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成江 ]——(2010-9-28) / 已閱11928次
試論我國離婚經濟補償制度
北安市人民法院 劉成江
所謂離婚經濟補償制度，有的稱之為家務勞動補償制度，是指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配偶一方在家務勞動方面付出較多義務的，在離婚時有權請求另一方給予一定經濟補償的制度。我國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40條明確規定：“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這即是我國關于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集中規定。根據該條之規定，我國的離婚經濟補償制度有以下特征：一是夫妻曾以書面形式約定在夫妻財產制問題上采用分別財產制，這是適用該制度的前提；二是以一方在諸如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家務勞動方面付出的義務較多為要件；三是離婚經濟補償請求權是一項獨立的訴訟請求權，不是離婚時財產分割適用的原則；四是該請求權只能在離婚時行使，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不得提出請求，離婚后該請求權也不復存在。對于我國2001年《婚姻法》首次確立的離婚經濟補償制度，學界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學者們之多數無不為之振臂歡呼：“該制度可以使在婚姻關系中付出較多義務的一方，在離婚時得到精神上的撫慰和財產上的救濟，體現了法律的公正、補償與保護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法律漏洞，具有重要意義”；這是《婚姻法》的一大進步，體現了法與情的辯證統一；“對于解決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付出較多家務勞動的夫妻一方在離婚時不能在經濟上獲得合理評價的問題，填補法律空白”等等。同時，他們也不約而同地認識到該規定簡單寬泛，過于粗略，尤其是將適用范圍僅限于采用分別財產制的情形，實為不妥，并提出了不少完善的建議。但是，筆者認為，在正在制定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對《婚姻法》第40條不應當修修補補加以完善，而應該將其刪除，將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價值和功能交由完善后的我國夫妻共同財產制予以彰顯和實現。
一、刪除《婚姻法》第40條的理由
對于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首次確立的、受到學界普遍贊譽的第40條規定的我國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筆者主張應該刪除之，主要理由包括：
（一）從經濟分析法學的視角觀察，《婚姻法》第40條的立法成本遠遠大于收益，資源配置低效。
誕生于美國的經濟分析法學，也稱“法律經濟學”，自上個世紀80年代被引入中國大陸，為我國的法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現今，其方法已經滲透到法學的諸部門，顯示出了極大的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經濟分析法學以理性人作為前提假設，從成本——收益的角度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主張以價值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資源。從表面上看，盡管國家可以無限地“生產”法律，但這種“生產”應以社會的有效需求為前提條件，并非多多益善；再則，立法是需要耗費一定成本的，所以立法應以追求最佳的立法收益即價值最大化為目的。在經濟學上，“效益”的基本含義是“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效果，或同樣多的資源消耗取得較大的效果”。因此，對立法這種經濟行為的社會消耗與社會效益，即立法成本的考慮就成為必要。“立法成本是一國為了運用法律手段治理國家而在法律形成過程中加以確定并在法律運行時具體表現的由國家和社會其他主體共同承擔支付的各種資源的總和”。我們運用投入產出比很容易對立法成本的高低進行定性的分析和判斷。某項法律的投入產出比越高，說明其立法成本越低，即立法收益越大，資源配置高效；反之，說明其立法成本越高，即立法收益越小，資源配置低效。
