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安騰 ]——(2002-12-15) / 已閱48657次
總之，上述理論分別從不同角度為情事變更原則和合同落空原則提供依據。它們適用的效果是基本相同的，即在合同訂立后，合同關系消滅以前，當發生了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不可預料的事件，得變更或解除合同，以消除不公平結果，恢復公平狀態。
3、 法哲學基礎
情事變更原則不僅在法技術上體現出可行性，更在法價值上具備妥當性與合理性。
從法的價值性而言，法的功能首先在于建立一種合乎正義的社會秩序。說一社會秩序是合乎正義的，意味著這種秩序把人們的行為調整得使所有人都感到滿意，也就是說，所有人都能在這個秩序中找到他們的幸福。“對于正義的期望是人們永恒的對于幸福的期望，這是人作為孤立的個人不能找到幸福，因而他就在社會中尋找。正義是社會幸福。”15然而這只是法的理想。從現實中看，成文法具有其無法逃避的局限性，即法律基于其防范人性弱點工具的特質在取得其積極價值之同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價，是法律由于其技術上的特點不能完善地實現其目的的情況。16法律的普遍性特征使法律只注意其適用對象的一般性而忽視其特殊性，因而適用于一般情況能導致正義的法律，適用于個別情況的結果則可能是不公正的。在前一種情況下，法律的適用一如其目的，是實現正義的工具；在后一種情況下，法律的適用卻與其目的發生背離，成為正義的敵人。因此法律常常在獲得一般正義的同時喪失了個別正義。有學者稱：“法律衡求定于一，猶如剛愎無知之暴君，不允許有任何之違反，其意思或向其質難，縱情事有所變更，彼亦不允許別人采用較其原先所命令之更佳方法。”17作為法律目的的正義，是指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狀態，在這種秩序中，財產與其他利益及負擔都能得到公平的分派。是故法律必須確立情事變更原則，一旦發生特殊情況使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嚴重失去平衡時，處于優越地位的一方不得利用對自己有利的客觀情況威逼對方，而應通過協商對法律關系的內容進行調整，求得雙方利益的重新平衡。從近代法律思想的演進歷程來看，隨著權利本位向社會本位的過渡，合同觀念由唯意志論向構筑合同自由的實質正義內核轉化，合同法律制度從封閉自足、由嚴密精確法律概念組成的規范體系，向開放多元、充滿價值關懷和注重利益衡平的、由內涵明確規則和外延廣闊的原則共同組成的規范體系發展。這些漸次變化共同鑄就誠信原則的王者地位。通過誠信原則的解釋適用進行法律漏洞補充，出于維護公平正義、利益衡平目的，承認擴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成為現代合同法制度的閃亮標志。情事變更原則正是這些革命性變化的衍生物。18
由此可見，情事變更原則的確立具有深刻堅實的法哲學基礎。它深深植根于市場經濟迅速發展和社會巨大進步的沃土之中，是現代合同法的重要標志之一。
㈢效力
通說認為，情事變更原則適用的第一效力為變更合同，第二效力為提前終止或解除合同。并認為如依變更合同方法尚不足以排去不公平之結果，第二步始應采取使其關系終止或消滅之措施。然而有學者認為“如果該當事人將該合同變更并使它在經過這一變更而已經排除了這一后果（指顯失公平）的前提下得以履行，那么在這種情形下再將該合同解除對其而言不僅純系不再需要，而且亦將因該合同已經履行而終止從而無從談起。可見在情事變更情形下，一方當事人在事實上或者只能夠變更合同，或者只能夠解除合同，而絕不可能先變更合同然后再解除合同。”19本文認為該觀點是不準確的，因為當事人的主觀認識同客觀情況可能存在偏差，從而其變更行為并不一定能完全消除情事變更所導致的顯失公平，故進一步需終止或解除合同。
事實上，合同法的目的并不是判斷誰對誰錯而抑惡揚善，而是保證和促進經濟快速、便捷和安全地流轉，相應的，情事變更原則也不應以扼殺一個個合同為樂事，而應盡量促使當事人維持交易關系。此即成為現代潮流的“調整理論”。具體做法是發生情事變更后法院勸誡或責成當事人對合同權利義務予以重新考慮并再協商，使之適應變化了的新情事。根據學者勝本正晃的觀點，因為“當事人當初希望發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進行法律行為，故在法律生活的積極性保護上更希望盡量發生近其希望的效果。”因此，情事變更原則的第一效力是合同的調整。20學者北山修悟認為關于合同調整的必要性有以下理由：①合同的長期性與復合性；②合同解消的不妥當性較大；③不確實的要素多；④作為合同當事人的國家或公企業的存在。21日本學者五十嵐清根據德國的Norbert Horn教授的再交涉義務理論，認為情事變更時首先應在當事人之間就合同調整進行商談（再交涉）。根據情況，如沒有商談的余地，有時就會導致合同的解消。如再交涉一致的話，被調整的合同就會支配今后的當事人。如再交涉不一致的話，就會是由法院等進行強制性調整，或者解除合同（或者維持合同）的某一種情況。22另外，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第114條之規定精神，合同當事人在情事變更發生后也負有防止損害擴大的義務。
