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巍 ]——(2012-3-7) / 已閱14377次
2.解除保險合同。對于屬于一般保險責任范圍的限責條款，不適用《保險法》第17條的規定，被保險人不能獲得保險公司免責部分的款項。投保人可以選擇解除合同的救濟途徑，但其前提為投保人可以證明將因該限責條款而不投保。在此情形下，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權與《保險法》第15條規定的任意解除權不同，保險人應當退還全部保險費。[4]
3.適當調整限責范圍。對于投保人未選擇解除合同的，歸類于一般保險責任范圍的限責條款應為有效，應遵照履行。但是確實存在限責條款含義不清或者保險公司不能證明其向投保人解釋的，應依據保險合同解釋的規則，對限責范圍進行適當調整。此外，對于未盡基本提示義務的一般限責條款，確實影響投保人利益的，基于公平原則同樣應調整限責范圍。
（三）具有爭議的保險限責條款之解釋分歧
1.關于代位求償權條款與按事故責任比例賠償條款的處理問題
觀點一，兩個條款分別獨立生效。車損險中代位求償權條款一般約定于投保人、被保險人義務中，是保險人可以享有的一項權利，并沒有規定保險人負有向被保險人全額賠償的義務。因此代位求償權條款不影響比例賠償條款的適用。從實務操作的角度分析，對于大多數自用車，同時投保車損險與三者險的情況較為普遍，被保險人有相對便利的途徑從另一方保險公司處獲得三者險的賠償，即在機動車輛保險中，對于互碰車損的情況，一般而言，一方車損既有己方的車損險同時也有對方的三者險共同予以保障，符合保險競合[5]的規定。在保險競合的前提下，保險公司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責任大小對損失進行比例分攤應屬合理。
觀點二，兩個條款相互矛盾，按比例賠償條款剝奪被保險人選擇權，應認定為無效。代位求償權是保險人法定的權利，那么相應的被保險人應享有從保險人處獲得全額賠償的權利。然而，按比例賠償條款無疑限制了被保險人全額從保險人處獲賠的權利。對于這兩個條款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應適用疑義利益解釋原則，疑義利益應歸制定格式合同的相對方。因此，比例賠償條款無效，應全額向被保險人賠償。
觀點三，兩個條款有效，并且構成一個完整的理賠體系。車損險保險責任范圍為因發生保險事故所造成的車輛損失，不僅限于因被保險人過錯產生的車損。因此，是否能獲得侵權第三人賠償的風險應由保險公司承擔，而不是被保險人。對于車損險中既包括代位求償權條款，也包括按比例賠償條款的，應綜合分析兩項條款，不可輕易認定兩者存在矛盾或割裂地看待兩者。按比例賠償條款應理解為是對保險公司作為最終責任人應承擔的賠償比例，而不是對被保險人所應支付的金額。保險公司向被保險人實際賠付的金額中應包括第三人所造成的損失，保險人在支付損失后享有代位求償權。
2.關于醫療費用理賠范圍的爭議
觀點一，嚴格按照國家基本醫療保險標準核定。即區分公費與自費部分，保險公司僅對公費部分予以理賠。該觀點系基于此為合同的明確約定，只要從合同形式上審查，保險公司已盡到提示義務，就應按約履行。同時鑒于現實中存在部分醫療機構隨意大開處方藥、保健藥的現象，確有必要限制對非醫保費用的理賠。
觀點二，醫療費為搶救受害人的合理必要費用，保險公司應全額理賠。該觀點往往以該條款為免責條款、保險人未盡明確說明義務為依據提出，并結合公平原則，認為只要是被保險人賠付給受害人的醫療費，保險公司均應承擔責任。
觀點三，以國家規定的基本醫療保險標準為基礎，在一定幅度內適當調整醫療費用項目。以“基本醫療保險標準”為基礎的理由與本爭議中觀點一的理由相同。在一定幅度內適當調整醫療費用項目，是基于基本醫療保險標準過低而且存在一定的彈性，并非涇渭分明。例如藥品界定不清、新藥尚未明確使用范圍，每年的醫保藥都在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是救治必須費用應由司法機關在個案中進行判斷。尤其對于國產藥品、醫療器械與進口藥品、醫療器械，其分類與公費、自費的劃分標準不一定完全一致，因此應依據具體情況作出判斷。
三、折射：車輛商業險的實踐缺憾
（一）未形成統一的車輛商業保險價值理念
近年來，金融消費者理念的提出讓理論界、實務界趨之若鶩。尤其在后全球金融危機時期，“金融消費者”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的確，給予金融交易中自然人以消費者地位和相應保護，可以提高普通公眾參與的積極性，確保金融交易維持良好秩序。我國也已將其作為在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托等金融領域購買相關商品、接受相關服務的自然人、個人的統稱。[6]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保險公司作為重要的金融機構之一，公正的天平應向金融消費者傾斜，加重保險公司的法律責任。
