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成江 ]——(2010-9-16) / 已閱8660次
分析如何解決法律平民化
劉成江
一、法律援助的平民化
安徽一農婦在浙江寧波幫人放牛時，不幸因牛誤撞上裸露在外的高壓線而觸電身亡，家中只有尚不懂事的孩子和年邁的老人。得知這一情況后，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馬上派一名律師趕赴寧波，在短短幾個星期的時間，就為她的家人爭取到了１０多萬元的賠償……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在改革開發以來我國的司法援助體系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據悉，在剛剛過去的2007年，有433965名困難群眾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法律援助，比2006年增長了35％。法律援助機構從2000年的1890個，發展到2008的4043個。在鄉鎮司法所、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基層團體都能看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身影”，也都能看到一個個活動的“身影”，從上至下形成了一種法律援助工作網絡。
與此同時，法律援助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軌。2003年《法律援助條例》頒布實施后，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圍繞機構規范、管理規范、服務規范等方面，就來訪接待、辦案程序、經費使用、社團參與、機構網絡建設、質量監督、檔案管理、禁止有償服務等十幾個方面制定了規章制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開展，有效地推護了公民的合法權益。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盡管法律援助已日趨成為司法行政機關的重要服務內容，也是推進政治文明的重要舉措，但法律援助真正走進百姓日常生活尚有一定距離。一方面由于普法宣傳還存在一定死角和盲區，在農村特別是邊遠山區的群眾法律意識淡薄，還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法律援助還存有高成本現象，真正無償的法律援助和免費訴訟費還沒有完全走向社會，致使百姓有“贏了官司，輸了錢”的現象，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百姓尋求法律援助的信心。
此前，媒體報道了許多地方推出了農民工可享受免費的法律援助新舉措。可事實上，近年來，農民工為討回自己的血汗錢屢屢上演了跳樓、自殺、群毆悲劇，在此法律援助或缺位或失語或疲軟乏力，沒有真正地起到強有力的保障作用。養豬農婦熊德明只所以成為“討薪明星”，成為農民工寄于厚望的“救世主”，便折射出了這種法律援助的滯后和欠缺。
法律援助既是法律完善和成熟的一種必然，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內涵。而法律援助真正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和規范化軌道，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其能否實現平民化。換言之，就是當社會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每每受到損害時，法律援助能及時地、有效地、義無反顧地提供強有力的法律支持，便昭示了法律援助體系的真正建立。
二、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的第四條對“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應具備的條件做出了具體的要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年滿二十三周歲；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體健康。在這四個必備條件之外，另起一行還有個補充式的規定：“擔任人民陪審員，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對于《決定》中關于“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的規定是否應該成為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標準，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踐上做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1).我國各地選任人民陪審員存在“精英化”的趨向
從現實來看，目前我國各地選任人民陪審員明顯存在一種認識和實踐上的誤區：由于過分注重《決定》中關于學歷的要求，導致“精英化”的人士太多，而“平民化”的人士太少。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人民陪審員的學歷水平普遍很高。資料表明，江蘇省2732名人民陪審員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的有2315人，占84.7％。在北京海淀區，許多人民陪審員分別來自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科學院等著名的學研機構，具有相當濃厚的學術、技術背景。由于人民陪審員中高學歷者居多，存在著“精英化”的趨向，使得人民陪審員的代表性和廣泛性大打折扣。
(2).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有利于實現司法民主
