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金明 ]——(2012-3-29) / 已閱14680次
自1949年至今，中國憲法政治建設已走過了六十多年的歷程。六十多年來的憲政之路，有很好的起點，但也走過很長的彎路；有曲折的過程，重要的是已經形成良好的走勢。1949年的《共同綱領》開啟了新中國立憲之先風，1954年憲法（“五四”憲法）是新中國憲法政治建設的早期標志，它們共同為中國憲法政治確立了價值和精神、基本原則與制度框架以及發展趨勢。但起步不久的中國憲法政治之路并不平坦，在二十年的政治運動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憲法被棄、憲政不存。替代“五四”憲法的1975年憲法（“七五”憲法）和1978年憲法（“七八”憲法）實際上已經不同程度地偏離了建國初期確定的憲法政治發展軌道，甚至背棄了一些基本的憲政精神、原則和制度；1982年制憲及其前后組織法、選舉法等憲法相關法的制定，啟動了中國憲法政治新的征程。1982年憲法（“八二”憲法）以及隨后20多年來憲法的修改和憲法相關法制建設，為中國憲法政治復原和發展夯實了基礎。盡管六十多年來的新中國憲法政治發展道路坎坷，有很多教訓，但也有經驗和成就。最近三十多年的憲法建設取得的顯著成就主要表現為憲法規范體系、公民權利體系、國家政權體系、地方制度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發展。而正是這些憲法政治基本制度元素的優化和體系化，規定了中國憲法政治的未來走勢。中國憲法政治正趨勢而行，邁向可以期待的美好未來。
一、六十年來憲法政治的曲折之路
自1949年《共同綱領》開始到現在，中國憲法政治建設走了六十多年的曲折道路。1949年《共同綱領》的制定開新中國立憲之先風，《共同綱領》是人民共和國奠基之作，是新中國的政治基石，“是目前時期全國人民的大憲章” [1]。作為臨時性憲法，1949年的《共同綱領》不僅是民主立憲建國的基本標志，而且是建國初期的一切法制的基礎，[2]它確立了新中國憲法政治的良好起點。但斯大林不承認“我們現實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綱領”，[3]不承認共同綱領的憲法性質和地位，堅持認為“綱領與憲法有重大區別，……綱領主要是說明將來，而憲法則是說明現在”，[4]并建議中國盡快實行全民選舉和制定憲法。斯大林的建議以及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形勢的變化，促使中共和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五四”憲法，并實行了全國選舉，產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四”憲法實現了內容體系的結構化，具備了憲法文本的外觀形態，而“國家機構”和“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的分立，充分體現了其內在的憲政精神。被稱為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五四”憲法，確立了憲法政治體制的基本模式，規劃了民主政治的總格局，為中國憲法政治發展構筑了更為堅實的臺階。但是，隨著1956年底開始的政治形勢的變化，“五四”憲法逐步淡出國家政治生活，基本上處于形存實亡的狀態。初步建立起來的民主法制遭到破壞，違憲、反憲現象時有發生，中國實際上進入了近二十年的“無憲”期；在文化大革命行將結束時制定的“七五”憲法和改革開放之前制定的“七八”憲法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歷史局限性。“七五”憲法嚴重偏離了憲政原理，即使在形式意義上也很不完整。“七八”憲法“左”的政治色彩仍然很濃，而憲政精神明顯不足。當然它也在不少方面消除了“七五”憲法上的嚴重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回溯“五四”憲法的趨向，預示著長達二十年“無憲”期的基本結束。
改革開放后制定的“八二”憲法標志著中國憲政發展的歷史轉折，這部回歸“五四”憲法的新憲法復原了憲法的完整框架，恢復了憲政的基本精神和原則。根據有些學者的分析，1982年憲法與1954年憲法相同和相似的部分分別有51條和47條，約占1954年憲法的45.6%和42%；1982年憲法以1954年憲法為基點，在憲法價值觀、基本原則、體系內容和具體規范上體現了對1954年憲法的回歸、承繼和發展。[5]它與其前后出臺的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選舉法、國務院組織法等憲法相關法一起，為近三十年來中國憲法政治的穩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隨后的二十多年間，“八二”憲法與時俱進，歷經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四次修改，與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政治文明同步，不僅文本更加完善，制度更為完備，原則也更為完滿。1999年、2004年第三次和第四次修改“八二”憲法，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憲法修正案，被視為中國憲法建設最好的進展和國家走向法治的近期重要標志，作為在人民主權原則之后的兩項憲法基本原則，突出了法治國家和人權保障的憲政精神，從根本上規定了中國憲法政治的健康走向。不僅如此，以憲法為統帥的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以人民代表大會為根本政治制度且以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體系由此形成，形成了中國憲法政治發展的制度保障。
二、不斷完善的憲法規范體系
