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富博 ]——(2012-4-11) / 已閱6835次
近年來，中小企業以原材料等動產設定質押向銀行申請貸款，銀行為防范化解融資風險，委托專業的物流公司對質物進行監管的商品融資業務發展迅速，這對于緩解中小企業資金緊張的局面、拓展銀行的業務范圍意義重大。但因其中法律關系復雜，規則適用不明，出現糾紛后，當事人爭議頗多。在法院內部，對質押監管協議的性質及當事人之間的責任裁量等認識也不統一。因此，這類案件的審理具有一定的復雜性和難度。茲舉一例說明：
A企業以其存儲于B處的鋼材作質押，向C銀行申請貸款，并通過指示交付完成了鋼材的轉移占有。為保全質物，C銀行與A企業及D公司三方共同簽訂《質押監管協議》，約定C銀行委托D公司對質物進行保管、監督，A企業予以協助；如因監管不善致使質物損毀滅失，D公司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協議簽訂后，D公司派人到B處對質物鋼材實施了監管。期間，案外人以買受人身份到B處提取質物，D公司雖竭力阻止并及時通知了C銀行，但質物仍被提走。C銀行因向A企業追索欠款未果，遂起訴D公司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
本案爭議的焦點為D公司應否承擔違約責任。解決這一焦點問題，首先應對質押監管協議的性質和類型作出認定，這是其后法律適用及責任裁量的基礎。對質押監管協議究竟屬于何種性質類型的合同，審判實務中存在倉儲保管合同說和委托合同說兩種不同的認識。倉儲保管合同說認為，監管協議中明確約定了監管人承擔質物的保管義務，故監管人即為保管人，監管協議實為倉儲保管合同。對此，筆者不能茍同。雖然監管協議中約定了監管人負有質物保管義務，但監管人的主給付義務并不以保管義務為限，除保管義務外，監管人還另外負有對質物的監督、管理等義務（監管義務），而其與保管義務迥然相異。保管義務只針對物的物理品質而設，不涉及權屬問題。在倉儲保管合同中，根據合同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保管人應對物的品質、數量等進行檢驗，檢驗后發生不符的，保管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其中并不包括對物的權屬進行檢驗，保管人因此也無須審查存貨人是否真正為貨物的所有人。而監管人的監管義務則不同。根據質押貸款的要求及銀行簽訂監管協議的目的，可以認定監管義務中包括了對質物的權屬狀況進行審核的內容，這是保管義務與監管義務的根本區別。明確此點在實務中尤為必要。在因質物權屬引發的質押監管糾紛中，法院如何裁決，往往取決于質物權屬審核義務在當事人之間如何分配，這是決定責任的天平向哪一方傾斜的關鍵。根據商業銀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銀行在簽訂質押合同時，負有對質物權屬的審查義務。銀行將對質物監督、保管的事務概括性地委托給監管人實施時，除非另有約定，否則應視為委托事務中包括了對質物權屬的審核義務。從操作層面看，監管人實施核庫，對質物監控、管理，也必須以對質物權屬進行審核為基礎，這是監管人依據誠實信用原則適當履行監管協議的必然要求。當然，賦予監管人對質物權屬的審核義務，并不意味著銀行的此項法定義務可因簽訂監管協議而完全免除。故銀行和監管人無論哪一方不履行該義務，都應對由此而發生的損失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除權屬審核義務外，監管義務中還包括對流動質押中質物的價值和數量變動情況進行監督、對質物進行特殊標識以及質物受侵害時在約定時間內及時向銀行報告等項義務內容。
由是可知，保管義務無法完全囊括和包含監管義務，二者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本案中監管協議約定監管人同時負有監管義務和保管義務，協議的性質應屬于概括性的委托合同，而非單純以質物保管為內容的倉儲保管合同。當然，因此時監管人仍負責保管質物，故在判定監管人是否履行了此項義務及其法律后果時，合同法倉儲、保管合同章的相關規定亦有適用的余地。在作為委托合同的監管協議中，委托人為銀行，受托人為監管人。雖然實踐中監管協議均由三方共同簽訂，但出質人并非監管協議的一方當事人，其僅是與該監管協議存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即便監管協議約定出質人支付監管費，但這也不能證明出質人即為監管協議中的一方當事人。因為出質人履行支付監管費的義務，性質上屬于委托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代為履行本應由委托人承擔的支付委托費的合同義務，如出質人未按約定支付監管費，監管人有權向委托人請求支付。
監管人未按協議約定履行監管之責，致使質物發生損毀滅失的，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的規定，發生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委托人有權選擇責任類型。本案中，委托人選擇主張違約責任，裁量監管人是否應實際承擔責任，應根據監管協議采取何種歸責原則而定。合同法奉行合同自由原則，監管協議采取何種歸責原則，可以由當事人事先自由約定，如無特殊約定或約定不明，則應按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條關于委托合同歸責原則的規定，認定為采取過錯責任原則。質言之，此時判斷監管人是否應承擔違約責任應以其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為要件。案例中，監管協議約定監管人D承擔質物保管、監督的義務，但D并未實際保管質物，而是將質物交由原保管人B實際保管，D只是派人前往監督。此種業務模式在業界十分普遍，被稱為“輸出監管”。此時，D實際上是將受托保管質物的義務轉委托他人代為履行。實際保管人B根據指示交付的通知，明知保管物已設定質權的事實，本應根據質權人C或其代理人（監管人）D的指示放貨，但其未盡妥善保管義務，擅自允許他人提貨，最終造成質物損失，無疑主觀上存在過錯。此時，如D的轉委托未經原委托人C同意，則屬于擅自轉委托，根據合同法第四百條的規定，監管人D應對實際保管人B的行為向C承擔責任；即便D的轉委托經過了C的同意，但因監管人D轉委托選人不當，主觀上同樣存在過錯，仍應對因此產生的損失在質物可變現價值限度內對C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