婚的人在短短4個月，就有100多對辦理了離婚手續。 重慶市2009年5000對80后“閃婚閃離，而整個重慶市2009年的離婚率高達近30%。 北京2006年辦理離婚登記24952對，其中其中三分之一在5年內，結婚不到1年的有972對，不到1個月的52對。 還據一些地方調查統計，一年內離婚者占百分之十幾，有的高達百分之二十幾。如武漢硚口區不到1年的離婚占14.4%， 上海靜安區婚姻存在一年的由2006年的13.1%上升到2009年的21.35%。 上海楊浦區一年內離婚高達26%，一年至兩年離婚的24%。 至于“閃婚”個案則舉不勝舉。這里我只列舉有關媒體報道“閃婚”的一些標題，就可以知道，目前“閃婚”的草率程度是何等嚴重：《一年內三次結婚離婚 離離合合主角竟是同一對》；《半年分合6次婚姻豈是兒戲》；《一對青年男女一月離復婚5次》；《六天兩次離婚》；《長春一對情侶一見鐘情 7小時內決定"閃婚"》；《上海一對情侶認識13個小時就決定結婚》；《結婚到離婚 我們用了6天8小時5分鐘》；《寧波最牛夫妻“閃婚閃離” 8天離婚3次結婚2次》； 等等。而且，“閃婚”正在成為一種時尚，被更多人們所追崇。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應當對此踩一腳剎車，設一些關卡？這是我提出建議的原因之一。
同時，除了草結草離外，單純的草率離婚也很嚴重。據有關資料表明，有70％的婚是離錯了。 這個數字和比例不一定準確，但可以肯定地說，有大量的婚姻確實離錯了。2007年民進北京市委的調查報告調查了包括北京在內50多個城市400多起離婚案，其結果也是如此，有七成離婚人士心生悔意，感到離婚錯了。 杭州市民政局社會事務處2006年2月6日公布過一個數據，2005年杭州市有682對男女辦理了復婚登記，占婚姻登記人數的1.27%，比前年上升了42%，是2000年165對的4倍多，創造了杭州婚姻登記史上復婚人數的最高紀錄。 2008年杭州市共辦理結婚登記64824對，同比上升15.8%。而復婚達到1791對，比2007年1227對上升40%。 據2008中國社會藍皮書披露，北京業已成為離婚率最高的九大城市之一。2007年中國全國離婚率增長達20%。與此同時，各城市的復婚率也逐年攀升，北京更是達到17%左右。 這說明在我國草率離婚相當嚴重。 那些能夠復婚者當然是幸運者，而一些不能復婚者則就不幸了。如有的因盲目離婚要求復婚被拒絕，或者因受欺騙離婚后要求復婚被拒絕而精神失常，甚至發生暴力和兇殺案件。
草率離婚的原因很多，在我的《婚姻前沿理論與審判實務》一書中有詳細論述，限于篇幅，僅列出若干標題：1.因一氣之下，賭氣離婚。2.因未考慮成熟而倉促離婚。3.因一時之利或某些特殊目的假離婚，或者輕信一方的謊言，被騙離婚。4.因懷疑或錯誤判斷對方而錯誤離婚。5.因被婚外情中的第三者誘騙離婚或者因為第三者而一時激情離婚 。6.對再婚充滿幻想或憧憬，憑幻覺離婚。7.視婚姻為兒戲，草結草離。8.以離婚結婚為手段，玩弄女性。
那么，對如此多的草率離婚，我們是否應當給他一個冷靜思考的機會或期限，幫助他提個醒？這是我提出建議的原因之二。
四、設立結婚與離婚間隔期和離婚等待期具有合理性
（一）限制不應有的“離婚自由”具有合理性
婚姻自由與草結草離是有區別的。離婚自由的目的，是要擺脫破裂的痛苦的婚姻，提高婚姻質量。而草率離婚、任意離婚，恰恰破壞婚姻的質量，把婚姻推向了危險的境地。因而，草率離婚、任意離婚與離婚自由是背道而馳的，是對離婚自由的歪曲。
那么，限制一下草結草離的“自由”，當然完全是應當的、合理的。
實踐證明，“閃婚”并沒有什么閃光之處，多數“閃婚”都是失敗的。而在失敗的“閃婚”中，許多后遺癥并未一閃而過，有的甚至還留下終生悔恨。因為婚姻并不可能像一筆財產交易，說買就買，說賣就賣。婚姻是一種人身關系，并伴有財產關系，不可能說斷就斷，常常會糾纏不清，以致陷入訴訟，甚至釀成悲劇。如有一對夫妻結婚7天上法庭離婚，因裝修房屋折價賠償產生分歧，官司打了一年多，男方險些使用炸藥爆炸房屋。還有一對夫妻結婚不到1月鬧離婚，男方眼睛被戳瞎，留下終生殘疾。
