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冬青 ]——(2012-6-18) / 已閱10224次
第四,真正有罪的被告人往往更加關心對自己如何量刑。定罪準確而量刑不公,正義只實現了一半。在一項對湖南省某監獄罪犯進行的調查問卷活動中,選擇“法院判決量刑欠公平”項目的達到了驚人的90%。另據上海市某中級人民法院 2001年審結的刑事二審案件統計中,以量刑過重為上訴理由的上訴人占上訴人總數的 70.1 %。【3】這就導致涉案上訪、上訴較為嚴重,嚴重影響社會和諧。在量刑程序中專門處理純粹的量刑證據則對當事人具有教育和說服作用,使被告人心服口服,減少涉案上訴、上訪的幾率。
第五,定罪證據與量刑證據同在一個庭審程序中進行調查,如果被告人最終別判決無罪, 那么之前對量刑證據的調查就白費了,造成司法資源浪費。而將純粹的量刑證據在量刑程序中予以調查一來可以使該證據不在定罪程序中進行調查。二來如果定罪程序結束判決被告人無罪,純粹的量刑證據就不用再進行法庭調查了,這樣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 節約司法成本。
(二 ) 定罪量刑混合證據的法庭調查
定罪量刑混合證據雖然既對定罪起作用有對量刑產生影響,但應當在定罪程序中進行舉證、質證和辯論。
首先,定罪量刑混合證據應當在定罪程序中進行法庭調查。前文已述,定罪量刑混合證據涉及對被告人行為性質的評價,決定對是否滿足基本犯罪構成要件的判斷, 是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核心要素。因此,定罪量刑混合證據必須在定罪階段進行法庭調查,否則將致使整個案件定性不準, 量刑自然亦會不公。
其次,定罪量刑混合證據無需在量刑程序中重復調查。在定罪程序中,定罪量刑混合證據已經經受了控辯雙方的舉證、 質證和辯論并經過法官審查、認證, 到了量刑程序不應再對定罪量刑混合證據進行法庭調查, 否則會徒增訟累, 重復勞動, 不利于提高訴訟效率。
最后, 量刑程序中對定罪量刑混合證據的適用。定罪量刑混合證據在定罪程序中業已經過法庭調查,在量刑程序中不再進行調查,但它畢竟具有影響量刑的作用, 在量刑程序中控辯雙方均不會放棄使用定罪量刑混合證據的機會。問題是該證據應在量刑程序中何時提出, 如何提出? 較為合理的方式可以是:待庭審進入量刑程序后, 先對純粹的量刑證據進行舉證、 質證和辯論,合議庭認證后, 由控辯雙方各自整理經過法庭認證的定罪量刑混合證據,并在審判長的指揮下結合純粹的量刑證據進行總結辯論,如何量刑由合議庭做出最終裁判。
五、量刑程序的設置
量刑證據的判斷與運用應該以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相分離為前提，獨立的量刑程序是量刑證據判斷和運用的應然語境。這是因為：
第一，獨立的量刑程序為量刑證據提供充分展示的時間。
從人類的思維習慣來看，在刑事訴訟中，無論是相互獨立的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還是混合式的定罪量刑程序，都應該符合先定罪后量刑的訴訟邏輯。在時間上，對定罪證據的判斷和運用也優位于量刑證據，因為罪責問題尚處于待定狀態，控辯雙方則難以對量刑展開充分的討論。特別是在法官集定罪和量刑職能于一身的混合量刑程序中，只影響量刑而不影響定罪的證據只能在量刑程序中單獨提出和辯論，專門用于指導法官量刑的量刑規則、量刑指南等也只能在量刑程序進行討論。如果被告人的犯罪前科、品格證據、酌定情節等量刑證據在定罪以前就在庭審過程中一并提出，極易引起法官在罪責問題上先入為主或對被告人形成偏見，有礙于公正定罪。
在定罪量刑程序不加區分的情況下，實踐中會出現一種邏輯悖論，甚至架空了被告人的量刑辯護權。即當辯護人作無罪辯護時又不得不同時提出從輕或減輕量刑的意見和證據。這就如同明明沒有做錯事，還要請求處罰且輕罰 --一種違背人性的非正常活動，如果辯護人僅作無罪辯護，不提出量刑意見和證據，那么一旦庭審結束后被告人被認定有罪，其在時間維度上將喪失提出從輕或減輕量刑的意見和證據的機會 難以再進行有利于己的量刑辯護。事實上，大凡選擇無罪辯護的案件，基本上都以犧牲量刑辯護權為代價 這顯然不利于人權的保障以犧牲量刑辯護權為代價 這顯然不利于人權的保障。
第二，獨立的量刑程序使量刑證據獲得有效證明的空間