至于因當事人一方主張適用情事變更原則而終止或解除合同，相對方能否請求損害賠償？本文認為，基于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而導致終止或解除合同的，應免除當事人對原合同未履行部分的義務和不履行合同的責任，相對方不得因此而請求不履行的損害賠償。但是，一方根據情事變更原則要求終止或解除合同，在由此而消除了情事變更對其造成的不利益狀態的同時，如對因終止或解除合同而造成對方當事人為訂立合同或準備履行合同而支出的費用或蒙受的其他損失置之不問，則會造成新的不公平的結果。因此，以情事變更原則而主張終止或解除合同的當事人，對由此給對方造成不合理的損害，應當給予對方適當的補償。
近來，有學者對變更權的行使對象和解除權的行使條件作了限定，認為從情事變更原則的精神出發可以得知，在情事變更情形下能夠為受其影響的一方當事人所變更的條款，只應當是合同中的那些因情事變更的作用而致使對其履行會對該當事人顯失公平、但在經過變更后卻又能夠使此點得到避免、同時變更后不會對另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的條款。而解除合同的條件應為：①因情事變更致使對合同履行會對其顯失公平；②另一方當事人不愿意變更合同。23本文亦持相同觀點。因為，情事變更原則的目的乃在原合同利益失衡后再次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
㈣情事變更原則同相關法律規則的辨析
1、 情事變更與不可抗力
我國《民法通則》第153條對不可抗力作了如下定義：“本法所稱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可見，不可抗力與情事變更的區別如下：①客觀情況不同，前者是起因于重大的自然災害和重大的社會事件，后者一般是由社會經濟情事的變化引起的。②履行后果不同，前者發生后，合同的全部或部分義務不能履行；后者發生后，合同一般仍能履行，只是履行后會造成明顯的不公平后果。③影響范圍不同，前者既可適用于契約關系，又可適用于侵權關系；后者僅適用于契約關系。
2、 情事變更與商業風險
商業風險是指當事人在經濟交往中可能遇到的并應當承擔的正常損失。它同情事變更的區別如下：①性質不同，前者為正常風險，后者為意外風險。②對當事人的主觀要求不同，前者是當事人在訂約時能夠預見的，如未預見可歸責于當事人的主觀過錯；后者為當事人在訂約時無法預見的，故其未預見不可歸責于當事人的主觀過錯。③引起的事由不盡相同，前者主要由一般的經濟情事所致，后者可為不可抗力、重大的經濟情事和其他社會事由所致。
3、情事變更原則與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的基本要求是：當事人參加民事活動并在其中實施民事行為時，一定要使其他有關當事人與自己于相互之間實現利益平衡。24依臺灣學者林榮耀先生的看法25，在發生情事變更情況下，若絕對無限制的嚴守契約，勢必有違誠信原則。而法律自身又具有穩定性與適應性兩相反之性能，就穩定性而言，契約應嚴守；就適應性而言，應承認情事變更原則。具體言之，二者的區別有：①誠信原則較情事變更原則，為上位概念，即情事變更原則是誠信原則的適用。“然誠信原則過于籠統，在具體適用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寬嚴不一的情況，從而動搖信守約定原則。??????當有可能制定比較具體的法律規范時，還是應盡可能地制定和適用這種具體的規范，而誠信原則則被作為堵塞法律漏洞或矯正可能帶來不公正后果的法律規范的作用的最后手段。”26②誠信原則系法律之最高原則，而情事變更原則僅系例外之救助方法。
三、立法建議
如前所述，新《合同法》并不承認情事變更原則。之所以如此，根據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關于合同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所述，是因為“根據現有的經驗，對情事變更難以作出科學的界定，而且和商業風險的界限也難以劃清，執行時更難操作，實際上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現在在合同法中作出規定的條件尚不成熟。”一些學者認為，新《合同法》否定情事變更原則的原因有：其一，強調進一步確立合同自由觀念之必需。其二，適應當前社會經濟條件下嚴守合同的客觀要求。其三，防止情事變更原則被濫用之需要。其四，利用其它法律制度可較好解決情事變更問題。（如援用誠信原則、公平原則）27其五，確立情事變原則將對許多回避風險、分散風險的制度如保險、信息咨詢、期貨制度造成不良影響。28本文認為：情事變更原則只是作為以合意說為基石的合同法理論的例外，只有在發生顯失公平的條件下才可能適用，故不會影響我國當前確立合同自由觀念、嚴守合同的大環境。