修正后的《婚姻法》自2001年4月28日開始施行至今已經7年了，其第40條在實際中的適用情況究竟如何呢？中國法學會課題——《婚姻法執行中的問題》課題組對北京和廈門2001年4月——2002年12月期間的離婚案件的調查情況是：北京適用婚后所得共同制者占被調查案件總數的97.4%；廈門適用分別財產制的有2%，廈門的398件案件中只有1例，女方以自己撫養子女較多，對家庭作出貢獻較大為由要求經濟補償，但因雙方未實行分別財產制而未獲法院批準。對長沙市的調查結果顯示：天心區人民法院2003年判離婚的271件案件中，只有1件實行分別財產制，沒有要求家務勞動補償；隨機抽查了天心區人民法院2004年判離婚的案件100件，沒有實行分別財產制的；隨機抽查了雨花區人民法院2003年判離婚的案件100件，其中有2件實行分別財產制，沒有要求家務勞動補償的；隨機抽查了雨花區人民法院2004年判離婚的案件100件，其中有1件實行分別財產制，沒有要求家務勞動補償的。2004年10月在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就新《婚姻法》實施調研座談會上，與會法官大多表示，到現在為止，在自己辦理的離婚案件中，《婚姻法》第40條還沒有適用過。我對重慶市南岸區法院的調查情況是：2005年該院受理的590件離婚案件中，實行分別財產制的有3件，占被調查案件總數的0.5%；2006年該院受理的732件離婚案件中，實行分別財產制的有2件，占被調查案件總數的0.27%；2007年該院受理的610件離婚案件中，沒有實行分別財產制的；3年中，沒有1件要求家務勞動補償。
根據《婚姻法》第40條的規定，請求離婚經濟補償的前提條件是夫妻曾以書面形式約定在夫妻財產制問題上采用分別財產制。大量的實證調查資料表明，實踐中我國約定采用分別財產制的夫妻極少，離婚時幾乎沒有要求離婚經濟補償的情況。作為一種經濟行為的任何立法，都必然要消耗一定的資源，計付一定的成本，既然《婚姻法》第40條在實際生活中如一紙空文，沒有“用武之地”，說明其立法收益甚微，投入產出比很低，資源配置低效。
（二）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考量，在采用分別財產制的婚姻關系中，難以存在配偶一方在家務勞動方面付出較多義務的情況，《婚姻法》第40條的規定不符合婚姻共同體的特殊性。
一男一女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互為配偶的結合所形成的婚姻，首先產生親密的夫妻人身關系，并由此派生出夫妻財產關系，這種財產關系不能脫離夫妻人身關系而存在，不具有等價、有償的特點，由此與其他民事法律關系領域的財產關系嚴格區別開來。所以，馬克思主義認為，婚姻本質上是一種倫理關系。黑格爾也認為，婚姻是具有法的意義的倫理性的愛，婚姻實質上是倫理關系。婚姻所具有的強烈的倫理性要求我們必須把婚姻視為一種特殊的共同體。雖然從宗教、文化、生物學、心理學和哲學的角度來看，婚姻不僅僅是契約，但是，婚姻實際上受一系列“承諾規則”的調整，包括互惠、利他精神、信任和忠誠。這些規則決定了人們對婚姻的期望，也促進了夫妻在婚姻中的合作，鼓勵人們為婚姻而進行時間、金錢、感情和資源的投資。正如波斯納所指出的那樣，家庭不僅是社會中的一個消費單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購買的食品、衣服、家具、藥品和其他市場商品確實是營養、溫暖、感情、孩子和其他形成家庭產出的有形和無形物品的生產的投入。這一生產過程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場商品，而是家庭成員的時間，特別是傳統家庭中妻子的時間。而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稀缺性資源，當某人把時間和精力主要投入到家庭時，就必然很少有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市場職業中，因而也就失去了本來可以將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市場職業所取得的利益。從這一邏輯起點出發，在實行共同財產制的婚姻關系中，配偶一方的發展就等于是整個家庭的發展。一方之所以從事較多的家務勞動，犧牲自己的機會成本，(注:“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意謂由于將資源使用于某一方面而不能用于其他方面時所放棄的收益。