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青林 ]——(2010-12-20) / 已閱7431次
溫州嘉田電雕制版有限公司與薛某等侵犯商業秘密糾紛上訴案
唐青林
一、案件來源
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南市民三重字第169號、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07）桂民三終字第53號判決書。
二、案件要旨
取得商業秘密民事侵權訴訟中的原告資格應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與所訴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二是必須為可以成為訴訟主體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由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僅規定商業秘密權的主體為經營者，故自然人在商業秘密民事侵權訴訟中不具備原告資格。
三、基本案情
原告薛某在2000年3月 30日至2001年9月12日期間任華東制版中心南寧業務處的負責人，承接制版設計業務。后該業務處于2001年9月12日被南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吊銷了《營業執照》。2000年6月9日至2004年6月9日期間，薛某還開辦了“實大得粘膠袋經營部”的個體經營部，從事膠粘袋、不干膠制品零售業務。
2001年6月至2003年3月，薛某雇請被告盧某為其工作，從事制版設計并兼管其他工作，如登記、整理客戶通訊錄以及管理與制版有關的財務帳目、記帳，把財務帳目、客戶通訊錄等資料錄入電腦等工作。薛某將其客戶通訊錄、與制版相關的財務帳目等資料收集保存于其電腦中或刻錄成光盤保存。薛某的客戶通訊錄里記載有162個客戶的名稱、業務聯系人姓名、聯系電話、客戶住所地等信息。
同時，薛某還通過制訂《制版工作人員規范》對其工作人員進行了保密管理，其中約定制版人員須如實登記、記錄客戶資料；不得泄露客戶信息，對客戶信息資料（客戶通訊錄、協議、客戶賬目等）予以保密。薛某還對管理客戶信息的電腦進行了加密，在辦公室安裝攝像監控系統。
2003年3月 15日，盧某從薛某處辭職，帶走了未經薛某許可而拷貝的有薛某客戶通訊錄的光盤。并于同年4月 1日到嘉田公司工作，從事制版設計業務。
2003年12月，薛某認為盧某和嘉田公司侵犯了其商業秘密（客戶通訊錄），與盧某、嘉田公司交涉未果，遂訴至法院。并向法院提出證據保全申請，薛某在一審起訴及庭審時主張，至法院查封證據時止，盧某以嘉田公司名義對外承接制版業務營業額為50多萬元。
四、法院審理
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薛某所主張商業秘密權利的經營信息為其客戶通訊錄，其上記載有162個客戶的名稱、業務聯系人姓名、聯系電話、客戶住所地等信息。這些經營信息是薛某在與客戶的業務往來中通過投入一定的時間、人力、物力所開發的，這些客戶具有相對穩定的交易習慣，對產品種類、規格等也均已特定，是薛某自己特定的客戶群。這些客戶及包括交易內容的與客戶有關的資料只有薛某及其相關工作人員才能知悉，不為同領域中的人所輕易知悉或獲得；上述信息能為薛某在制版經營業務中帶來商業機會和經濟效益，具有一定的實用性；同時，薛某還采取了信息專人保管、電腦加密、監控系統等保密措施。因此，薛某的客戶名單構成商業秘密，應當受法律保護。
盧某曾受雇于薛某從事制版設計業務并兼管登記整理客戶通訊錄，有機會接觸薛某的客戶名單，明知客戶名單是薛某重要的經營信息，卻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辭職時擅自拷貝并帶走記載有上述經營信息秘密的客戶通訊錄，到與薛某有競爭關系的嘉田公司工作并使用了這些經營信息，搶奪了薛某的部分客戶，侵害了薛某的合法權益，其行為構成了侵權。而嘉田公司利用盧某掌握的客戶名單的經營信息拓展自己的業務，使其在同業市場中招攬到更多的客戶和業務，損害了薛某的合法權益，故嘉田公司獲取、使用薛某的客戶名單的行為亦構成對薛某商業秘密的侵犯，應對盧某的行為承擔連帶責任。
考慮到薛某對其商業秘密所花費的勞動、金錢和努力不是很多，所形成的時間上的競爭優勢不是很強，并在考慮薛某客戶名單收集形成難易、所帶來的競爭優勢及盧某、嘉田公司侵權行為的性質、情節、手段、主觀過錯程度等因素，法院最后判決禁止被告盧某、嘉田公司在判決生效之日起1年內使用薛某涉案的客戶名單的經營信息秘密；兩被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00元、為制止侵權所支付的合理開支3000元，并承擔連帶責任。