1949年9月27日，在通過《共同綱領》之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先行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這是民主立憲建國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共同綱領》的配套立法，與《共同綱領》一起構成臨時憲法的基本框架。從這樣的意義上講，《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成為六十年立憲史上最早的憲法相關法。與“五四”憲法相適應，憲法相關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旺盛期，選舉法、組織法等憲法相關法為完善國家和地方政權體系提供了有力支撐。但隨著“五四”憲法自1950年代末對政治生活作用的減弱和消失，憲法相關法制建設也幾近沉寂，一直到1970年代末才得以恢復重建。自改革開放以來，憲政建設進入了一個不斷完備的過程，三十年的建設成就首先表現在憲法規范體系的不斷完善上。以“八二”憲法文本為基礎，包括四次修改憲法形成的憲法修正案，完善和發展了憲法規范體系的主體部分，除憲法及其修正案外，憲法相關法是不可或缺的憲法淵源，健全和完善憲法相關法因此成為憲法規范體系建設的重要層面，憲法相關法制建設成為憲政建設的重要內容。盡管憲法相關法這一概念在學術界還沒有被普遍認可，但國家立法規劃、政府白皮書等官方文件已經采用這一術語，在構建法律體系、劃分法律部門上具有重要意義。比如，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五年立法規劃中，七個類別共49部法律將進入制定和修改程序，其中第一類為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涉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家賠償法等。憲法相關法實際上已經成為我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門，在已經形成的法律體系中，憲法是統帥，憲法相關法是主干之一。[6]關于憲法相關法的范圍，目前沒有明確的界定標準，二○○八年二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法治建設白皮書》的附錄“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有效法律分類目錄”列舉了39件憲法及憲法相關法，除“八二”憲法及其修正案外，還包括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1954年）、國籍法（1980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1982年）、民族區域自治法（1984年，2001年修正）、集會游行示威法（1989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0年）、國旗法（1990年）、國家賠償法（1994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98年）、立法法（2000年）、反分裂國家法（2005年）、監督法（2006年）等。
如前所述，盡管學界和立法界對憲法相關法的概念和外延還沒有形成共識，但憲法相關法制建設無疑已經成為中國憲法政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憲法相關法制建設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構建國家和地方政權體系，包括有關國家政權建設的選舉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政府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等；二是構建中央與地方的憲政關系，包括民族區域組織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等；三是構建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保障體系，包括言論自由法、結社自由法、出版自由法、宗教自由法、游行示威法、戒嚴法等。憲法相關法是憲法規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憲法規范體系必須重視憲法相關法制建設。就第一個方面而言，平等選舉和普遍選舉是選舉制度完善和發展的方向。選舉法在最新修改中規定農村和城市人口按同樣比例選舉代表，消除了城鄉在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的差別和歧視，解決了長期受到質疑的平等選舉問題。[7]但仍需加強選舉制度建設，為適度控制和相對自由的政治選舉提供制度框架。職能定位和分權原則是國家政權組織制度建設基本邏輯。應當盡快啟動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的修改工作，完善國家和地方權力機關、行政機關的職能和職權體系。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正在醞釀修改，中國特色的司法制度（政法制度）特別是公正、高效、權威的司法體制建設，需要通過修改“兩院”組織法定位“兩院”角色；就第二個方面而言，維護國家主權、實現國家結構多元化是地方制度建設的基本前提和發展方向。需要盡快制定中央與地方關系基本法，在合理劃分事權、財權、制度權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憲政化。應當從憲政的角度規劃海峽兩岸關系，適時制定海峽兩岸關系法；就第三個方面而言，根據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修改游行示威法和戒嚴法，適時制定有關保障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法律，應當成為憲法相關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充分重視和發揮憲法相關法的制度構建功能，將憲法相關法律體系建設作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中之重，對于完善公民政治權利體系、國家政權體系和地方制度體系，對于推進和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完善和發展民主政治制度具有重大現實和深遠意義。
三、不斷完善的公民權利體系