家務勞動是一種經濟活動，盡管做家務的人是不接受金錢補償的配偶一方或雙方，但它仍然涉及成本——主要是做家務人的時間的機會成本。（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上）［M］.蔣兆康，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7.）)減損自己的人力資本，那是因為他（她）確信，自己必然可以分享因配偶方人力資本的提高所帶來的利益和獲得的成果。即是說，在婚姻這種親密的關系中，可感而不可見的信任、關心、體貼、奉獻等非物質性的東西肯定存在，利他主義必然會發揮一定的作用，但是眼前的和將來的可期待利益仍然是促使夫妻作出這些犧牲的一個強大的動力。正基于此，在分別財產制的婚姻關系中，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所謂分別財產制，是指夫妻雙方婚前和婚后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并單獨行使管理權、收益權及處分權。在采用分別財產制的婚姻關系中，夫妻相互間自始至終與他方的財產都各不相干，配偶一方的發展僅僅就是其本人的發展，并不等于是整個家庭的發展，一方無權分享因對方的發展所帶來的利益和獲得的成果，即根本不存在“眼前的和將來的可期待利益”。這樣一來，配偶任何一方從事較多家務勞動，為對方、為家庭犧牲自己就沒有了強大的動力支持。所以，在約定采用分別財產制的婚姻關系中，難以存在配偶一方在家務勞動方面付出較多的義務的情況。《婚姻法》第40條將夫妻曾以書面形式約定在夫妻財產制問題上采用分別財產制規定為請求離婚經濟補償的前提條件，顯然沒有考慮到婚姻共同體的特殊性，忽略了馬克思的精辟論斷：“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并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實際上，早在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大討論中，有些學者就直言指出，分別財產制與婚姻生活本質和諧的目的相悖，不能維護婚姻的倫理性，共同財產制更能反映夫妻關系的本質和特征。筆者和有的學者一樣，相信隨著我國公民權利意識的發展、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觀念變化，當事人選擇適用分別財產制度的比例會有所提高，但這并不會改變《婚姻法》第40條沒有“用武之地”的狀況。
（三）國外的相關立法表明，家務勞動補償并非被限定適用于夫妻分別財產制的場合，家務勞動補償與夫妻財產制的類型之間并無必然聯系。
考察國外有關家務勞動補償的立法不難發現，家務勞動補償并非被限定適用于夫妻分別財產制的場合，家務勞動補償與夫妻財產制的類型之間并無必然聯系。關于“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建立與分別財產制的采用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該制度是克服分別財產制固有缺陷的一項有力措施”的觀點，筆者認為其分析明顯牽強。
《德國民法典》第1570條規定：“只要因離婚配偶一方照料或教育共同的子女而不能期望其從事職業，并以此為限，該方可以向另一方請求扶養。”第1575條第1款規定：“在對婚姻的期待中或者在婚姻存續期間沒有接受或者中斷學校教育或者職業教育的離婚配偶一方，為取得持續保證生計的適當職業而盡快接受此種教育或相應教育,并且可期待成功地獲得文憑的，可以向另一方請求扶養。該項請求權最長存在于此種教育的畢業通常所需要的時間；在此情況下，必須考慮婚姻對教育的耽誤。”第2款規定：“離婚配偶為補償因婚姻發生的不利而接受進修或者培訓的，準用前款規定。”德國的離婚后扶養制度與我國的離婚經濟補償制度在目的方面有相同之處，但是依《德國民法典》的規定，在家務勞動方面付出較多義務的一方向對方請求離婚后的扶養，并不受夫妻財產制類型的限制。《瑞士民法典》規定的夫妻財產制包括共同財產制和分別財產制，其第164條關于“負責料理家務、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從事職業或經營事業的配偶一方，有權請求他方支付一筆合理的款項，供其自由處分”的規定體現了對家務勞動價值的承認和補償，但并未被限制適用于夫妻實行分別財產制的情況。日本在司法實務中對家務勞動價值的承認也未要求以夫妻實行分別財產制為前提。日本最高裁判所關于“以女性在25歲結婚離職為理由，而不承認25歲以后所造成的逸失利益的原審判決為不當，而應以妻之家務勞動亦生財產上之利益為由，承認逸失利益之損害賠償”的相關判決也并未要求以夫妻適用分別財產制為前提。
