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蛟龍 ]——(2012-7-12) / 已閱15293次
關聯公司合并破產重整若干法律問題研究
——以縱橫集團“1+5”公司合并重整案件為視角
□陶蛟龍／史和新 浙江省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
內容提要: 如何適用新制定的我國《企業破產法》審理公司重整案件，是審判實務較為關注的焦點之一。結合縱橫集團“1+5”公司合并重整案件的審判實踐，對重整制度的適用范圍、重整程序啟動的原因、關聯公司合并重整的程序等問題進行總結反思，可以對我國破產重整制度之完善提供參考。
市場經濟下的破產法律制度，在早期是以清算型為主，它將對債權人的保護作為首要目的，破產對債務人來說即意味著倒閉清算[1]。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出現了因技術革新促使企業逐漸邁向大型化的現象，當這些大型化的企業陷入破產狀態的時候，如果仍然采用傳統的破產清算方法進行處理，勢必使那些投入了大量資金，通過巨額資產的有機組合向社會提供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的企業解體并消滅。其社會影響較經濟關系相對簡單的市場下企業破產清算相比，后果更加嚴重。隨后，推行市場經濟的發達國家相繼修改并制定新的破產法，把設計建設以企業重整為目的的破產程序作為核心。重整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是經濟大型化條件下對陷入債務困境企業的處理方法，它并非游離于破產程序之外，而是現代破產法的組成部分。重整制度的使命是為了實現公平清償債務和拯救有挽救希望企業的雙重目的。例如，法國《困境企業司法重整和司法清算法》[2]第620-1條規定：“為使企業得以保護，企業的活動及就業得以維持，企業的債務得以清償，設立司法重整程序。”[3]重整制度的建立，為困境企業的重建提供了新的處理模式，同破產清算、和解等制度相比，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2006年10月27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在我國第一次建立了重整制度，是我國破產立法的一大創新。2009年，浙江省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并審結了迄今涉案標的最大的大型民營企業縱橫集團“1+5”公司[4]的破產重整案件。在審理中，管理人以“縱橫集團1+5公司系同一家族投資設立的數公司，實際由同一控制人控制，各關聯公司人格高度混同”為由，提出合并重整的申請。法院在審理過程中遇到了許多程序、實體方面的法律問題，反映出新制定的我國《企業破產法》在重整制度設計方面仍有諸多缺憾。
一、縱橫集團“1+5”公司合并重整概述
浙江縱橫集團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2月，注冊資金7.1888億元。隨后其又陸續投資或合資設立紹興縱橫聚酯有限公司、浙江倍斯特化纖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新合纖有限公司、紹興縱橫高仿真化纖有限公司、紹興市涌金紡織有限公司等五家生產型核心子公司。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以石油制品為原料的化纖企業縱橫集團等六公司發生重大財務危機。2009年6月12日，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分別裁定受理縱橫集團等六公司提出的破產重整申請，并指定三家律師事務所擔任管理人。2009年7月28日第一次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了重整期間繼續營業的決定，9月23日第二次債權人會議表決通過了六公司合并重整的決議，11月30日第三次債權人會議對重整計劃草案進行表決，除普通債權組未通過外，其他表決組均通過了重整計劃草案。第三次債權人會議休會后，普通債權組于12月11日再次進行了表決，最終以85%的比例通過重整計劃草案。12月16日，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批準重整計劃草案。2010年5月31日重整計劃執行完畢。這標志著新制定的《企業破產法》實施后國內最大的民營企業合并重整案成功審結[5]。
二、合并重整中相關法律問題的反思
（一）公司重整制度的適用范圍
公司重整制度的適用范圍，即何人適用重整程序的問題，是公司重整制度立法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其意義在于確定重整申請人的資格或自我申請的有效性問題。各國在公司重整制度立法中關于適用范圍的規定不盡相同，綜合起來，可概況為三種類型[6]。一是限制型，即對公司重整制度的適用范圍有所限制，僅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例如英國，我國臺灣地區以及日本。其目的在于防止惡意債務人以重整為手段規避破產或拖延債務履行等流弊。二是廣泛型，即公司重整制度不僅適用于股份有限公司，也同樣適用于其他形式的公司、合伙以及個人。美國的《聯邦破產法》就規定了各種類型的主體對于破產重整的適用。三是中間型，即雖然法律規定各種主體都可適用重整制度，但也對各種主體的適用資格加以限制。例如法國的《困境企業司法重整和司法清算法》規定，重整程序適用于所有的商人、手工業者、農業經營者及私法人；但同時對其適用資格均加以限制。