至于直接援用誠信原則來解決此類問題，其缺陷一如前文所述，此處不再詳論。而出于防止情事變更原則濫用及它可能對一些合理制度產生不良影響之考慮而主張不設立情事變更原則，則無異于因噎廢食、杞人憂天。退一步來講，由于情事變更原則是基于維護社會實質正義的衡平立場，應允許法律凌駕于合同當事人的自主意思之上；出于防止合同當事人由于其締約時所無法預料且無法控制的社會變故而獲取不正當利益或蒙受意外損失的顯違人類一般公正觀念的情況的發生，也應主動介入、干預、重構合同關系。當然，為了避免該原則可能導致的司法專橫而給當事人的自由權利帶來傷害，及合同當事人為逃避因自己的不謹慎交易行為所招致的損失而濫用該原則，法律可在確立該原則時對其加以嚴格限制的適用條件，同時加強對法官的監督措施，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據此，可以認為《合同法》未確立情事變更原則實乃弊大于利。
縱觀國外情事變更原則的立法方式，不外乎有以下三種：其一，通過制定特別民事立法確立情事變更原則。其二，在民事基本法中概括成法律條文，作為一條法律原則存在。其三，判例。在我國設立情事變更原則，其目的不是為了解決特別時期的特定事件，而主要是為了充分發揮法律為經濟服務的功能，正確處理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因情事變更而產生的民事糾紛，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所以無須特別立法。本文建議，將來修訂合同法時應將情事變更原則作為合同履行的一項原則訂入。從長遠來看，應當在修改《民法通則》或制定民法典時，增加情事變更原則條款。
*作者單位：福建省晉江市人民法院。
1 王家福、王利明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98頁。內有關于三次變化的具體敘述。
2 史尚寬著：《債法總論》，臺灣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9月版第426、427頁。
3 此說的表述見：史尚寬著：《債法總論》，臺灣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9月版第427頁；梁慧星：《合同法上的情事變更問題》，載于《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楊立新著：《民法判解研究與使用》第二輯，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00頁；郭明瑞、房紹坤著：《新合同法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222頁；王家福、王利明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88頁；馬俊駒：《我國債法中情勢變更原則的確立》，載于《法學評論》1994年第6期；王江雨：《論情勢變更原則》，載于《現代法學》1997年第1期；張淳：《對情勢變更原則的進一步研究》，載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鄭跟黨：《試論情事變更原則及其適用》，載于《中外法學》1995年第5期；于偉：《情勢變更原則在審理經濟合同糾紛中的適用》，載于《政法論壇》1993年第5期；夏先鵬、劉凌云、劉曉安：《情勢變更原則及其表現形式》，載于《法學評論》1993年第3期。
4 參見史尚寬著：《債法總論》，臺灣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9月版第432-438頁。
5 王家福、王利明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91頁。
6 王家福、王利明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98頁。
7 見前引于偉、馬俊駒、王江雨文。另見王利明著：《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修訂版第345頁。
8史尚寬著：《債法總論》，臺灣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9月版第434頁。
9 此意見的表述見：耀振華：《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載于《法學研究》1992年第4期；楊振山：《試論我國確立“情事變更原則的必要性”》，載于《中國法學》1990年第3期；彭誠信：《“情事變更原則”的探討》，載于《法學》1993年第3期。
10 楊立新著：《民法判解研究與適用》第二輯，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18頁。
