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衛 ]——(2010-11-11) / 已閱18086次
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立法宗旨來講，《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者采取傾斜式保護，主要基于消費者作為個體在交易過程中往往處于弱勢地位，無法與強大的生產者、經營者抗衡。但僅僅從立法上支持消費者解決糾紛是遠遠不夠的，更多的時候對消費者進行實際的援助更加有效。我國現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體制對消費者行政救助并未做明確的規定，導致實際生活中給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地保護。具體表現如下：首先，消費者在進行糾紛解決中處于弱者地位，往往得不到有效地支持去維護自己的權益；其次，消費者糾紛達成協議后，協議的執行得不到有效地保障；再次，在許多大型公共消費賠償中，由于消費者眾多，侵權方無賠償能力，使消費者得不到合理的賠償。行政救助的缺失，使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地保護，建立消費者權益保護行政救助體系勢在必行。
三、民生法制建設中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完善建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已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涉及到千家萬戶，每個人的利益都與之息息相關，是我國民生建設的重要內容，消費者權益狀況的改善已成為衡量我國民生建設發展進程的一個重要標志。在黨和國家將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關注民生、重視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成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內容的今天，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就是對民生建設的積極推動，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體系也就是完善民生法制建設。
（一）加強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重視
1.轉變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理念
現代文明給消費者帶來足夠豐富的物質享受及舒適環境的同時，也讓消費者飽嘗了負面效應的苦澀。如消費者的安全權、健康權、知情權和公平交易權等消費權益受損的情況依然相當嚴重。在當今新興消費領域，假冒偽劣、價格欺詐、虛假廣告、強制交易等現象日趨突出，尤其是商品房、汽車、教育、醫療、美容、娛樂及通信等服務行業，價格缺乏標準和透明度，價格欺詐現象時有發生，而食品安全形勢更令人擔憂 。這不僅影響和制約了人們的消費心理和消費情緒，消費環境的長期得不到凈化，也容易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胡錦濤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重點提到民生問題，把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為重點。消費者權益保護是人民群眾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也是民生建設的重要內容，將消費者權益保護提高到民生高度勢在必行。
2.積極開展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
面對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高科技因素不斷融入消費者侵權案件中，新興消費領域的侵權案件的急劇上升，如果想讓消費者權益得到有效保障，就必須更加積極地保護消費者權益：首先，國家權力機關盡快設立和完善有關消費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這是早日凈化消費市場，是民生建設的有效途徑。加強對新型消費侵權形式的立法，對消費新形式進行法制約束。在民生法制建設的不斷進行中，不斷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體系，是將消費者權益保護提升到民生建設高度的重要方式。其次，加強消費者的消費教育是迫在眉睫之事，首先要提高對消費教育的認識，把消費教育逐步轉變為政府行為，把它納入學校基礎教育、素質教育之中，納入學校的教學計劃中，其內容除了端正價值導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消費觀之外，還要加強當代消費知識的教育，消費法規和消費道德的教育以及環保知識綠色消費知識教育，同時也提高維權意識和能力。再次，嚴厲打擊消費者侵權行為，加大懲處力度。狠狠打擊假冒偽劣，凈化市場環境，是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另一種方式。
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讓人民群眾買的放心、吃得放心、用的放心”，這是對民生內容的闡釋，也是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提出的要求。提高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重視是“以人為本”的治國方略的直接體現，也是黨和政府長期工作奮斗的目標。
（二）科學定位民生法制中的消費者
1.明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消費者的范圍