嘉田公司不服一審判決，向廣西壯族自治區高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或查清事實后改判。其上訴理由為：一審法院認定薛某是本案的適格原告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薛某不是從事制版設計的個體工商戶，而是華東制版中心和蒼南縣龍港制版廠的工作人員，對外承接業務均是以華東制版中心南寧辦事處和蒼南縣龍港制版廠的名義進行的。薛某提供的“個體營業執照”和龍港制版廠的《申明》不能推翻其自認蒼南縣龍港制版廠的業務員的事實。現行法律并沒有明確規定自然人在商業秘密糾紛中的法律地位；薛某主張的客戶通訊錄不具有秘密性，不屬于商業秘密；盧某拷貝薛某的客戶通訊錄，是盧某的個人行為，嘉田公司并不知情。故一審法院認定嘉田公司侵犯了薛某的商業秘密缺乏事實和法律根據；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的賠償沒有事實依據。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院經二審審理，除認定一審法院查明的事實以外，認為針對嘉田公司的上訴理由：
一、薛某作為本案原告是否適格的問題。
薛某在2000年3月30日至2001年9月12日期間擔任華東制版中心南寧業務處的負責人，承接制版設計業務，薛某一審提供的證據里也多處含有“南寧華東制版中心制單”、“浙江華東制版南寧業務處費用支出清單”等字樣，但該業務處在2001年9月12日已被吊銷了《營業執照》，薛某通訊錄里記載的客戶以及證據里記載的與這些客戶發生業務的時間，多是發生在該業務處被吊銷《營業執照》之后；另薛某在2004年4月20日的庭審活動中曾陳述其是龍港制版廠的業務員并以龍港制版廠的名義對外承接業務，其在一審提供的證據里也含有“龍港來往帳目”、“2003年龍港制版廠制版帳目”等字樣，但根據薛某后來提供的龍港制版廠的書面《申明》表明，龍港制版廠與薛某并沒有實質的聯系。正是基于此，一審法院根據薛某為個體工商戶，薛某雇傭盧某為其個人從事制版設計業務，涉案的客戶通訊錄為薛某所持有，被控涉及商業秘密侵權的載體——光盤，由盧某從薛某處所帶走等事實，認定薛某為所涉商業秘密的權利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為本案的適格原告。這一認定是正確的。嘉田公司上訴稱薛某不是本案適格的原告，與本案事實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二、薛某所主張的客戶通訊錄是否屬于商業秘密的問題。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及一審、二審中查明的事實，可知薛某所主張的客戶通訊錄屬于經營信息的范圍，這些經營信息是薛某投入人力、物力、財力等開發出來的，具有不為公眾所知悉性、價值性（實用性），并經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進行了保密，故符合商業秘密的構成要件，應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經權利人許可，不得非法獲取、披露和使用。嘉田公司雖否認上述信息屬于商業秘密，但并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據證實，故法院對其該上訴理由不予支持。
三、關于一審認定嘉田公司侵犯了薛某的商業秘密是否有事實和法律依據的問題。
本案中，薛某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證實其客戶通訊錄包括客戶名稱、業務聯系人姓名、聯系電話、客戶住所地等信息全部反映在盧某從薛某處辭職時擅自拷貝并帶走的光盤里，盧某也以嘉田公司的名義與薛某原來的部分客戶進行了經營活動，參考了薛某的進貨和銷售價格、制版種類和制版規格，還使用了部分薛某原來的設計。盧某明知客戶通訊錄是薛某的重要經營信息，屬于商業秘密，卻違反雇員對雇主的忠誠義務，辭職時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擅自拷貝并帶走了記載薛某經營信息秘密的客戶通訊錄，到與薛某有競爭關系的嘉田公司工作并使用了這些經營信息，其行為侵害了薛某的合法權益，構成侵權。嘉田公司獲取、使用了薛某的經營信息，也構成了對薛某的商業秘密的侵犯。因此，一審認定嘉田公司侵犯了薛某的商業秘密是正確的。嘉田公司上訴稱其未侵犯薛某的商業秘密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四、一審判決盧某和嘉田公司賠償薛某經濟損失5000元及合理開支費用3000元是否適當的問題。
