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成江 ]——(2010-11-22) / 已閱6409次
淺議人大官員代表減少的憲政意義
劉成江
一、國外研究現狀
從古代希臘大近代，西方哲人從未停止對政府形式以及政府原理的探索，這一探索的過程同時也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發展歷程。民主精神正是西方政治文明之精髓所在，而這一精髓通過何種政府體制才能將其表現出來，一直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中心。其實質是對政治生活的核心——權力——問題的反思，既權利應當如何行使才是至善而合乎正義的，其中直接民主制和代議制是兩大主要成果。代議制民主（間接民主）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代議制原理的核心是回答人民如何行使權力的問題，其理論邏輯是，人民只有通過選舉代表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權力�！按h制政體就是，全體人民通過由他們定期選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權�！蔽鞣綄W者普遍認為代議制原理是近代西方國家構建政府體制的哲學基礎，其根本點是企圖尋求對政府權力和人民權力二者關系的合理解釋，即提供政府與人民間制度性分權和合理劃分權力的原則。西方代議制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議會主權形式，主要以英國為典型；另一種是人民主權形式，主要以美國為典型。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基本原則是限制王權和議會權力至上。限制王權，就是通過議會分權的辦法來分割和架空君主的權力，使國王受到法律和議會的限制。限制王權的一系列法案頒布后，一直自以為只受制于上帝的權威的王權，已經完全受制于議會，其神圣的光環已蕩然無存。 議會權力至上，就是指議會成為一個常設性最高立法機構，由它掌握立法、財政、司法、軍事等最重要的國家權力。在君主立憲制下，國家的權力中心在議會，議會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美國的國家結構分為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個相對獨立的部門。議會是美國最高的立法機關，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參議員由各州選民直接選，眾議員數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由直接選舉產生，兩院議員長期連任現象極為普遍。但是議員不得兼任其他政府職務。眾議院議長由全院大會選舉產生。兩院均設有許多委員會，還設有由兩院議員共同組成的聯席委員會，國會工作大多在各委員會中進行。但規定在職的聯邦政府官員不得成為國會議院。
在傳統西方政治學說和政治理論中，憲政的核心問題是對政治權力進行限制。愛德華•索烏坦認為：“憲政的傳統建立在憲法這個詞的雙重含義所默示的兩個主題之上。憲法可以指立憲的過程，也可以指對權力限制或界定。因此，憲政的基本問題就是立憲和限制的問題�！笨�•J．弗里德里希則認為：憲政是對政府的最高權威加以約束的各種規則的發展，成為一個主導的歷史力量。這個概念有時意味著一套基本的和穩定的規則的發展，它分配最高權威和制定政府的組織�；蛘咭馕吨粋�規則實體的發展，它規定了權力的分離。或者意味著規則的另一種發展，即以特殊的方式保護人民不受統治者的傷害。而憲政建設進程較快的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都實行三權分立。三大權力之間相互制約，也就注定了它們不可能出現代議員和行政人員混雜的現象，這也是憲政的最終要求。
二、國內研究現狀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目標。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與我國國體相一致的政體，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們必須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并且在堅持中進一步完善這一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首先要明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官員代表過多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指出：要對人大代表制度進行改革，首先就是要實行各級領導干部與人民代表身份相脫離；中國憲法學會顧問程湘清認為在各級人大代表中，不同程度的存在政府領導干部偏高的現象，嚴重影響了人民民主的實現。
在2007年全國“兩會”上，由鄧義明等33位全國人大代表第一次向全國人大提出了“降低政府官員代表名額”的議案，并建議修改《選舉法》，增加規定政府官員作為全國和地方各級人大代表候選人的數量及其所占的比例分配的原則，并取消《選舉法》第十六條的規定。2008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構成中，省級政府組成部門領導干部代表比上屆減少了三分之一。
周葉中、鄧聯繁在七共同攥寫的《憲政中國初論》一文中認為：憲政是這樣一種理想，正如它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個人并向個人授予權利一樣，它也希望通過法治來約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權。只有減少政府官員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才能真正的實現法治，實現和諧。陳國全在《論政治監督與依法治國的實現》一文中認為：“憲政的基礎是民主，民主究其本意，就是多數人的統治，由于效率性和操作可能性的原因，大多數人的統治并不由大多數人直接統治，而是由他們選舉出來的各層級的官員代為執行，而由人民對這些官員進行監督。民主就是要保證人民有權利選舉出認為能夠代表自己意愿的各級官員；另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人民的監督權的真正落實。官員與人大代表混為一體使政治監督流于一種形式和口號，而失去監督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或濫用。”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在《社會轉型時期的憲政發展》一文認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對政治發展提出了新的訴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民財富的增加，獨立人格、公民社會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產生多元的權利訴求，中國公民開始越來越強烈地、自發、自覺地為自己的權利而斗爭，權利保護要求通過社會的、傳媒的、司法的和政治參與的各種途徑表現出來。來自社會民間的力量正在強烈地沖擊著中國的政治體制，呼喚著人權、法治、民主，呼喚著減少政府官員在人大代表中所占的比例。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發生重大轉變，大大提高了人大代表的民意成份和責任意識，推動國家向憲政發展。唐娟、鄒樹彬在其共同編寫的《2003年深圳競選實錄》一書中指出：“深圳特區出現的民間自發的競選的沖動，在激活我國現行憲法中的內在民主因素，表明隨著“中等收入者”階層的不斷增長，他們在我國政治發展中要求參與政治的主動性和維護政治權利的自覺性正在日益提高。減少政府官員代表、實現民主政治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
姚遠在《人權的憲政意義》一文中認為：憲政理念就是整合民主的要義、法治的原則、自由的精神和人權的特性所形成的意義世界，或者說是四者相互聯合而又各有其領土的理想國，它是一個和諧和完美的國度。制約政府權力、實現人權保障，是架構完整憲政理念的關鍵要素，是培育完善憲政秩序的根基。唐光誠在《主動監督行政權的憲政意義》一文中認為：“因為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實行的是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機制，在監督機制的設置上還是比較完善的。而行政執法卻是“天馬行空”，缺少一套嚴密的監督機制，而監督機制的完善首先就要求具有普遍的公民法律意識。楊紅梅在《人權保障與和諧社會》一文中認為：憲政建設所追求的目標，是要實現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它的實質在于國家的一切活動都要以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發展、享受等需要為出發點和歸宿，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利。關今華、李佳佳在其共同撰寫的《人權概念復雜性探析》中認為：“作為人權主體的社會弱勢群體是人權實現的決定性條件，而人權的實現必然依靠國家、政府當權者和社會正確的履行人權保障義務。減少政府官員代表，實現權力制約，才能最大的限度的為社會弱勢群體的人權實現創造條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劉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