從立法上明確消費者的范圍為解決消費者糾紛提供有力的依據，這首先需要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明確消費者消費的內容
日常生活中，消費分為生產消費與生活消費兩大類，兩者共同點是都是對生活中各種物質和非物質的消耗；不同之處在于：生產性消費是指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的耗費，生活性消費 指在人們生存發展過程中的生活資料的消耗；生產性消費是在生產領域進行的，而包含在生產之中的 ，而生活消費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它是個人與單位維持生存與發展所必須的活動 。生產性消費的直接目的是生產和再生產，生活性消費的直接目的是自己的發展與享受。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規定的消費是生活消費，生活消費內容本身很廣泛。我們也應該將消費者消費定位廣泛一些：生活消費不僅包括為自己生活需要購買物品，也包括為了收藏、保存、送人等需要而購買商品，以及替家人、朋友購買物品，代理他人購買生活用品。為此我們可以借鑒一下外國的經驗，例如，美國權威的《布萊克法律詞典》對消費者的定義是：“所謂消費者，是指從事消費之人，亦即購買、使用、持有以及處理物品或服務之人”，“消費者是指最終產品或服務的使用人。因此，其地位有別于生產者、批發商、零售商。”“任何商品或服務的購買者（有別于為再販賣為目的的購買者），在默示或明示的擔保期間（或服務契約），適應受讓該商品或服務者，均該當為消費者” 。《牛津法律辭典》也認為：消費者是指“那些購買、獲得、使用各種商品和服務（包括住房）的人” 。
將消費者消費范圍定位于購買并消費，也就是說只要不是用于生產就是生活消費，這樣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明確消費者保護的范圍；二是可以更加有力的保護消費者。《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宗旨本身就是為了保護弱者，擴大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也是為了更好的保護消費者權益。
（2）明確生活消費的范圍
如何界定“生活消費”成為確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消費者范圍確定的關鍵。界定“生活消費”我們需要明確以下幾點內容：
首先，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立法目的分析生活消費。國家對消費者權益保護進行專門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維護廣大消費者的權益，強化對消費者的保護。通過強化對消費者的保護，最終有利于對生產者、銷售者在制造、銷售商品時充分注意商品的質量、廣大消費者的安全。而對消費者的特殊的保護，生活消費品的購買者購買的意圖與動機從來沒有被落入立法者的注意視線，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規范目的也根本沒有考慮這個問題。然而，如果堅持以購買者的意圖和動機來判斷“生活消費”限制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消費者保護的范圍，并沒有充分體現強化對消費者保護的立法意圖。
其次，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動機和目的是很難判斷的，因為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是為了儲存、欣賞、贈送，還是為了自己使用，在法律上很難確定。這是任何人都難以證明的問題，除非購買者自己承認，他人是無從得知的。即使其自己承認，也很難說他在購買時就是明知的。同時，“經驗法則”也是不可靠的，我們不能認為一個人購買了十件相同的商品不符合一般人的經驗，就認定為不是“生活消費”，這樣是不公平的 。
再次，消費者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要，由于在市場中，消費者只是與生產者和商人相對立的，那么，即使是明知商品有一定的瑕疵而購買的人，只要其購買商品不是為了銷售，不是為了再次將其投入市場交易，我們就不應當否認其為消費者 。其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不是為了將商品或者服務再次轉手，或為了專門從事商品交易活動，其購買行為便是為了“生活消費”，他就是消費者。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只要他不是一個商人或者為交易而購買的人，就應當認為他是消費者，其購買行為是為了“生活消費”需要，應當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保護，例如“王海現象”案件。至于購買者購買的動機和目的，可能涉及道德問題，但不屬于法律問題。正如有人指出的，“凡是到商店購物的顧客，都應當被視為消費者” 。事實上，公民個人是否具有生活消費的主觀目的正是通過“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客觀行為表現出來的，只要此種商品或服務沒有被購買人當作生產資料使用，我們即可憑上述任何一種行為（購買、使用或接受）推定其具有生活消費的目的 ，保護消費者權益應當持一件積極地態度。
2.拓展消費者權益保護范圍
十七大報告指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這是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高度，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出發，在社會建設方面提出的目標和做出的承諾。目前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定位于商品買賣和服務性消費范圍內，這種定位是從1993年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頒布開始的，面對新世紀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的新情況，我們可以考慮將消費者權益保護進行定位為民生建設的范圍內。這里并不是對原來消費者權益保護范圍的否定，是對消費者權益保護賦予新的內涵。
