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一飛 ]——(2012-2-14) / 已閱16434次
但另一方面，修正案第一百一十七條卻規定為：“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后向他提出問題。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奔幢Ａ袅恕叭鐚嵒卮稹绷x務，并將“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上升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對于引入“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規定，是值得肯定的，“不得強迫自證其罪”是包括《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內的各種人權公約規定的被追訴人基本人權，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能夠進行規定，是順應了歷史潮流，基本沒有什么爭議。但也涉及到了幾個容易引進爭議的問題：如何看待修正案沒有規定沉默權？如何看待仍然確定了備受非議的“如實回答”義務？如何看待“坦白從寬”的合法化？
首先，如何看待修正案沒有規定沉默權？
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上看，即使在法治發達國家，對于沉默權的規定亦存在較為不同的態度。對于這項17世紀產生于英國的制度，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發展后，美國通過以“米蘭達忠告”（包括訊問時事先告知嫌疑人有沉默權）將其上升到了憲法的地位，認為這既然是公民的一項權利，國家應附有告知該項權利的義務。而反之在英國，1987年的《刑事司法法》規定在嚴重欺詐案件中，接受訊問的嫌疑人如果在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拒絕回答提出的問題或者說謊，這本身就構成犯罪。隨后，1988年，英國政府以“沉默權嚴重阻礙犯罪調查”為理由，通過了《刑事證據法令》又對沉默權加以了限制。1994年11月英國議會通過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更是對沉默權進行了重大限制�？梢姡陙頌榱舜驌舴缸锏男枰�，英國法對待沉默權便采取了一種較為謹慎的態度。
有關沉默權的討論在我國由來已久，尤其是隨著1998年10月5日政府對于《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條約》的簽署，此后對于沉默權寫入刑事訴訟法的呼吁更是日愈強烈。但是應當注意到，國際公約中只有“反對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而并無沉默權的明確要求。
沉默權的本質不僅是沉默了不承擔不利后果，而且從各國立法實踐來看，在實施這一制度時，要求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時有告知嫌疑人“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義務，這對嫌疑人是一種提醒，這必然影響嫌疑人的供述。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一百三十六條規定：“（一）除次訊問開始時，要告訴被指控人所被指控。行為和可能適用的處罰規定。接著應當告訴他，依法他有就指控進行陳述或者對案件不予陳述的權利，并有權隨時地，包括在訊問之前，與由他自己選任的辯護人商議。”
在是否需要明確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時，也曾引起過日本國內廣泛的討論。關于沉默權的告知問題，第198條曾規定了“進行前款詢問的時候，必須事先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拒絕供述”。但是，在該法實施以后，檢察以及警察內部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引發了是否刪除該項規定的爭論，其后的結果便是現行《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98條第2款的規定：“在進行前款的調查時，應當預先告知被疑人沒有必要違反自己的意思進行供述的意旨�！� 在俄羅斯，法律在刑事訴訟原則部分規定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沒有義務證明自己無罪的義務。 但在詢問規則中亦未對沉默權進行明確規定。
現階段對于偵查機關來說，口供仍然是作為一種重要的證據存在，并且也是偵查機關搜集其它證據的線索之一。“口供是我國刑訴法規定七種證據中的一種，不能隨意取消它，取消口供無異于浪費了打擊犯罪的重要資源，通過口供能夠獲得其他有益的證據，能夠更好地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同時真實口供也有利保障無罪的人不受追究�！� 過分強調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權利，在一開始訊問時就提醒其可以沉默，會使得偵查機關對犯罪的偵查力度有所降低。因此，我國選擇 “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規定，也沒有選擇規定沉默權這一“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具體模式，既符合國際公約的要求，也符合中國的國情、更符合訊問規則中的基本人倫理底線。
第二，如何看待“如實回答”的義務？從邏輯上分析，“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與“如實回答”的義務實為互相矛盾的規定。一方面，面對偵查機關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時，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有不回答致使自己有罪問題的權利，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過程中是否“如實回答”在當時只能由偵查人員來判斷，這往往將在事實上導致犯罪嫌疑人陷于自證其罪的境地。
在國際公約中，雖然沒有沉默權的明確要求，但無論如何，任何國際規則都沒有規定“如實供述”義務，“如實供述”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國際慣例（如判例）中都找不到合理根據。“如實陳述義務不僅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影響取證行為的合法化和文明化，而且助長了訴訟活動中對口供的依賴，在實踐中成了被告人負舉證責任的法律依據，這也是刑訊逼供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因此，為了維護“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存在，有必要在此次修改刪除“應當如實回答”的內容。