11 史尚寬先生認為構成顯失公平的條件為：①如不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對通常之法律關系，生巨大之事變，而有害交易安全者；②如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可免不當之損害，但亦不致因此使相對人受不當的損害；③顯失公平發生于當事人之間；④情事變更與顯失公平之間，有相當因果關系。（史尚寬著：《債法總論》，臺灣榮泰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9月版第437頁。） 楊立新先生認為構成顯失公平的標準為：①誠實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則；②結合履行合同的環境認定；③顯失公平的結果可能使雙方利益關系發生重大變動，危及交易安全；④主張適用的一方因不適用而遭受的損失，一般要遠大于適用時相對方所遭受的損失。（楊立新著：《民法判解研究與適用》第二輯，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18頁。） 崔建遠先生認為情事變更是否造成履行合同顯失公平，應以理性人的看法加以判斷，包括履行特別困難、債權人受領嚴重不足、履行對債權人無利益等。（崔建遠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二版第102頁。）
12 彭風至著：《情事變更原則之研究》，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9-130頁。轉引自梁慧星：《合同法上的情事變更問題》，載于《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
13 楊立新著：《民法判解研究與適用》第二輯，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401-402頁。
14 梁慧星：《合同法上的情事變更問題》，載于《法學研究》1988年第6期第40-45頁。
15 凱爾森著：《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6頁。
16 徐國棟著：《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37頁。
17 劉世民：《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法律思想的比較》，載于刁榮華主編：《中外法律思想論集》，臺灣漢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頁。轉引自徐國棟著：《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139頁。
18 王家福、王利明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97頁。
19 張淳：《對情勢變更原則的進一步研究》，載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
20 勝本正晃著：《民法事情變更原則》，1926年版第98頁以下。轉引自五十嵐清：《情事變更·合同調整·再干涉義務》，載于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436頁。
21 北山修悟著：《合同的改訂》，1995年版第75頁。轉引自五十嵐清：《情事變更·合同調整·再干涉義務》，載于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438頁。
22 五十嵐清：《情事變更·合同調整·再干涉義務》，載于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435頁。
23 張淳：《對情勢變更原則的進一步研究》，載于《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1期。
24 徐國棟著：《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7、78頁。
25 林榮耀：《情事變更原則之理論與實際》，載于鄭玉波主編：《民法債編論文選輯》（中），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7月初版第770-772頁。
26 車丕照：《合同落空、情勢變更與不可抗力——兼論我國相應立法模式的選擇》，載于《民商法學》1996年第8期。
27 王家福、王利明等著：《合同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99-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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