具體來講就是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基礎上將民生建設的內容加入到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內涵中，民生建設要求達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因此我們在進行消費者權益保護和法制建設中就可以加入民生的內容，就是說將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范圍拓展到民生建設的學、勞、醫、養、住等范圍。具體來說就是：首先，擴大消費者權益法中所規定的保護范圍，使其不僅僅限于商品和服務，也適用于民生建設的其他領域；其次，將民生建設中和消費者消費情況的內容適當納入消費者權益保護范圍中。將民生的內容增加到消費者權益保護內涵中，可以逐漸擺脫我國現今普遍將商品買賣作為消費者權益保護范圍的狀況，重新定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范圍將其擴展民生范圍，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效力，突出其在民生建設中的作用。
（三）國家公權力機關在民生建設中加大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力度
1.加強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立法
近年來，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建設取得了較大的進步，建立了起了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為中心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體系。但是隨著我國民生建設的推進，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國原有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體系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民生建設的需要。首先，完善現有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根本大法，自制訂和試行以來，對消費者權益保護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首先應該完善。例如進一步擴大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范圍，特別是安全權，不僅應該包括消費客體，還應包括消費環境在內，對破壞生態環境影響人們身心健康的，也是維權的重要內容，等等都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需要完善的地方。其次，對現今發展迅速的服務消費、網上消費、營銷合同消費等領域進行立法，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體系，同時也可以促進這些消費領域快速、規范、合理的發展。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是為了給消費者權益保護提供法律依據，是消費者權益保護能夠做到有法可依。
2.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執行力度
（1）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訴訟程序
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中雖有簡易程序的規定，但對于爭議標的較小，發案又較多的消費者權益糾紛來說仍顯繁瑣，消費者往往不堪費時、費力的訴訟拖累。消費者與商家相比是弱者，消費者維權需要自己支付訴訟費用，而商家的訴訟費用卻可以算入經營成本。經常傳出有消費者為1元錢官司與商家起糾紛，消費者為了討回“小額的公道”，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費用得不償失。為了保障消費者的權益，當務之急是加快設立小額消費糾紛法庭 。《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簡易程序，在立案、審理、判決和執行諸環節充分體現簡便、快捷的原則，重點解決立案難、執行難的問題，而小額消費訴訟應當由目前的簡易程序跨入特別程序，實行一審終審制。建立小額訴訟為消費者解決消費者維權提供了一種快捷有效的手段，目前如重慶、杭州等地都在已開始試點設立小額訴訟法庭解決消費者權益問題，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在民生法制建設的大潮中，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提供一個快捷的途徑刻不容緩。另外，綜合《民事訴訟法》關于簡易程序和特別程序的有關規定，采取對消費者更有利，更簡便快捷的方式解決消費糾紛，如實行巡回法庭辦案，獨任審判、一審終審、經營者分擔舉證責任，短期審結等也是十分必要的。實施這些措施可以減輕消費者的訴訟之累，增強消費者維權的信心，更好的保護消費者權益，這也是民生法制建設中必須完成的內容。
（2）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的執行