在英美國家的相關立法中，家務勞動補償同樣沒有被限定適用于采用夫妻分別財產制的場合。如，美國的補償性扶養費制度直接體現了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即當離婚配偶雙方沒有什么積累的財產可供分割，而一方已經獲得了有價值但暫時不能轉化為現實財產的事業，如果對方配偶對該事業的取得作出過貢獻，則可據此判令向貢獻方為一定數額的給付。美國許多州還將從事家庭勞動作為家庭婦女多分得財產的考慮因素，而如果家庭主婦能夠證明，因為其從事家務勞動而未能接受可獲得更多收入的培訓或喪失了獲得工作經驗的機會，又可成為多分得財產的另一決定要素；如果一方以自己的收入維持家庭生活以支持對方接受教育或培訓的，法院還可據此判令，貢獻方適當多分得一些婚姻財產。但各州的婚姻家庭法和法院的判例并未在適用時限制夫妻財產制的種類。又如，英國關于婚姻及離婚的王室委員會，在其報告的第9編“夫妻間財產上諸權利”的一般考慮事項中提出：婚姻為夫妻平等運作的合伙，妻通過家事之照料、子女之養育而對共同事業的貢獻，與夫之維持家計、扶養家庭具有同等價值（1950年），對這種價值的確認，實際通過兩種方式來完成，一是將婚姻各方已經或在可預見的將來對家庭幸福作出的貢獻，作為決定提供輔助性救濟的參考因素；二是將均等分配財產原則作為法院處理離婚案件涉及經濟利益處理時的“切入點”。可見，在英國，對家務勞動的補償同樣適用于夫妻共同財產制的場合。
二、現行夫妻共同財產制的疏漏
用以規范夫妻財產關系的夫妻財產制，包括各種夫妻財產制的設立、變更與廢止，夫妻婚前和婚后財產的所有權歸屬、夫妻財產的管理、使用、收益、處分，以及家庭生活費用的負擔，夫妻債務的清償，婚姻關系終止時夫妻財產的清算和分割等內容。自1950年我國《婚姻法》頒布以來，歷經50余年，雖歷經修改，不斷補充完善，婚后所得共同制一直為我國的法定夫妻財產制度，(注:我國1950年《婚姻法》對夫妻財產制未有明確規定，但根據該法第23條對離婚時夫妻財產處理的原則性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參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幾個問題的意見》（修正稿）（1963年8月28日）、《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見》（1979年2月2日）），當時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實際包括了男方婚前財產、婚后夫妻雙方或一方所得財產，因此應屬一般共同制。)在實踐中也為絕大多數夫妻所使用。所以，2001年4月28日修訂的我國《婚姻法》繼續肯定了這一財產制度。根據我國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除夫妻雙方約定和法律規定歸各自所有的以外，歸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對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對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離婚時適用均等分割原則，以及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等原則。依此，無論夫妻是否均承擔社會工作，是否均有經濟收入，雙方對家庭財產積累的貢獻被視為相同，離婚時可以均等分割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也正基于此，在關于我國的離婚經濟補償制度如何完善的爭論中，有的學者認為：“既然夫妻共同財產制已經體現出了對家務勞動的承認，那么，再將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范圍擴張到這一領域，也就失去了其意義。”還有學者更直截了當指出：“堅持以分別財產制為適用前提是為了避免家事勞動價值的重復評價。夫妻共同財產制已經包含了家事勞動的價值評價。”一般地，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是由夫妻雙方的勞動創造的。從這一角度觀察，沒有社會工作而主要承擔家務勞動的一方之所以有權在離婚時與對方均等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正是由于肯定了家務勞動對夫妻共有財產增加的貢獻。所以，我國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度確實隱含了對家務勞動價值的承認，體現了對無社會工作、主要承擔家務勞動一方利益的保護。但是，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敢茍同，因為該制度僅僅在一定程度上隱含了對家務勞動價值的承認，其疏漏顯而易見。