一些人為什么會當天結婚，當天離婚；甚至一個月結婚、離婚三、四次？一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現在離婚非常簡單，沒有任何限制，可以隨結隨離，沒有必要考慮那么認真。可以說，離婚簡單導致草率結婚，草率結婚又必然滋生“短命婚姻”，加速離婚，兩者相互作用，惡性循環。如果適當增加離婚的難度，限定結婚后沒有達到一定期限不得提出離婚，這樣，就可以警示人們更加慎重地對待婚姻。
（二）規定結婚與離婚的間隔時間不會影響離婚自由
1、限制的對象主要是“閃婚”“短婚”。
對于“閃婚”、“短婚”來講，與其說是限制離婚，不如說是要求其事前要做好準備，結婚后至少要過一年。這種要求不僅合理，而且其警示作用大于懲罰作用，使人們有最短婚期的心理準備，更加慎重的對待婚姻。這樣，當天結婚當天離婚、今天結婚明天離婚的“玩婚”現象將會絕跡，一年以內的離婚也會大幅下降，真正受限制的對象極其有限。對一般人來講，并不存在離婚不自由問題。
2、對“個案”在立法技術上完全可以解決
有人擔心“從個案看，這一建議執行起來也會遇到困難。比如夫妻雙方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卻因未滿結婚時限而不能離婚，雙方都痛苦”。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多余的。設立離婚時間限制，主要是對“短婚”群，而且其立法的預防功能大于限制功能，真正立法后“短婚”必將減少，真正受到離婚限制的數量極其有限，時間亦很短暫（比現行婚姻法規定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滿兩年”的離婚條件短一倍）。同時，即使有個別婚姻確實等不到一年要離婚， 在立法技術上也完全可以解決。比如前面提到的《香港婚姻訴訟條例》不是解決的很好嗎？大陸立法者更有智慧解決，這些擔心是不必要的。
五、面對 “閃婚” 法律豈能“躲閃” ？
法律雖然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唯一的手段，但法律寓懲罰與教育于一體，具有規范、警示、指引、宣傳等多種功能，權威性高，影響力大，普及率廣，其遏制“閃婚”“短婚”的作用，是其他手段難以代替的。在綜合治理“閃婚”中，為什么要棄之不用？韓國廢除“快速離婚法”后，效果不是很好嗎？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草結草離的“閃婚”“短婚”現象，遠遠不如我國如此嚴重，他們竟然敢對正常婚姻“下手”， 而我們面對洶涌而至的“閃婚”“短婚”現象，為什么還要遲疑、彷徨和恐懼？難道我們是害怕侵犯外國的立法著作權？
如果不是，那是害怕侵犯離婚自由嗎？果真如此，那我們不禁要問：歐美等發達國家和香港、澳門地區早有規定，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怎么沒有感覺到他們的婚姻不自由呢？中國人或大陸人是否要聲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民主或自由？
恰恰相反，婚姻自由需要合理限制。合理限制，人們才能從自由與約束中找到平衡，才能擁有婚姻的穩壓器，才能使婚姻穩定，家庭美滿。才能真正使“自由”創造幸福，而不讓“自由”制造痛苦。因而，這正是我們需要借鑒和學習的地方。
為此，筆者呼吁：法器不可不用，該出手時應出手！面對“閃婚”，法律豈能“躲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