從一定意義上講，量刑事實的認定及其運用比定罪事實更復雜，根據無罪推定原則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疑罪從無”原則,如果控訴方未能證明有罪事實存在,則應認定不存在犯罪事實。但是就量刑而言，一起案件中可能同時存在罪輕和罪重這兩種逆向的量刑事實，甚至很可能同時存在從輕、 減輕處罰這樣同向的量刑事實。如何裁量刑罰，就對證據的判斷和運用提出更高要求。
反映在審判實踐中，有關量刑問題的運作一般是糅合在定罪程序中進行的：在法庭調查階段，關于量刑的事實和證據與定罪的事實和證據都是一并提出，控辯雙方對相關的定罪量刑證據進行質證辯論。這種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合一的模式使得有關量刑的事實和證據很難得到充分的舉證和質證，也使得法官難以全面掌握案內存在的量刑事實以及控辯雙方的爭議焦點，進而導致法院的量刑說理沒有針對性，量刑結果也因此容易受到控辯雙方乃至被害人、社會大眾的質疑。
第三，獨立量刑程序保障量刑證據判斷與運用的經濟性和公正性。
當被告人被評議無罪時，先期有關量刑的庭審調查和辯論將歸于無效。無形之中造成了訴訟資源的浪費，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分離，可以使無罪案件止于定罪程序，免去量刑證據調查的成本，符合訴訟經濟的要求。
此外，將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區分對待，可以使得控辯雙方充分參與到量刑程序中，給予控辯雙方和被害人更多的公開參與程序、積極提供證據、充分陳述理由的權利和機會 進一步彰顯量刑過程的公開性、平等性、民主性，使量刑更加透明化和合理化。【4】
六、 結語：量刑證據獨立性的價值
傳統的刑事證據法理論基本上只關注定罪問題，而將量刑問題視為附庸。在我國量刑規范化改革斷深入和量刑問題廣為關注的當下，應該揚棄幾千年來“重定罪證據，輕量刑證據”的傳統，量刑證與定罪證據一樣同等重要。要實現量刑公正，解決量刑失衡，就必須從量刑證據著手，讓量刑證據走定罪證據的陰影，重視量刑證據的獨立性，在此基礎上構建量刑的證據體系。強調量刑證據的獨立有以下兩方面的意義。
第一，有利于促進量刑程序的實質化，在量刑程序與定罪程序分而治之的情況下，唯一可充實量程序的就是量刑證。要實現量刑公正和刑罰的個別化，量刑裁決就必須建立在充分的量刑證據的基礎上，這就包括那些大量的與定罪事實無關的獨立的量刑事實。所以量刑程序不能照搬定罪程序圍繞定罪而建立的證據體系，量刑證據的特殊性決定了量刑事實的證明需要有自己的證據體系。這樣，官才能根據量刑的證據體系全面審查各種量刑事，對被告人判處合理的刑罰 我國目前正在實踐的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需要有完善的量刑證據體系作為支撐。而將量刑證據作為證據理論的一個分支進行專門研究則能夠從證據的角度促進量刑程序的實質化。
第二，有利于完善刑事證據法理論體系。對量刑證據問題進行研究，符合法學研究精細化和深層化的發展趨勢，拓寬了刑事證據法的研究領域。量刑證據的特殊性決定了量刑事實在證明對象、證明責任、證明標準方面有別于基于無罪推定原則而構建的單一證明模式的定罪事實。以此為基礎可以對量刑證據的可采性、量刑信息的調查、特定量刑事實的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等深層次問題進行研究，從而構建量刑證據的完整體系。這將豐富并完善刑事證據法理論，也為我國正在進行的量刑改革提供參考，從量刑均衡的角度促進司法公正，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注釋
（1）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課題組：《量刑監督存在的問題及完善》。
（2）顧永忠：《試論量刑與量刑程序涉及的關系》, 載 《人民檢察》， 2009年第 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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