1949年的《共同綱領》在總綱第四、五、六條比較集中地規定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權、女性與男性的平等權以及男女婚姻自由權。有關人民的權利還體現在其他條款上，比如，《共同綱領》第十二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第四十九條規定：保護報道真實的新聞自由。禁止利用新聞以進行誹謗，破壞國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動世界戰爭。發展人民出版事業，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書報；等等。盡管《共同綱領》沒有使用公民權利術語，有關人民權利的規定也沒有形成嚴謹的體系，但關于思想自由、居住自由、遷徙自由以及新聞自由、普選權制度的規定至今仍然是憲政建設的努力方向。“五四”憲法實現了《共同綱領》宣示的人民權利的體系化，規定了比較完善的公民權利體系。但自1950年代后期，“五四”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體系就失去了意義，政治運動使公民的基本權利根本無法獲得憲法保障。[8]文化大革命后期制定的僅有30個條文的“七五”憲法，打破常規地先規定義務再規定權利，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只作了四條規定。“七八”憲法部分恢復了“五四”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并且調整了權利與義務的位次，但仍然保留了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內容。“八二”憲法固化了權利與義務的次序，還在結構上將公民基本權利置于國家機構之前，進一步突出了公民權利的憲法地位，并且基本上恢復了“五四”憲法確立的公民權利體系。1954年憲法用了19條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平等權，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訊自由，遷徒自由，勞動就業權，休息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科研和文化活動自由，婦女兒童權益的特別保護，申訴權，要求國家賠償權，對華僑正當權益的保護，等等，構成了比較完整的公民權利體系；1982年憲法用了24條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平等權，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權，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申訴，控告和檢舉的權利，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科研和文化活動自由，婦女、兒童的特別保護，對華僑正當權益的保護，等等，基本上恢復了1954年憲法確立的公民權利體系。
隨著中國憲法政治建設的不斷深入，尤其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私有財產保護等條款入憲，公民權利體系不斷充實和完善。中國政府制定的2009-2010年國家人權行動計劃，描述了中國特色的公民權利體系，這個體系由公民與政治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和特殊群體權利構成。這個體系的主要特色體現在它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放在突出位置，通過憲法政治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憲政促進民生，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視為首要的人權。突出這一特色就需要在“為了人民的幸福和尊嚴”的意義上解讀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形成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制度關聯；這個體系的另一個特色是它將對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作為權利建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方面，在這一特殊權利領域中繼續貫徹社會公平正義原則；這個體系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將公民政治權利納入了由“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構筑的權利框架，通過發展憲法政治改善政治生活，以憲政促進和規范民主，公民政治權利的效應日益凸現。憲法政治與公民權利具有內在的邏輯關系，推進憲法政治建設，需要進一步完善公民憲法權利體系，認真對待思想自由、遷徙自由、罷工自由、環境權等，適時地將它們納入公民憲法權利體系；需要完善各項權利的內涵與質量，像關注公民財產權、選舉權那樣促進每一項權利的發展；[9]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公民政治權利體系，強調結社權與選舉權、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對于憲法政治建設所具有的同等重要的意義。
四、不斷完善的國家政權體系
1949年的《共同綱領》與先期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對國家政權體系做了比較系統的規定。根據《共同綱領》的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最高執行機關政務院、最高軍事統轄機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最高審判機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檢察機關最高人民檢察署，確立了政權各部分的位階關系和相互關系準則，形成了過渡性的國家政權體系；“五四”憲法以人民主權為根本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國家政權制度的基礎，確立了“一府兩院”的國家機關架構和權力關系準則，形成了比較完善的國家政權體系。但是，自1965年1月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至1975年1月四屆人大一次會議的十年間，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陷入癱瘓，整個國家政權體系發生紊亂。“文化大革命”后期制定的“七五”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和檢察機關的設置，國家政權體系的完整性受到損害。改革開放后的“八二”憲法恢復和重建了國家政權體系，近三十年來隨著憲法制度的不斷發展，國家政權體系不斷完善，并逐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分權制度。作為憲法制度的延伸和具體化，立法法劃分了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立法權限，限定了行政機關的立法權能；行政訴訟法確立了中國特色的司法審查制度，形成了審判權對行政權的制約機制；檢察機關擔負著檢察執法和檢察監督的職能，其檢察權構成一類相對獨立的國家權力，具有相對獨立的憲法地位。檢察監督應當是多面向的，檢察監督應當主要面向行政領域，加強對行政權力的監督，這是實現行政權、檢察權、審判權關系合理化的主要方向，是檢察權制度發展的基本趨勢；近幾年來有關保障憲法實施、建立違憲審查機構的呼聲很高，對違憲審查權作出憲法安排是完善國家政權體系的重大課題。這些制度及其走向體現的分權原則和精神應當充分反映到政府組織法、法院組織法、檢察院組織法等憲法相關法中，使其成為國家政權體系進一步完善的指南。