加強消費者權益受損案件的執法力度也是民生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確保市場有序運行。首先，針對執行成本高的問題，可以開發新的執行模式，近年來，各地消費者組織強化社會化維權工作機制建設，密切與司法、行政、行業協會等部門的聯系與合作，多方聯動，不斷強化消費維權整體效果，這樣可以減輕行政機關壓力，更好的維護消費者權益。例如成都市組建由行政部門、行業協會、律師事務所、專家參與的消費糾紛調解小組，對社會影響較大、涉及面較寬的消費糾紛依法辦理，限期處理；對聯合調解無效的糾紛，調解小組將出具書面意見，支持消費者進入司法程序 。
其次，要加強執法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逐步實行執法人員執業后果的連帶責任制度，對玩忽職守、出具假證明者給予嚴厲打擊，增強其執業的風險成本，改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執行環境。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執行是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根本一點，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
（3）加強對消費者權益侵害行為的打擊力度
我們要把保護消費者權益工作與全面加強市場監管結合起來，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建立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聯動體系，擴大監管執法的覆蓋面，要加大對消費者權益侵犯的打擊力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欺詐行為，可以根據情節單處或者并處警告，沒收違法所得，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一萬元以下的罰款”。這種處罰太輕，而且就現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制體系基本上都是對消費者采用一種補償的維權方式，對侵權行為打擊很弱。以商品市場而言，我們過去對各種消費者權益侵犯的行為，打擊得的過輕，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法制經濟，加大打擊消費侵權行為的力度，凈化市場環境，正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充分發揮其職能，嚴懲經營者的違法行為，做好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經濟衛士。
3.充分發揮消費者協會的作用構建消費者權益仲裁機制
仲裁機制作為一種靈活的解決糾紛方式，已經廣為商業社會所接受，被認為是當前解決商業糾紛的最佳方式。我國目前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仲裁制度，但目前尚未建立起專門的消費者權益仲裁制度，而且由于消費者權益糾紛特有的“標的小、時效性強”等特點無法與現有的仲裁機制兼容，因此，實踐中很少有消費者通過現有的仲裁機制解決消費者權益糾紛。因此可以考慮建立一套消費者權益仲裁機制，專門用于解決消費者權益糾紛 ，尤其是小額糾紛。鑒于目前我國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協會體系，以及消協作為一個社會中介組織的法律地位，現行法律對消協的性質及職能做出了規定，但對其如何產生并未作明確規定，應當使消費者協會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社會公眾團體的性質，減少國家行政機關的干預，使消費者協會真正變成消費者的團體。可以考慮在現有的消費者協會下面增設獨立的消費者權益仲裁庭 ，仲裁庭配合目前消協的機構設置設立，僅開設到區縣一級。該組織在管理和行政上可以由各級消費者協會負責，行政人員安排上由消費者協會工作人員兼任（但仲裁庭的行政工作人員不得充當仲裁員）。仲裁庭備有專門的仲裁員名單，可以從消費者協會、律師協會、專家學者中聘請仲裁員，考慮到消費者權益糾紛的多發性和小額性，仲裁員的聘任要求可以適當放低，同時仲裁員人數可以適當放大，以保障消費者可以以較低的費用及時聘請到仲裁員。仲裁費用可以通過賠償機制轉嫁給不法商家。這樣一套機制的建立可以為消費者提供一個靈活有效的程序救濟機制，極大地改善目前廣大消費者投訴無門的狀況。
4.國家公權力機關協調各方面力量建立消費者援助制度
建立消費者援助制度 ，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對消費者維權行為進行援助。消費者援助制度，是一種宏觀的制度，不設立專門的管理機關，是從制度層面對涉及到消費者權益的相關機構進行規定，主要是針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等機關組織。由于消費者的弱勢性，分散消費者面對的是經濟實力雄厚的大企業，訴訟費、訴訟手段、舉證等因素影響了消費者的訴訟能力。在行政救濟不到位的情況下，消費者援助制度建立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首先，對大規模的消費者侵權案件，消費者權益的行政機構可以向法院起訴，要求給予違法者以民事處罰并賠償受害者的損失，也可以支持消費者起訴，追究侵權者的民事責任。其次，法院也可以對特殊消費者實行訴訟費用救濟制度，體現在司法程序中保護弱者的原則。再次，建立公益訴訟基金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應該允許非直接利害當事人對消費領域的違法行為提起訴訟，對不能得合理補償的消費者，可以適當的補償。從另外的角度，還需要在我們國家的各項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為消費者維權建立消費者援助制度支撐。
作者單位：江西省奉新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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