（一）該制度只是在一定情況下承認了家務勞動的價值，不能全面實現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
不考慮家務勞動由夫妻雙方之外的第三人承擔的情形，在實際生活中，一個家庭家務勞動的承擔歸納起來無外乎有以下三種情況：
1.夫妻雙方在業，雙方分擔。即夫妻雙方都承擔有一定的社會工作，雙方在家務勞動方面的付出大致相同；
2.夫妻雙方在業，一方承擔。即夫妻雙方都承擔有一定的社會工作，而家務勞動主要由一方承擔，或者說一方在家務勞動方面的付出明顯多于另一方；
3.夫妻一方在業，他方承擔。即夫妻一方有社會工作，另一方沒有社會工作，家務勞動主要由沒有社會工作的一方承擔。
在第1種情況下，夫妻雙方都在業，雙方分擔的家務勞動也大致相同，不存在一方向另一方進行家務勞動補償的問題。在第3種情況下，夫妻一方在業有勞動收入，而另一方不在業，沒有勞動收入，承擔了主要的家務勞動。按照我國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離婚時，沒有勞動收入，承擔了主要的家務勞動的一方有權與對方均等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該制度隱含了對家務勞動價值的承認，具有對家務勞動提供補償的功能。而在第2種情況下，夫妻雙方都承擔有一定的社會工作，所以，離婚時原則上雙方都有權分得夫妻共同財產的一半。而這對于既承擔社會工作又承擔主要家務勞動的一方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她）所分得夫妻共同財產的一半，僅僅是其承擔社會工作的應得，他（她）所承擔的主要家務勞動并未得到承認和補償。在現實生活中，家務勞動的承擔屬于第2種情況的越來越多。(注:從理論上而言，既承擔社會工作又承擔主要家務勞動的一方可能是男方，也可能是女方。但是，現實生活中卻主要是女方。因為，在現代家庭中，從事市場職業的婦女越來越多，而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并沒有根本的改變，婦女在從事市場職業的同時，投入在家庭的時間比男性要多得多。據聯合國統計司和提高婦女地位司的調查發現，在大多數國家，婦女無論是否就業，都承擔著家務勞動，尤其是要承擔照料子女及其他家人的主要責任。在發達地區，2/3至3/4的家務勞動是由婦女承擔的。2001年第2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資料顯示，中國的城鎮婦女每周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平均是21個小時，比男性的8.7個小時要多近兩倍，而她們中的大多數與男性一樣是全職工作者。)
上述分析清楚地說明，我國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度只是在第3種情況下體現了對家務勞動價值的承認，而面對現實生活中越來越多的第2種情況卻表現出無能為力，即是說，該制度不能全面實現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
（二）該制度沒有考慮家務勞動對夫妻雙方各自人力資本及其可期待利益的影響，不能公平實現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
按照美國經濟學家、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的觀點，人力資本就其本質而言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經驗和技能的存量，它是通過教育、培訓、保健等方面的投資形成的，屬于無形財產。
如前所述，一個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稀缺性資源。某人用于家務勞動的時間和精力越多，投入到市場職業中的時間和精力必然會越少，其勞動投入的質量和數量一定會受到影響。在家庭共同生活中，一方（往往是妻子）為了對方事業的發展和家庭的整體利益，承擔主要或全部的家務勞動，犧牲了自己發展的機會。換言之，在上述的第2、3兩種情況中，既承擔社會工作又承擔主要家務勞動的一方以及不從事社會工作只承擔家務勞動的一方，其人力資本一定會逐步減損，與此同時，其對方配偶的人力資本自然會不斷提高。