根據我國《企業破產法》第二條的規定，我國的破產重整制度僅適用于企業法人。《企業破產法》起草組認為，重整歷時較長，程序比較復雜，如適用于所有企業，社會成本過高，難免被濫用，損害債權人利益。[7]在司法實踐中，有人認為我國公司重整制度的適用對象雖以企業法人為主，但沒有對企業法人分類或區分規模，過于寬泛，這樣規定難免有些過于籠統，因而進一步認為有必要對重整制度的適用范圍進行限制，應限制在大型公司之內，而并非適用于較廣泛的市場主體。理由是重整制度畢竟是一種特殊的法律制度，重整制度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及其本身的特殊性和要求，決定了其適用對象多為大型公司，尤其是股份公司。還有一些人認為，應將中小企業排除在重整程序之外。
法院在審查受理縱橫集團“1+5”公司破產重整案件時，對于其是否適用破產重整程序，也存在著一定的爭議，但經過分析論證，法院認為重整程序只適用于“大型公司”而不適用于“中小企業”的觀點，太絕對化，有失偏頗。首先，將“大型企業”簡單界定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構想，不符合我國的國情。我國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成熟，國家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國有、集體所有、私有等多種所有制并存，公司制、非公司制等組織形態各異，特別是國有獨資公司的組織形式是有限責任公司而非股份有限公司，因此，無法以“股份有限公司”囊括我國“大型企業“的情形。其次，我國約有90%屬于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推動國民經濟發展、構造市場經濟主體、促進社會穩定和諧的基礎。將眾多中小企業排除在破產重整適用范圍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場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再次，破產重整本身并不排斥對債務人、債權人個體利益的保護，是要在私權保護的基礎上盡可能實現社會價值。實踐中也不乏企業規模雖小，但有再建及發展潛力，只是因一時資金鏈斷裂陷于財務困境的情況，對其實施重整，所費不多但效益良好。更重要的是，破產重整法并非“大型企業”的特惠法，若僅因主體的不同產生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將有違立法原則。[8]
筆者認為，適用重整程序的企業資格，不能以該企業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為標準，而應該從投入和產出的比例、是否值得花大力氣拯救這個企業來判斷。也就是說，在企業重整前必須要從經濟上的價值比較進行考量，客觀謹慎地衡量企業是否具有再建希望或在經濟上是否具有再建價值，只有當營運價值大于清算價值時才能啟動重整程序。所謂營運價值，是指公司作為營運實體的財產價值，或說是公司在持續營業狀態下的價值。王衛國教授對營運價值理論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困境企業就好比一匹病馬，對這匹馬如何處理有兩種選擇：殺馬分肉得到馬肉的價值、把馬醫好得到活馬的價值。如果馬肉的價值與活馬的價值存在很大的區別，大家就會毫不猶豫選擇活馬而不是馬肉，這就是困境企業重整的理論依據。[9]因此，公司重整的前提必須是資本的整體運作價值遠高于同樣的資產零散出售時的價值。從經濟價值角度對重整企業提出再建價值和再建希望要求，國外也有成熟的經驗。日本法院審查公司更生的條件就是以有“重建希望”為前提的。韓國對《公司整理法》進行修訂時，將公司重建的適用對象從“有再建希望的股份有限公司”改為“經濟上有再建價值的股份有限公司”，只要公司經濟上具有再建價值，法院應許可重整。[10]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第288條規定，重整對象須滿足“公司必須仍有經營價值”的條件。[11]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負責人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正確審理企業破產案件為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問題的意見》（法發[2009]36號）答記者提問時指出：“對于雖然已出現破產原因或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但符合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仍具發展前景的企業，人民法院要充分發揮破產重整和破產和解程序的作用，對其進行積極有效的挽救。”其非常明確了企業重整的經濟價值條件問題，這項司法政策為我們掌握受理破產重整案件的條件提供了依據。
（二）重整程序啟動的原因界定