第三，如何看待“坦白從寬”入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在司法實踐中，對于迅速破案，查明案件事實，分化打擊犯罪分子，懲罰和教育改造罪犯等方面發揮重要的功能。但是近年來不少學者對該政策有不同的看法，持“否定論”者認為：（1）這一制度是作為階級斗爭時產物，與現代法治理念是相悖的； （2）“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意味著事先推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已在此基礎上要求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坦白其罪行，不得抗拒，所以這一政策實際上就是有罪推定，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擔如實供述的義務，這與無罪推定的原則和沉默權制度相矛盾，我國將來要正式確立無罪推定原則和沉默權制度的同時，就要相應地廢除“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 （3）“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刑訊逼供、誘供的原因之一； （4）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是我國“義務本位主義”的刑事訴訟模式的體現。 “揚棄論”者認為，“坦白從寬”并無不當，但對“抗拒從嚴”應采取“揚棄”態度。 而那些對“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支持論”者 ，在此主流的理論背景下，更是受到一致批判，致使該理論的研究處于勢微和邊緣化的局面，加之實踐中一些地方公安機關將審訊室中“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警語的拆除， 更是使這一刑事政策面臨生存的危機。
以上的很多說法實際上將一個簡單的道理復雜化了，“坦白從寬”是一個有確定內容的刑事政策為了簡約地用口號表述而進行了中國成語式表述的合理規則，其本意就是這次修正案中所說的：“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有人將“坦白從寬”與“抗拒從嚴”作兩個內容來理解，認為從嚴就是訊問手段上的從嚴，認為“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一旦不符合偵查人員的期待或預斷，就被認為是不老實，在‘抗拒從嚴’政策的支持之下，在訊問時使用‘從嚴’式的刑訊逼供類的訊問手段，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筆者認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刑事政策本身與無罪推定是不存在必然的沖突的，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依據犯罪人犯罪后的認罪態度，反映出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特點，在刑罰裁量上予以區別對待。“坦白者從寬、抗拒者從嚴”，是一項刑事責任裁量政策，體現了刑罰的個別化原則，至于是否坦白，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是可以選擇的而不是必須接受的義務。相關犯罪事實查清后，司法機關最終依據刑法實體法的規定予以處罰，適應的范圍是刑事實體法律關系領域。那種認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就是有罪推定，一定程度是將實體法和程序法混為一談了。 另外，機械地將“坦白從寬”與“抗拒從嚴”分為兩個內容也是忽略了中國語言的基本規律，如在中國的成語中，有一種“反義并列”（互文）成語：博古通今、冷嘲熱諷、挑肥揀瘦、同甘共苦、長吁短嘆、大同小異、深入淺出、外強中干、取長補短，等等，這類成語的作用在于：反義詞在語義上相互排斥的，但進入成語后，作為概念上的兩個對立面，其“對立”看不見了，剩下的只是其“兩面”，如“古今”連用表示古往今來的事情；“冷熱”在一起形容兩種相關的態度；“肥瘦”合起來比喻對自己有利的事物�！疤拱讖膶挘咕軓膰馈笔乾F代八字成語，前者和后者只是重申與強調同一個事務的兩個方面，就如生活中說“你要按時到，不遲到”一樣，這里邊“按時到”和“不遲到”并沒有兩個不同的意思。因此，抗拒從嚴的含義，只是強調不會從寬，相對于不從寬而言，就是從嚴。違背中國語言的基本規律，將從嚴就是“訊問時使用‘從嚴’式的刑訊逼供類的訊問手段”這樣的結論強加于一個已經有約定俗成含義的刑事政策，是違背常識的。因此，修正案中“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是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上升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符合中國刑事政策、也符合國際上鼓勵自白的通行做法。
綜上所述，修正案第四十九條的內容是實現國際公約規則的重大進步；修正案第一百一十七條沒有規定沉默權，而是從相反方面作提醒，即提醒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是具有合理性的，是在堅持反對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前提下符合中國國情的一種選擇。但其中“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內容應當刪除。所以，修正案第一百一十七條應當修改為：
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首先訊問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為，讓他陳述有罪的情節或者無罪的辯解，然后向他提出問題。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可以從寬處理的法律規定。
五、結語
刑事訴訟法如何平衡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兩種價值，這是與社會的整體發展分不開的。從1996年對現行刑事訴訟法進行修改后，無論是作為社會基礎的經濟環境還是整個社會的權利意識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快速發展，所以，中國應當履行國際公約的義務，提高保護人權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社會越發展，犯罪的能力也在提高，所以也應當加強國家打擊犯罪的權力，這不僅是技術和硬件的改善，也包括在法律上賦予其必要的手段。
一個國家，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和打擊犯罪是同等重要的，片面強調一個方面，都是不現實的。評價一部法律是進步還是倒退，不能簡單地以一個標準來衡量，前面所提到的有些人的所謂“倒退說”，就是簡單地以“保護人權”一個標準來衡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立法不僅要聽取普通公民的意見、學者的意見，也要聽取執法、司法部門的意見。現在的修正案在偵查程序的完善方面，兼顧了兩個方面，整體上是成功的、有重大進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規定出發點很好，但是因為其不細致、不周全、有矛盾，容易給實施者以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機會，還需要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細化條文、消除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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