陪審員制度作為普通群眾參與司法事務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在創設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彰顯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可以說，在實現多數統治的政治理念上，陪審制與選舉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陪審制度的民主性不僅僅是通過普通民眾參與司法體現的，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民眾的參與必須體現出廣泛性和開放性。但是，從我國目前選任人民陪審員的實際操作來看，許多地方把學歷作為選任人民陪審員的重要參照標準，把人民陪審員的資格大多限制在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這就在實際上割斷了法律與普通民眾的聯系，剝奪了大部分民眾通過擔任人民陪審員參與國家司法活動的機會，違背了人民陪審員制度實現司法民主的初衷。在實行陪審制度較早的西方國家，對陪審員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做要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陪審員，除非他因為年齡、精神狀態等原因，不能對事物作出辨認，或者有犯罪記錄等特殊情況。比如美國強調，陪審團是“社區的縮影和鏡子”，它應當包括不同性別、職業、文化程度、種族的人。
陪審員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在選任人民陪審員的過程中，如果過分注重學歷，將意味著把普通民眾排除在審判領域之外，使他們處于一種被邊緣化的狀態，這是對普通民眾參與司法活動權利的剝奪。因此，我們沒有任何理由把低學歷的人群，比如工人和農民排斥在司法活動之外，而應該不分性別、職業、民族、教育程度和社會地位，盡可能地吸納社會各階層的人員參與司法審判，使人民陪審員的“人民”性更加名副其實。
(3).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
法國18世紀偉大的革命家羅伯斯庇爾曾說過，陪審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公民是由與他們平等的人們來審判的。它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無私的審判。實踐證明，在不具備專業法律知識的情況下，普通百姓對訴訟爭論根據事實同樣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這與“精英化”無關。而且，人民陪審員來自普通的群眾，他們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審活動中更注重以社會道德標準評判案件，這將有利于把各個行業、各個階層的利益和價值標準融入司法審判活動中，與職業法官形成一個思維的互補，能克服法官因職業習慣所形成的思維定式，使司法更能反映社會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證司法裁判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以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堅持人民陪審員“平民化”的標準，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適應這一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和調整我國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標準，擴大普通群眾參與司法審判的機會，讓更多的普通民眾參與到審判中去。具體來說，凡是在地方選舉中進行了登記的選民，并且符合《決定》中關于“公民擔任人民陪審員”的四個必備條件，沒有犯罪記錄或職業限制的人，都應該可以出任人民陪審員。
根據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進一步推進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建設，不斷完善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標準，實現人民陪審員的“平民化”，進一步促進和實現司法公正。
三、司法考試的非平民化
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的建立，確立了統一的、嚴格的法律職業準入方式，從制度上保證了法律隊伍的職業素質，同時，全國各界也都對司法考試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但是怪現象也頻出，一是參加司法考試的人員五花八門，另一個怪現象是法律科班出身的考不過非科班出身的，甚至相當司法機關人員報考，通過率也是可憐的很，有的地區公檢法系統竟會出現“全軍覆沒”。《南方周末》曾報道，南寧市195名法官報名參加首屆司法考試然無一人上線，而7名農民卻有2人過了關。