如果婚姻關系不中斷，一方的這些付出還可以從未來的婚姻生活中得到回收，如分享配偶他方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收益、從配偶他方、子女以及穩定和諧的家庭生活中得到精神享受等。而一旦婚姻終止，配偶他方不斷提高的人力資本，一種情形是已經轉化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另一種情形是尚未轉化。按照我國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如果是前一種情形，一方減損的人力資本和可期待利益可以從分割到的夫妻共同財產得到承認和一定的補償。而若是后一種情形，例如，妻子承擔全部或主要的家務勞動，支持丈夫全身心投入工作和進一步學習、深造，雙方的婚姻關系卻在丈夫職位高升、獲得學位或證照時解除。配偶他方能夠帶來高收入的人力資本尚未轉化為有形的物質財富，不能納入夫妻共同財產進行離婚財產分割，這時，即使將共同財產全部分給作出犧牲的一方所有，也是不公平的。因為，一方面，這種情況下可供分割的夫妻共同財產通常很少；更重要的是，一方因從事家務勞動而遭受減損的人力資本及其應該獲得的可期待利益根本沒有得到考慮，當然也談不上給予補償。前述的美國關于“當離婚配偶雙方沒有什么積累的財產可供分割，而一方已經獲得了有價值但暫時不能轉化為現實財產的事業，如果對方配偶對該事業的取得作出過貢獻，則可據此判令向貢獻方為一定數額的給付”的規定，正是在肯認家務勞動對夫妻雙方各自人力資本及其可期待利益存在影響的基礎上所采取的一種補救。而我國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沒有這方面的功能，不能公平實現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
三、結論
對家務勞動的價值予以揭示、承認并給予補償，是現代婚姻家庭法學理論向縱深發展的產物。審視我國《婚姻法》第40條的規定，其制度內涵在于首次直接承認了家務勞動的價值，其制度功能在于實現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然而，理論分析和實際考察都清楚地表明，該制度的內涵脫離實際，該制度的功能難以發揮。我國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僅僅在一定程度上隱含了對家務勞動的承認，無法實現對家務勞動價值的全面承認和公正補償。再則，盡管不少國家已經在理論上承認了家務勞動的價值，肯定性的觀點在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都有所體現。但是，就相關立法而言，像我國目前這樣在婚姻立法中構建一項專門制度來對之加以調整的做法卻尚屬少見。觀察我國《婚姻法》的編制體例，對于家務勞動價值這一個問題的規范和調整，除《婚姻法》第40條專條規定外，夫妻共同財產制中也有涉及，存在著立法資源上的重復和立法技術安排上的不盡合理。如何既實現對家務勞動價值的全面承認和公正補償，又科學合理地利用立法資源，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制定時必須予以考慮。對現行的離婚經濟補償和夫妻共同財產制度進行整合，刪除《婚姻法》第40條之規定，將其制度價值和功能交由完善后的夫妻共同財產制予以彰顯和實現，就是本文的結論。對于如何完善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制，有的學者主張對《婚姻法》第17進行修改，將“人力資本”增列為夫妻共有財產之一種。這種思考的著眼點在于，使主要或全部承擔了家務勞動的一方減損的人力資本和可期待利益得到一定的補償。但是，這樣一來有兩方面的問題需要考慮：一方面，第17條第（三）項已經將“知識產權的收益”單列為夫妻共同財產的一類，“人力資本”性質上應屬于“無形財產”，而“知識產權”就是“無形財產”，這在理論上需要厘清；另一方面，無論共同財產有多少種類，在分割時總是要逐一評估、計算其價值的。將“人力資本”確定為財產的一種形式之后，如何對其價值進行評估、計算，這在實踐中顯然缺乏可操作性。筆者建議，借鑒各國相關的規定，結合我國的實際，對《婚姻法》第39條進行如下修改：即增加“離婚時，夫妻共有財產原則上均等分割”為第1款；現在的第1款作為第2款并修改為：“夫妻共有財產由雙方協議處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綜合下列具體情況，依照照顧子女和女方權益的原則判決：（1）夫妻雙方各自的就業能力；（2）夫妻雙方各自的身體狀況、年齡差異；（3）個人財產的情況；（4）婚姻關系存續的時間；（5）夫妻雙方承擔家務勞動的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