薛某所訴涉及客戶通訊錄的商業秘密所花費的成本、投入的勞動不是很多，相對于其他類的商業秘密來說經濟價值不是很大。一審法院綜合考慮薛某商業秘密的商業價值，盧某、嘉田公司的侵權行為的性質、情節、手段、主觀過錯以及經營情況，酌定由盧某、嘉田公司賠償薛某經濟損失5000元是合適的，應予維持；但一審判決由盧某、嘉田公司賠償薛某合理開支費用3000元，相對于薛某的訴訟請求受到支持情況偏高，故酌定改為由盧某、嘉田公司賠償薛某合理開支費用2000元為宜。
綜上，廣西壯族自治區高院作出了維持原判的一、二、三、五項，變更第四項（即盧某、嘉田公司賠償薛某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2000元，并承擔連帶責任）的二審判決。
五、律師點評
本案中，被告在上訴中著重提出由于原告不是從事制版設計的個體工商戶，而是華東制版中心和蒼南縣龍港制版廠的工作人員，而法律未規定自然人在商業秘密糾紛中的法律地位，原告薛某不具備商業秘密民事侵權糾紛的原告資格。那么，要取得商業秘密民事侵權訴訟中的原告資格應具備哪些條件，又是哪些人才能以原告身份對侵害人提起商業秘密民事侵權訴訟呢？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規定，原告須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故要具備民事訴訟原告資格，條件有二：一是與所訴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二是必須為可以成為訴訟主體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在商業秘密民事侵權訴訟中，其中的第一個條件通過案件事實即可認定，較為明顯。故在此主要探討第二個條件，即商業秘密權的主體的范圍問題。
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十條的規定：“經營者不得采用下列手段侵犯商業秘密……。”以及第二條第三款：“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經營或者營利性質服務的法人、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可知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商業秘密權的主體僅為經營者，而非個體工商戶的自然人是被排除在商業秘密權的主體之外的，故在本案中，若薛某不能提供證據證明其為個體工商戶，且與華東制版中心及蒼南縣龍港制版廠沒有實質的聯系，則其很可能因不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規定的經營者這一主體資格而被剝奪訴權。
毫無疑問，《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這一關于商業秘密權主體資格的規定會使很多擁有、使用商業秘密的自然人因不符合原告資格，在發生侵權時求訴無門，從而影響了我國知識產權的整體保護水平。同時，根據《民法通則》中有關知識產權的規定，其中知識產權的主體為“公民”和“法人”，由于商業秘密屬于知識產權的一種，因而其主體范圍理應與《民法通則》的規定相一致。可能也正因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秘密權主體資格規定的不適宜，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禁止侵犯商業秘密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六款，對商業秘密權的主體做了進一步的解釋，即“本規定所稱權利人是指依法對商業秘密享有所有權或使用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從而將《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于商業秘密權主體的范圍予以放寬。
編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師事務所唐青林律師主編的《中國侵犯商業秘密案件百案類評》（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師近年來辦理了大量侵犯商業秘密的民事案件，為多起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提供辯護，在商業秘密法律領域積累了較豐富的實踐經驗，歡迎切磋交流，郵箱：lawyer3721@163.com，電話：139101697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