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文炳 ]——(2003-6-22) / 已閱27820次
論調審分離之調解模式構建
葉文炳
現代法治社會中，法院成了社會關系的交叉點——各種沖突在這里匯集，這就給法院扮演
調停“中間人”角色提供了前提條件，這種調節方式借助中立的法官之公信力，尊重糾紛
當事人處置自身權利之愿望，為公權與私權之最佳結合，既能定紛止爭，又可節社會資源
，實在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由于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法院調解這種司法制度在我國
如魚得水，她不僅能及時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而且越來越發揮無可
代替的作用，但由于我國曾經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制度以及對法治的相對忽視，法院調解制
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烙印，具有強烈的職權主義特點。隨著審判方式改革的
進行，人們法律意識的增強和依法治國進程的不斷推進，法院調解制度在實踐中日益暴露
出它的局限性和諸多弊端，嚴重阻礙了其作用的發揮，筆者就現行法院的調審合一制度的
弊端和如何重構略陳管見。
一、現行法院調解制度的情形
法院調解，亦稱訴訟調解，它是是指對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審判組織主持下，訴訟當事人
雙方平等協商，達成協議，經人民法院認可，以終結訴訟活動的一種結案方式。其包含兩
層意思：一是指一種訴訟活動，人民法院的審判組織在審理案件過程中，對當事人進行法
制宣傳教育和思想疏導工作的活動；二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訴訟活動
，行使審判權，審理結案的一種方式。法院調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濟價值。首先，它能夠
及時、徹底地解決民事權益爭議，保持雙方當事人的團結與合作；其次，它有利于提高辦
案效率，減輕當事人的訟累和法院負擔；再次，它有利于增強當事人和群眾的法制觀念，
預防糾紛，減少訴訟。因此其廣泛地在民事審判實踐中適用，并為日本、德國、美國、
英國等國家所推崇(有的國家稱之為訴訟和解)。
中國古代，宗法制度決定了私權概念缺乏。在追求和諧人際關系為主流倫理觀的傳統社會
中，國家視民事糾紛為“細故”小事，甚至認為最好的統治狀態就是“無訟”。農業社會
老百姓之間血緣地緣關系枝蔓糾結，私權糾紛自有“中間人”出面調停排解，于是，“調
解”就這樣土生土長而且枝繁葉茂起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原來根植于民間土壤中的各種
形式的隨意性調解逐漸被一些有組織的既定式的調解所代替。
在新中國建立后我國調解制度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抗日戰爭時期馬錫五審判
方式就確立了“調解為主”的方針，后歷經了六十多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具有濃郁的中
國特色，在國際上被譽為“東方經驗”。這時期司法實踐中，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半數以
上是以調解方式結案，是法院運用的最多的一種處理民事訴訟的結案方式，1982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試行)》規定民事“十六字方針”中強調民事審判要以“著重調解
”，斷而將我國法院調解推向一個新的高峰并適用范圍十分廣泛，除特別程序、督促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和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外，包括無效民事行為在內的其他民商事案件都
可以以調解方式解決。然而就在這時候也出現了調解帶來的一些問題，無效民事行為中包
括違反法律的禁止性、限制性規定及損害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原則的民事行為，對這類本
應當予以追繳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也適用調解，法院調解開始了現了“和稀泥”，給人一種
不依法執法的印象；第二階段，法院調解出現了一些被認為“不執法，和稀泥”現象后，
全國迎來司法改革的浪潮，隨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法官們的注意力一窩蜂地轉向了
庭審，調解也隨之被過分忽略，這時期的主審人員對案件沒有特別調解壓力和愿望；第三
階段，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訴訟活動也無限制擴大，一時間似乎通過訴訟可
以解決一切糾紛，一切社會矛盾，可以包打天下，在社會開始盛行，這樣的后果就是訴訟
急劇上升；再加上法院強調庭審判決，致使法院判決數量的增多，執行難日益加劇，特別
是在全國上下投入巨大的司法資源解決執行難效果并不是很明顯，案件又不斷上升時，“
公正和效率”成了法院努力的方向，調解也成了解決問題最直接的方法，各地法院紛紛加
強調解工作，有的地方還把調解率作為考核指標；另一方面錯案追究制度的逐步實行，更
使法官們對調解偏愛有加。也正因為如此，違背意愿的調解在現行調解制度無約束下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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