中國特色的分權原則應當成為指導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原則，它不僅適用于國家政權體系，還應當適用于執政黨與國家政權的關系、人民政協與國家政權的關系。在繼續完善國家政權體系的過程中，需要關注政黨制度憲法化，以憲法相關法的形式確立政黨關系、政黨組織和活動原則以及執政黨和參政黨的功能作用等。應當確立執政黨與國家政權及其立法權、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的關系準則，將政黨執政建立在國家根本政治制度基礎之上，逐步塑造政黨政治的憲政屬性，實現國家政治生活的憲政化。[10]需要在憲法政治的層面上界定人民政協的職能與責任，建立人民政協在政治體制之中、國家政權體系之外與國家政權的高度關聯。人民政協是統一戰線組織，是中國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發展協商民主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據1949年《共同綱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曾經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自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人民政協作為中國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繼續存在，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以及對外交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1950年代末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人民政協的政治地位曾經風雨飄搖。改革開放以來，人民政協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發揮著積極作用，有效地促進了參與民主和協商民主的發展。近三十年來，學界不斷有人主張將人民政協納入國家政權體系，實現人民政協“上院化”，將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法律化，使政協與人大共享立法權，確立新的分權制約機制。這明顯是一種與中國政治傳統、現行政治原則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并且多少有些忽略了現有的民主特色和優勢的政治設想，是一種政治實踐難度較大的理論預設。[11]應當將人民政協與國家政權的關系納入憲法政治范疇，通過憲法相關法確立人民政協與國家政權的關系準則，進一步突出政治體制的這一特色，規范人民政協參政、議政、協商、監督的職能體系及其實現方式，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在協商民主和憲法政治中的角色效應與獨特優勢。
五、不斷完善的地方制度體系
1949年《共同綱領》和隨后的“五四”憲法確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歷經波折，隨著近三十年國家政治制度的不斷完善，已經成為一類中國特色的地方制度；1949年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在民族政策一章中用四個條款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1954年憲法在序言、總綱和國家機構一章中更為系統地規定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20世紀50年代末由于受左傾錯誤的影響，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發展出現嚴重波折，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遭受到嚴重破壞。1975年憲法對1954年憲法確定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了許多刪改。1982年憲法繼承了1954年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要原則和制度，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規定更加充實和完善。根據1982年憲法，于1984年通過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該法經2001年和2005年兩次修改，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更加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同時又是一類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制度。上個世紀的后20年，在一國兩制思想的實踐中，誕生了一種新的地方制度，即特別行政區制度，適用于香港和澳門。中國目前至少存在著兩類特別地方制度，它們體現了單一制國家結構下中央與地方的多元關系，體現了不同情形下中央與特別地方不同程度的分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已經形成了一個重要的憲法領域，地方自治是這些特別地方制度的基本特征。憲法確立的中國特色的地方制度具有多元化特征，地方制度體系由一般地方制度和特別地方制度構成，一般地方制度就是指一般行政區域制度，特別地方制度包括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一般行政區域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共同主題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中央與一般行政區域的關系同中央與香港、澳門和民族區域自治地方的關系在本質上沒有不同，差異表現在中央控制程度和地方自治程度上。可以這樣說，地方自治不僅是特別地方制度的基本原則，也應當成為一般地方制度的重要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中央與各類地方的關系都要遵循主權統一和適度分權原則。