但同時，我們不得不考慮到保護消費者的限度問題。如若天平過分傾斜，反而可能矯枉過正，造成另一種不公平，影響金融業的正常發展。以本文涉及的車輛商業保險為例，三者險與車損險是以全體被保險人為整體對象，根據大數法則分散被保險人責任風險的商業保險，保險條款對被保險人因保險事故產生的損害結果進行適當劃分，限定保險公司承擔其中部分的損失是合理的，是屬于對保險責任范圍的約定。例如，關于醫療費用賠付條款，規定按醫保范圍標準核定賠償額，就是對不合理費用的合理限制。若一味地保護發生保險事故的被保險人，收取的保費都用于填補已經發生事故被保險人的損失，那么，這將會間接地損害其他未發生保險事故被保險人的利益，造成車險業的“公地悲劇”。[7]
如何較為公正地平衡保險公司與保險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在保險實務界和司法界均未形成統一的觀點，這也正是車輛商業險中同案不同判的根源性問題。
（二）保險人限責條款的定性缺位
在上述爭議中，無論是對履行說明義務的質疑還是對條款解釋的爭議，實質上都源于對限責條款性質認定的困惑。
1.法律未作出明確規定。《合同法》對限責條款沒有作出過明確定義，《保險法》則是未出現限責條款的概念，限責條款的范圍和屬性處于法律規定不明的狀態。此外，相關法律之間也存在不一致之處：根據《合同法》第39條的規定，保險人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請對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責任的條款，對該條款予以說明。《保險法》第17條規定，對保險合同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未作提示或明確說明的，該條款不生效。從法律條文的文字表述上對比分析，難以推論出保險法上的免除責任包含合同法上的免責與限責兩種情況。但是，從舊《保險法》第18條中“保險人責任免除條款”到新《保險法》第17條中“免除保險人責任的條款”的表述變化，難免又讓人揣測立法者的用意在于擴大保險法免責條款的范圍。法律規定的不協調性，為限責條款的法律適用設置了障礙。
2.保險實務界未形成統一做法。保險合同一般將限責條款根據內容分散于合同的各個部分，未單獨成章，也未規定于“責任免除”項下。總體而言，對于保險合同中的限責條款難以有一個整體全面的了解。
3.理論界界定含糊。學者們大多將限責條款歸類于免責條款中，認為限責條款即部分免責條款，是指限制格式條款的提供者責任范圍或者縮小其責任程度的條款。[8]然而，實質上，免責條款與保險范圍條款都是對保險人義務所進行的限定，理論界對于如何區分兩者尚未有明確的法律層面標準，僅是根據保險合同中對于免責事項等的約定歸納免責條款的性質。從這個角度分析，在未明確區分條款性質的前提下，僅根據限責條款系對責任作出的部分限制，就認為其具有免責條款性質，缺乏理論依據。參考國外實踐，英國雖將限責條款歸入免責條款，但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英國法院對于完全免責條款與限責條款實行區別對待，對限責條款的解釋采取了比較靈活的方式。[9]鑒于上述國外司法對限責條款的認識轉變，我國理論界應重新審視限責條款的性質并作出綜合判斷，減少司法層面的不統一。
（三）限責條款說明義務履行標準模糊
說明義務完全履行的判斷標準存在認定困難，一方面是由于限責條款定性的含糊性導致，另一方面保險法在說明義務的規定上也存在一定不確定性。《保險法》第17條明確規定了保險公司對保險合同格式條款均須履行說明義務，并規定對于免責條款應履行明確說明義務。據此，限責條款不論其法律性質如何定義，至少應履行一般說明義務。但是，保險法對何為一般說明義務及其應包括的具體程序和步驟均沒有作出規定。因此，難以對限責條款說明義務的最低履行標準作出衡量。
法律規定的模糊性導致實踐中保險公司對限責條款說明義務的理解產生分歧，表現在保險合同中即為，有的保險公司將此類條款作為與被保險人有重要利害關系的條款處理，用加黑加粗字體作突出醒目地提示；有的則只將其以普通字體出現。由于文字字體格式等系最直觀的說明方式，因此糾紛中常因此產生爭議。
（四）車損險中代位求償權條款欠缺可實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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