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越 律師 ]——(2011-6-8) / 已閱22817次
《合同法》第九十四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五）法律規定的其他情形。
本文主要討論的是九十四第第四款，“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該款是在立法上明確，合同目的是簽訂合同之根本，若超過了合同約定的期限履行合同或一方違約， 會導致合同目的落空。 實踐中，我們把致使合同目的落空的違約稱作根本違約，比如：一方為圣誕節訂購一批圣誕老人玩偶，合同要求必須在圣誕節前交貨，若超過交貨期限，則構成《合同法》規定的根本違約，購買方有權拒收，并要求供貨方因此而造成的損失。
法條規定似乎已經比較清楚了，在實際執法過程中不應出現問題。但事實并非如此。由于每個人對于根本違約和合同目的理解的不同，再加上法律賦予法院或仲裁對違約責任：(1)以約定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或“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為條件;(2)經當事人請求;(3)由法院或仲裁機構裁量;(4)“予以增加”或“予以適當減少”。使得合同當事人簽訂合同時的真實意圖根本得不到尊重，經常被審判人員依自己的意志和判斷篡改。
大連法院就有這樣一個案例，一家日資企業與一家廣告公司簽訂公司宣傳畫冊制作合同，合同約定了宣傳冊的顏色（偏綠色）并將樣冊簽字存樣。宣傳冊印刷完成后，日資企業因宣傳冊的顏色（偏藍色）與樣冊嚴重不符而拒收，雙方不能協商解決而訴至法院，日資企業出示證據證明顏色與其要求不符，根據合同有權拒收，但主審法官卻未支持日資企業的主張，理由是她認為批量印刷出來的顏色比日資企業要求的顏色好看。
而英國法中有這樣的案例，合同雙方皆為商人，雙方簽訂一份供貨合同，合同約定若交貨延十分鐘，則購貨方有權拒收，供貨方并應承擔違約責任。結果供貨方遲延交貨一天，購貨方根據合同規定拒收，其行為得到法院支持，法官認為，雙方為平等主體，對合同違約責任有充分認識，合同約定不違反法律規定，應當得到法院認可。這如果是在國內法院審理，一定因違約責任過重而不會得到法院支持。我國《合同法》也強調契約自由，可在實踐中卻得不到實際體現。正由于不尊重契約自由，《合同法》失去了可預測性，也就是說，我們簽訂的合同條款，即使不違背法律規定，也根本不能保證其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更為滑稽的是，違反法律法規強制規定的約定，卻往往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比如：房屋中介公司，即便公司在經營過程中出現違反行業規定、地方強制性法規的情況，其要求支付中介費用的請求一般都會得到支持，也就是說違法行為不僅不會受到處罰，到了法院，經過審判，倒變合法了。
現在我們還看到與房屋租賃合同糾紛相關的法院判決，法院普遍支持房屋出租一方，即便所出租標的物存在重大瑕疵，比如未通過消防驗收合格、長時間不能或根本不能取得產權證（集體所有土地地上建筑）的房屋，盡管租賃標的物根本無法為承租人承租目的所使用，只要出租方證明交付了房屋，雖承租方證明承租物業無法使用，但判決中都會支持一部分租金。由于管理部門監管不到位，或雖法律法規有禁止性規定，但在實踐中根本找不到相應監管部門，這種判決無疑助長了社會上違法行為的滋生。受利益驅動，一些不法業主，肆無忌憚地把違法、違章或質量不合格的物業出租給不明真相的承租人，反正只要出租了，不管承租人是不是能用，租金都會有保障，何樂而不為。這就增加了社會不安全因素，現各地火災頻發與此應有很大關系。
2008年，一位外商在浦東繁華區域租了一間商鋪經營高檔餐館，商鋪位于新開發樓盤二樓，樓上還有其它餐館，如愛晚亭。商鋪交付裝修后，屋頂有四處開始漏水，每天都如下小雨一般，另外墻體也大面積滲水，承租方通知出租方物業進行維修，裝修便耽擱下來。維修后，承租方以為可以安心裝修開張營業了，因為在合同中出租方對開業有強制性要求。終于裝修完畢開張營業，誰知開張后幾天又開始漏水，承租方又通知出租方進行維修，這樣反反復復達一年多時間，出租方最后得出結論是找不到問題原因，就讓承租方這樣使用。
這樣的商鋪當然無法經營有檔次的餐館，這間商鋪在樓里面，通風不好，加上漏水、滲水，整個室內充斥著濃濃的霉味，根本沒有顧客愿意在這種環境里就餐。根據雙方《租賃合同》出租方要求承租方在進入商鋪裝修前支付了押金和三個月的租金，以及相關宣傳費、物業管理費等等，由于商鋪無法正常使用，承租方拒絕另行再支付相應租金和相關費用，并多次發函要求出租方解決漏水和滲水問題。期間為防止損失進一步擴大，承租方搬出了該商鋪，遣散了員工。出租方遂因拒付租金將承租方告上法庭，要求承租方支付其交付后至出租方提出解除合同期間租金和各項費用。承租方應訴并就本訴提出反訴，向法庭提供公證證據證明租賃商鋪根本無法使用，即無法實現合同目的，要求出租方賠償承租方裝修136萬、商譽和員工工資等各項損失。
雖《合同法》規定出租人應當履行租賃物的維修義務，雙方簽訂合同也如此約定，但在庭審中，法官并不關心商鋪是否存在影響正常使用瑕疵，而是集中在何時交付租賃標的物、承租方實際占用商鋪期限、承租方拒付租金違約金等展開，最后判決結果是，除承租方已付的押金、租金和裝修款一點拿不回來外，還要再向出租方支付二十幾萬元。可見法官的邏輯還是只要出租方交付了，不管承租方能不能用，都得付錢。
《合同法》實施十幾年來，陸續出臺了相應解釋，讓人們感到《合同法》在不斷完善。筆者在此建議能對九十四條的抽象內容進一步細化，以解決其在審判實踐中應用出現的法律責任不可預測和不公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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