經過四年的法學基礎理論知識與方法的專業訓練、教育，大部分法學院畢業生卻只能望司考而興嘆，而一些無任何法學基礎和功底的其他專業人員卻能經過幾個月的挑燈苦讀、臨陣磨槍而輕松跨過“中國第一考”。且不說大學法學教育是否跟得上時代腳步，也不論司法考試本身是否存在各種缺陷，單說那些雖通過司考但屬非科班的準法律人（本文單指狹義意義上典型的法律人）與科班出身的準法律人是否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呢？答案不言自明。對飽受了幾千年高度行政壟斷的國人來說，大眾化和平民化，都是一個讓人振奮，激動人心，充滿幻想和不敢奢求的字眼，而正是平民化至少在形式上打造了一種人人平等的理念，打破了王侯將相天生貴種的傳統思想桎梏。所以無論什么事情，什么職業都傾向于構建一種什么人都可以從事，什么人都可以擔任的低門檻準入制度。然而，法律職業，不像飯店一樣開放給任何人進入。一般人可以了解法律知識，接受法律普及，提高法律素質，增強法制觀念，但是決不能介入或者染指法律這一職業。就像醫院一樣，沒有經過醫學教育并獲取執業資格的專業人員是絕對不能成為醫生和護士的，否則一定會使人們對醫院產生高度懷疑和不信任感，這樣的醫院有誰敢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去做賭注呢？專門化職業，本身的含義就“蘊涵著專業的、對于外行來說是一種‘深奧’的知識”，法律職業是一種“嫻熟于繁雜而為外人所無法掌握，不可言說程度較高的職業”，也一直是奉行法治與權威的國家權力的支柱。
法律職業共同體必須是要由具有法律知識結構，獨特的思維方式和強烈的社會正義感的法律人構建，要成為法律人必然是受過專門法律專業專門訓練，具有嫻熟法律技能和法律倫理的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法律人不能走大眾化、平民化道路，因為他們當中或是擔當追求個案的實質正義，實現公平，或是要維護當事人利益，實現程序正義，或是要維護國家和人民合法權益，打擊犯罪的重要角色，法律人在國家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現代司法制度中都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進而司法考試也不能走大眾化、平民化道路，而是要走向專業化，因為成為法律人的必經階段和前提是要通過司法考試。
將來司法改革是將司法考試平民化一票否決呢，還是在肯定的前提下再從其他方面采取措施彌補缺陷呢？比如通過對非法學專業而通過司法考試的人員進行一定時間的法學教育和培訓。我認為，為了全面提高整個司法隊伍的素質，樹立司法權威，更好的維護人民合法權益，構架盡可能完善的司法制度，應對司法考試實行“司考專業化”原則，這樣還可以減少因再教育而增加的成本等諸多弊端。所謂的“司考專業化”，就是只有獲得法學學士學位以上文憑的法學院畢業生以及現在律檢法系統的在職人員才能參加司法考試。當然一定會有人堅決抗議，認為這樣是直接剝奪了人人平等的權利，或許有人還要提出本來司法考試通過率就低，若是司考專業化，豈不是更難以滿足法律職業的需求。對于前者，前面已經有所簡述，對于后者的擔憂，不敢茍同。我國不是法律職業人才缺少，而是法律素質普遍偏低。僅以法官為例，在英國法官與總人口比例是1:11萬，與我國一水之隔的日本是1:4.3萬，美國法官年均審案300～400件，但是我國有資格擔任法官者21萬，比例是1:6000，而年均審案30多件，這絕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這也足以說明我國的法律人才并不缺乏。但是，就目前我國律師隊伍來看，確實不夠強大，人員匱乏。然實行司法考試以來，通過者進入律師隊伍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司法考試平民化也不能解決律師隊伍人才緊缺的現狀。
正如愛德華•Ｓ•考文所說，法律是一門藝術，一個人只有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獲得對它的認知。法學教育是一個國家實現法治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礎，法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具有相應專業知識的法律人才。法學教育的興廢存衰同國家的政治、社會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而法律人才的培養客觀上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法律思想、法學知識以及法律各種經驗材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獲取到的，是一個積累、實踐、接受教育和訓練的過程。而這一切都要從正規大學的法學本科教育（法學院）開始，這也是一個最重要甚至必經的階段，法學院是培養法律人的搖籃。在德國、美國、日本等法治國家，要想成為法律人，都是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法學專門教育、培訓的，如日本，必須經過四年法學教育獲得學士學位，再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然后在進行由司法研修所組織的二年的法律實務訓練，通過結業考試，才能從事“法曹三者”之一種；在德國，要成為一個檢察官，法律系畢業生先通過第一次司法考試后進行至少兩年的見習實踐，然后需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取得從事司法職業的資格。再經歷一年的實習檢察官時期，才能取得五年的候補檢察官身份，成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時，才能擔任正式的檢察官；而在美國則要求的準入門檻更高，在進入法學院之前，必須先取得學士學位，然后再接受三年的法學初級教育，繼而在通過州司法考試，才能取得一般律師資格。我國法學本科教育為四年，本來就有些不足，更何況沒有經過四年專門法學教育的人士呢？
所以說“司考專業化”絕對是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司考的專業化不是否定了法的平民化,相反,司考的專業化保證了法的平民化,如果我們的法律工作者對法律都相當嫻熟能靈活運用,能更有效率的解決百姓生活中的糾紛和問題,我想這也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吧.至少能讓人覺得出了事找”法”也能有效解決問;,而不會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出了事寧愿私了也不愿訴之公堂.
北安市人民法院 劉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