《企業破產法》第二條規定，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或者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的可以依法進行重整。該法第七條規定，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對債務人進行重整的申請。上述法條沒有就重整程序啟動的“門檻”作出特別限制規定，表述比較含糊，以致于在審判實踐中掌握啟動程序的“門檻”標準不一。在司法實踐中，并非所有瀕臨破產的企業都存在重整的可行性，也并非所有的重整都能夠獲得成功。重整程序的錯誤啟動，有可能造成債務人資產的進一步流失，損害債權人的利益。因此，破產法其實賦予法院對企業重整申請進行審查的充分裁量權。[12]筆者認為，在我國市場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為防止權利濫用，啟動破產重整程序應當慎之又慎，適當提高啟動門檻。
首先，要厘清不同申請主體的破產界限。破產界限即破產原因，是企業適用破產程序的必要條件，是法律規定的特別法律事實。根據《企業破產法》的規定，債務人申請破產重整的原因是“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是指債務人所欠債權人債務的期限已經屆滿，并未實際履行該債務的情形。這是債務人的客觀財產狀況，不依債務人的主觀認識而定，而是由法院依據法律和事實認定。對于這一標準，依通說，其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即不能以財產、信用或者能力等任何方式清償債務；債務人不能清償的是已到償還期限、提出清償要求、無爭議或已確定名義的債務；債務不限于以貨幣支付為標的，但必須是能夠折合為貨幣的債務；債務人在較長的時間內持續不能清償而非暫時中止支付。[13]“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即“資不抵債”，主要是指債務人的資產負債表上全部資產之和小于其對外的全部債務。也就是資產負債表上的凈資產為負值。之所以將“資不抵債”與“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列作為債務人申請破產的破產原因，主要目的是限制破產重整程序的啟動和適用。
債權人申請的原因應界定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或者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的可能。“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是指債務人的資產狀況表明其明顯不具有清償全部債務的能力，具體表現為多次拖欠他人債務長期不予歸還，資產多體現為積壓產品以及只能以某種實物物品償付債務等。“明顯缺乏清償能力可能”主要有兩種判斷標準。一是企業停止支付。債務人缺乏清償能力時，其外部特征表現為停止支付。但停止支付并不必然表明債務人無清償能力，辨別的標準是債務人的停止支付是主觀不能還是客觀不能。停止支付被各國破產法規定為推定原因。債務人欲主張自己無重整原因而擺脫受破產重整的厄運，就必須對自己有清償能力加以舉證，證明自己未喪失清償能力。二是資不抵債，即債務人的資產遠遠少于負債。當企業法人的資產遠低于全部債務時，其對所有債權人的利益構成不能足額清償的潛在危險。不能清償的原因，既可能是資不抵債，也可能是債務人資產大于負債，但因資金周轉不靈而陷入無力清償或停止支付的財務境地。因此，“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明顯缺乏清償能力可能”與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相結合作為申請債務人破產重整的依據，是為了限制一時不能支付但仍有償付能力的債務人進入破產程序。
其次，要適當限制債權人的申請權利。盡管企業重整對債權人是有利的，但債權人與債務人畢竟存在著一定的利益沖突，債權人可能會利用重整申請權來干擾債務人的正常經營活動。我國《企業破產法》對債權人申請破產沒有作出任何限制，這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債權人，無論其債權額是多少，都可向法院申請債務人破產重整。這不能不說是立法的一大缺陷。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提起重整申請的債權人人數及債權額度作出限制規定。
破產程序是一種集體的債務清償程序，消耗的司法資源較多，成本高，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債權人申請破產都應以多數債權人的存在為條件。但是，如果多數債權人中只有一人申請債務人破產，其余債權人與債務人已達成私下和解協議，或者雖未與債務人達成私下和解協議，但認為債務人有償債能力而不必要提出破產申請，在此情形下，為避免因債權人申請破產給債務人或其他債權人帶來損害或不必要的麻煩，法律應對單個債權人申請破產予以限制。如美國《聯邦破產法》規定，債權人申請重整程序的一般條件為“債務人已經停止清償到期債務，且在有12個以上債權人時，有3名以上債權人提出申請；債權人必須持有5000美元以上的無擔保債權”。日本《公司更生法》第30條規定，只有相當于資本十分之一以上債權的債權人方可提出重整申請。