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粘國魁 ]——(2012-4-19) / 已閱11497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已于2012年3月14日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訴法”）修改，是1996年修訂的刑訴法實施以來的首次修改，在證據制度、辯護制度、強制措施、偵查措施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更好適應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妥善解決了司法實踐中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現實問題，對于更加有效地懲治犯罪、保障人權、切實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本次刑訴法的修改也給檢察機關自偵工作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本文在對刑訴法修改涉及自偵工作的內容進行解析的基礎上，對可能給自偵工作帶來的影響進行了深入分析，進而提出自偵工作如何適應此次刑訴法修改：首先應充分利用修改后的刑訴法關于傳喚、拘傳時限，技術偵查等對辦案有利的規定，同時提高訊問水平、完善偵查措施，貫徹同步錄音錄像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以及律師執業權利，做到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
筆者認為，此次刑訴法的修改，給檢察機關自偵工作帶來的最大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有權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為其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等活動，律師參與案件進程極大前置。具體從法條上來講，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偵查機關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托辯護人。第三十六條規定： 辯護律師在偵查期間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代理申訴、控告；申請變更強制措施；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關情況，提出意見。
（二）從全國人大立法的層面正式確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對自偵部門的偵查取證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具體從法條上來講：修改之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
基于修改后的刑訴法相關規定給檢察機關自偵工作帶來的影響，反饋到自偵辦案實踐中，必然對自偵部門傳統辦案理念和辦案模式提出新的挑戰：
（一）自偵部門偵查難度大大增加。修改后的刑訴法關于律師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等活動的規定，相比較修改之前的刑訴法，最顯著的特征是律師在偵查階段就可取得辯護人身份，律師參與訴訟、了解犯罪嫌疑人涉案情況的程序極大地前置，而現階段部分自偵人員的辦案思維還停留在刑訴法修改之前，對律師提前介入偵查的準備工作不足，導致工作陷入被動。通常絕大多數律師能恪守職業道德，但亦不能排除少數律師為犯罪嫌疑人出謀劃策，應付偵查、逃脫罪責。律師在偵查階段作為辯護人，其可以根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從職務犯罪罪名、犯罪構成要件、刑罰處罰規定、沉默權的運用等諸多方面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和幫助，甚至教唆犯罪嫌疑人翻供，給自偵工作帶來極大的干擾和阻力。
（二）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相關規定，對自偵部門的偵查取證工作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傳統“重口供、重實體、輕程序”偵查理念的支配下，部分自偵辦案人員習慣于采取“由供到證”的辦案方法，把突破案件的期望寄于“突破口供”的“十二小時”上，并力求在立案后利用強制措施取得的時間優勢求得新的進展。偵查過程中，部分辦案人員程序意識淡薄，過度關注實體內容而忽視辦案的程序要求，影響了證據的客觀性、合法性，甚至最終被認定為非法證據而不予采信，苦心經營的線索以及大量初查工作，皆因程序瑕疵被否定。如何有效應對修改后的刑訴法關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定，無疑對自偵部門的偵查取證模式提出新的要求，也對自偵干警的偵查理念和業務素質提出更高的期望。
（三）修改后的刑訴法相關規定可能強化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的僥幸心理。由于律師在偵查階段就可以辯護人的身份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一方面，這是保障犯罪嫌疑人權利的需要，是程序正義的要求；另一方面，對犯罪嫌疑人訊問初期，其心理防線往往比較脆弱，是辦案機關突破案件的最佳時機，在這一階段，有了辯護律師提供的法律幫助、專業咨詢，犯罪嫌疑人無疑吃了“定心丸”，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的過早介入，可以極大增強犯罪嫌疑人對抗偵查的能力，強化其僥幸心理，而且法律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自證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運用沉默權，對一切有關犯罪的問題拒絕回答，或者避重就輕，以逃避法律制裁。
針對刑訴法修改給檢察機關自偵工作帶來的影響以及給自偵部門傳統偵查理念和偵查模式帶來的挑戰，結合自身工作實際，筆者就自偵工作如何應對談談自己的幾點看法：
（一）全面轉變傳統的偵查理念和偵查模式。牢固樹立證據意識、程序意識、人權保護意識，處理好辦案數量和質量的關系，辦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關系。切實強化辦案人員的證據意識，牢固樹立“以證據為中心、以審判為目的”的觀念，提高將客觀事實轉化為法律事實的能力。對職務犯罪案件，要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證據，摒棄以獲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為目標的偵查理念，實現偵查模式“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的轉變，緊緊圍繞職務犯罪構成要件全面取證，及時調取有關原始物證、書證，固定和完善案件證據體系，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培養自偵干警用證據說話的能力。
（二）充分利用修改后刑訴法關于特別重大、復雜案件傳喚和拘傳時間延長的規定，切實研究訊問方法、提高訊問水平。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這一規定為自偵部門突破案件爭取了寶貴時間，使拘留前辦案時間的緊張得到有效緩解，但要解決突破案件難問題，不能將希望都寄托于延長的十二小時，關鍵還是要提高初審的成功率。要提高初審成功率，除了提高訊問技巧，關鍵是做好初查，偵查意識前置，建立以無罪推定為前提的成案意識，側重把突破的工作重心放在初查階段以及口供認罪之前的準備工作上。
（三）充分運用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權。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在立案后，對于重大的貪污、賄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職權實施的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據偵查犯罪的需要，經過嚴格的批準手續，可以采取技術偵查措施，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技術偵查是自偵部門必不可少的偵查手段之一，隨著科技水平的高速發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職務犯罪日益呈現出技術化、智能化，犯罪手段也更加隱蔽，犯罪分子反偵查意識不斷增強，沒有必要的技術偵查手段，自偵部門對職務犯罪的查辦效果會大打折扣。要樹立善于運用現代化技術偵查手段破案的思想，將其作為突破疑難職務犯罪案件，提高辦案科技含量的有效方法和途徑。
（四）轉變偵查策略，采取有效措施應對律師提前介入偵查階段可能給自偵工作帶來的影響。檢察機關在查辦職務犯罪過程中，要巧用偵查謀略，針對當前“以人立案為主、以事立案為輔”的職務犯罪立案模式，自偵部門領導要敢于風險決策，善于采用對事不對人的偵查策略，對已經掌握的案件線索或犯罪事實，經過細致縝密的初查后，建議首先“以事立案”，通過其他偵查措施進一步收集、固定證據，避免“以人立案”后，律師的提前介入，待時機成熟再轉化為“以人立案”，當事人到案后迅速突破。辦案的同時，自偵部門應保障并尊重律師的相關權利，爭取律師對自偵工作的理解與支持。
（五）完善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妥善應對犯罪嫌疑人翻供。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的時候，可以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對于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錄音或者錄像。錄音或者錄像應當全程進行，保持完整性。”作為自偵部門，首先應嚴格落實修改后的刑訴法關于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同時應嚴格遵守高檢院《關于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和關鍵證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的規定。事實上，同步錄音錄像既是一種固定證據的方式，可以有效遏制犯罪嫌疑人翻供，也是用來證明自偵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辦案的有效方式。因此，無論是從辦案的角度還是從保護干警的角度，同步錄音錄像制度都必須貫徹落實好。
作者：粘國魁 濟陽縣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