完善中國特色的地方制度體系，需要關注一般行政區域制度的創新和變革，有必要從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看待特別行政區制度甚至所有中央與地方關系，因為它們體現著國家主權原則并不同程度地確立了地方自治制度。[12]不僅需要明確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多重關系，明確中央與地方在事權、財權和制度權上的合理劃分，適時制定中央與地方關系基本法，在憲法政治的意義上逐步實現中央與地方關系法治化；還需要謹慎推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不斷擴展行政部門垂直體制的做法，慎重對待司法體制改革領域關于跨行政區域設置法院、在檢察一體化過程中確立垂直領導體制等主張，以避免削弱地方政權的完整性。縣級以上各級地方政權是一個由立法權、行政權、審判權、檢察權等構成的完整的權力體系，削減任何一種權力要素和職權部門都會不同程度地構成對地方政權完整性的損害。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的行政權力上收和實行垂直體制，使地方政府的權力和能力大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權的相對獨立地位。前幾年盛行的跨區域設置法院的主張和建立完全的檢察垂直領導體制的觀點，局限于司法體制改革的視閾，同樣忽視了地方政權的相對獨立地位，這類以損害地方政權完整性為代價的司法改革方案并不可取。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地方制度體系，需要關注特別行政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不僅需要總結香港、澳門基本法的實踐經驗，正視基本法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在憲法政治的意義上調適中央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系；還需要關注臺灣地區憲法改革與憲政轉型，以及海峽兩岸政治關系憲政化。盡管海峽兩岸關系錯綜復雜，“一個中國”原則下大陸和臺灣之間存在靈活多樣的關系模式，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一個中國”原則具有政治和法律雙重意義。完善中國特色的地方制度體系，需要為國家統一設計完善的政體與全版憲法，這是中國憲法政治建設面向未來的重大課題。
結語、中國憲政的美好未來
回顧六十多年來中國憲法政治的發展，道路是曲折的；展望中國憲法政治的未來，前景可以期待。1949年《共同綱領》已經成為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遺產。這份歷史遺產既是制度的又是文化的，不僅在于《共同綱領》本身，還在于《共同綱領》的產生過程，以及以《共同綱領》的形成過程為基礎的建國過程，這是一個民主協商的過程，反映了新中國早期憲政所實踐的民主和共和思想。近十幾年來，代議民主與參與民主相結合、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相結合、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相結合，已經形成了一股有特色和有氣勢的民主潮流。這股潮流蘊含著豐富的共和元素，與六十年前《共同綱領》制定過程的共和思想一脈相承。重新泛起的共和思想將對中國憲政建設模式和發展進程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從1949年至今，六十多年來的憲法政治呈現“√”軌跡。在六十多年的憲法建設過程中，盡管有近二十年的“無憲”甚至“反憲”時期，但經歷滑坡、走過彎路之后，“八二”憲法基本上接續了“五四”憲法，中國憲政開始了爬坡之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不斷加強憲法典的完善和憲法相關法制建設，逐步推動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系轉型，逐步完善貫徹中國特色分權原則的橫向與縱向權力體制，由此形成的公民權利體系、國家政權體系、地方制度體系等，為中國憲法政治的未來做了堅實的鋪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已經成為國家的基本治國方略和政治價值觀，成為憲法制度建設的基本綱領，成為中國憲法政治發展的引擎和指南；最近幾年來，憲法的地位一直處于上升狀態，對政治生活的作用也日益明顯，“憲法至上”已經由正在普及的觀念明確成為政治語言。[13]“憲法至上”的政治認同和“依憲執政”的政治選擇將成為憲法政治建設和發展的政治保障。有共同綱領留下的憲法政治文化遺產、“五四”憲法創建并由“八二”憲法承繼和發展的政治制度基礎、憲法修正案規定的依法治國和人權保障的指向，以及憲法至上與依憲執政的政治保障，中國憲法政治一定會走向人們期待的未來。
【注釋】
[1]《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頁。
[2]《董必武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頁。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頁。
[4]斯大林：《關于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頁。
[5]參見韓大元《憲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0頁。
[6]2010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指出：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2011年10月２７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白皮書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以憲法為統帥，以法律為主干，以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為重要組成部分，由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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