我國臺灣地區“公司法”第282條第1款規定，相當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金額10%以上的公司債權人可以提出重整申請。[14]雖然，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8條規定，債權人申請債務人破產，人民法院可以通知債務人核對債權在債務人不能償還的到期債務中所占的比例。但這里沒有明確規定具體的比例，且該規定并非受理破產案件的必要條件。為避免出現“一只駱駝被最后的一根稻草壓垮”的局面，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立法經驗，規定債權人提出破產重整申請應持有的最低債權額和代表人數，具體可規定如下：債權人的債權數額占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比例超過30%或者申請破產重整的債權人數超過債務人的債權人總人數的40%。
合理限制債權人申請破產，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債權人濫用權利，減少因債權人提出破產申請給債務人正常經營帶來的震蕩和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債權人的團體意識。如果允許單個債權人提出破產申請，就有可能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
（三）關聯公司合并重整的程序
關聯企業是指具有獨立法人人格的企業之間為達到特定經濟目的通過特定手段而形成的多元化和多層次結構的企業聯合體。在各關聯公司中必有指揮、操作、控制地位的公司即控制公司存在。實踐中，控制公司常常利用關聯關系轉移財產，損害關聯公司外部債權人利益；利用關聯擔保，獲取不當利益；利用關聯交易避稅，損害國家利益等。控制公司嚴重損害債權人的情形屢見不鮮。因此，在關聯企業通過破產程序退出市場競爭時，應當對關聯企業進行實質合并，以充分維護債權人的利益。
法院在審理浙江縱橫集團有限公司等六公司重整案件時，發現上述六家公司實際由同一公司控制，各關聯公司人格高度混同。這主要表現在：（1）財務混同。縱橫集團“1+5”公司從表面上看，財務均獨立核算，但實際由控制公司浙江縱橫集團有限公司[15]支配。集團公司設立融資部門，專司資金的調配，各關聯公司只設會計，不設銀行出納，全部的結算活動由集團融資部操作。六公司之間的財務賬簿、銀行帳號也混合使用。（2）高管人員、內部機構和經營場所混同。集團公司的高管人員又是各關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總經理，身份相互交織。同時，同一經營場所存在二個以上的關聯公司，生產線為二個關聯公司所有。（3）經營決策受制于集團公司，各關聯公司無自主決策權和管理自由。各關聯公司的原材料和產成品的采購和銷售以及產品的定價權均控制在集團公司。（4）資產混同，難以區分單個公司的財產和負債。不僅集團公司與關聯公司之間財產難以分清，各關聯公司之間的財產邊界也不清晰。如浙江倍斯特化纖有限公司、紹興縱橫聚酯有限公司、浙江星河新合纖有限公司共同擁有生產線。普遍存在一個公司對外融資，資金卻由另一公司使用的情況。（5）浙江縱橫集團有限公司的關聯公司資本顯著不足。各關聯公司的注冊資本均是由集團公司通過借款的方式給各出資人，驗資后，該部分資本金全部予以抽回。各關聯公司不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6）集團公司、關聯公司之間存在貸款擔保關系。主要是集團公司借款，由關聯公司擔保；關聯公司借款，由其他關聯公司或集團公司擔保；集團公司借款并使用，借款人被確定為關聯公司等。基于縱橫集團“1+5”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為公平清理債權債務、保護債權人的合法利益，經管理人的申請，法院決定實施合并重整。
由于關聯企業實體合并破產重整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在實踐中遇到不少障礙。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前提，因此，為保障實體公正的實現，應當有合適的關聯企業合并破產重整的法律程序。筆者總結縱橫集團“1+5”公司合并重整案件的審理經驗，提出以下程序設想。
第一，實體合并破產重整的模式選擇。實踐中，對于關聯公司的實體合并的模式，主要有三種[16]：（1）控股公司申請注銷關聯子公司模式。控股公司符合破產法規定的破產條件，向法院申請破產重整，但出于剝離不良資產或整體出售資產需要，在破產申請前工商登記機關注銷所有或部分關聯公司。（2）直接將關聯公司納入控股公司的破產模式。法院受理控股公司的破產申請后，依控股公司的申請或依職權將所有或部分的關聯子公司一并納入控股公司的破產重整。（3）控股公司、關聯公司破產分別受理，集中清償模式。控股公司、關聯公司均已達到破產條件并已經申請立案，為保證母公司、子公司的債權人平等受償，受理法院將母子公司的債權債務一并處理。縱橫集團“1+5”公司是以分別獨立重整申請的形式向法院申請破產重整，法院經審查分別受理。在審理中，管理人發現集團公司與其關聯公司存在高度混同的情形，經債權人會議表決，實行合并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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