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旭東 ]——(2003-11-3) / 已閱18028次
自然物可以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嗎？
——從環境倫理的變遷看環境法的發展
秦旭東
當人類和自然界其它萬物被創造出來的時候，創世者沒有給大家區分三六九等，因為自然世界是他最為得意的杰作，自然萬物（包括人）相生相克，彼此聯系，各有所來，各有所終，自然懂得什么是最好，沒有其中的哪一個成員可以吃到免費的午餐——這就是所謂的“生態學法則”。一方面，自然萬物有機結合，組成一個和諧的、具有健全的演化能力的統一體；另一方面，蓋婭女神（古希臘神話中的地球女神）的恩澤惠及萬物，萬物莫不是作為這共同體的一員而存在、發展的。
作為其中的一員，人類從物競天擇的自然競爭中脫穎而出，他們在自己的理性指引下，不斷認識這個世界，同時也開始了征服、控制和占有這個世界的歷程。人們以世界的主人自居，視自然界為其所有，尤其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征服運動高歌猛進，然而因此而生的禍患也層出不窮。大自然給了我們幾記響亮的耳光，他要具有理性的人類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人類的力量縱使再大，也超不過創造人類的自然的力量（否則能量不守恒了）。他要人類低下高傲的頭顱，以一個謙卑者的姿態去追求屬于他們自己的幸福。
自然物可以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嗎？所謂法律關系的主體，就是在法律關系中一定權利的享有者和一定義務的承擔者。在人類的法律體系里面，說到主體，我們自然地就會想到“人”——自然人、法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其他各種團體，當然，還少不了國家。除了實實在在的自然人以外，所謂法人和非法人團體都是法律上擬制的“人”，其中法人作為法律上的“人”的資格是以其財產為基礎的，可以說沒有前它就沒有“人格”，所以公司資不抵債了就要破產，就要從它的“戶口簿”（工商登記）上消失（法律術語叫注銷）。對于一些基金、財團法人而言，它里面甚至根本就沒有人（自然人）的影子，完全是一筆錢財在法律上成其為“人”的�？梢�，在一定意義上說，財產是可以成為“人”——法律關系的主體的。那么自然物可以嗎？如果小鳥狀告某個人或者公司的官司出現，如果一只小貓或者小狗可以繼承遺產，如果猴子可以納稅，你一定會覺得這是天方夜談，荒誕不經，為什么呢？因為在我們心目中，法律是用來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物——包括動物、植物——從來就只是法律關系的客體。可是，事情并不完全是這樣的，在美國，就曾出現過這些“荒唐事”，盡管對此的社會和學界的議論、紛爭不斷，但在大自然不斷地給傲慢的人類以響亮的耳光之后，一些先進的人們開始了反思，自然物能否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也成為一個討論的課題。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始終將自然觀、認識論、人生觀和倫理觀融為一體。中國古代的論理學中具有濃厚的自然和環境色彩，儒家的“天人合一”、“天人相應|”和“天人和諧”，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等，都蘊涵著濃厚的生態倫理觀念。不同的是，西方幾千年來的倫理學鮮有環境思想，他們強調“靈性的提升”，重視“彼岸世界”而輕視現實世界。到近代工業革命
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西方人產生了征服自然和萬物的雄心，接踵而至的環境問題才引起人們的反思。同時，由于科學技術向宏觀方面發展，環境科學揭示了人類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揭示了環境污染和自然資源破壞給人類以及所有生命形態帶來危機的根源，西方人開始思考人與自然環境、地球、宇宙的關系等倫理道德問題，相應產生了以自然的固有權利為價值觀的環境倫理學和生態倫理學。
傳統上，人們的頭腦里一直是存在著人類中心主義觀念，認為人類是區別于物、高于其它“低等生物”的“高級靈物”，人類具有動物和植物所沒有的智慧和靈性，是上帝的寵兒，世界的主人，宇宙的中心，人們的一切思考、行為都是從“人類中心”出發的，關于環境的價值，在一般意義上人們是從人類社會的經濟利用角度去考慮的，自然物——不管是千姿百態的植物，還是活潑靈性的動物，它們的價值都只在于其為人們“所有”。所謂所有權，即包含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四種權能，自然物在人們的價值體系里面只是客體——主體可以自由擺布的對象。在可以說，在人類征服的力量面前，自然物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人類在以人類利益為本位的倫理觀念指引下，以至尊者的姿態自居，試圖以自己的意志駕馭自然、改造自然。由此而及的法律制度中，并無現代所謂的環境法。在西方，以羅馬法為濫觴的法律制度中，其發達的民法體系中的物權法就是專門調整人們如何占有支配各種物的法律，所有自然物在人們眼里只是財富。中國古代的法律中沒有西方那樣精密的民法體系，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然物的地位也大體上也差不多。中外古代法律中有關環境、自然資源方面的內容，只是為保護人們的財產的。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發展，環境問題逐漸顯現出來。恩格斯曾有一段經典的論說，“……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都取消了。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不毛之地，……”自然界的報復在近代工業革命以來隨著人類征服步伐的前進也愈演愈烈，工業化、城市化、人口爆炸、資源耗費以及科技的濫用等釀成了無窮的苦果，人們在咀嚼苦澀的同時不斷認識著自然有其自主意志，即所謂自然規律。在自然意志面前，人類的力量永遠是那么弱小，原來人類再神通廣大也跳不出自然的魔咒——人原本就只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由此，近現代倫理學家們頭腦里的思想也在轉向，動物的權利、自然物的權利、人類對環境的責任等概念逐漸興起，千百年來的傳統人本主義觀受到了挑戰，新的環境倫理觀——生態利益中心主義產生。
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先驅艾龐茲1894年在其論文《人類于獸類的倫理關系》中論述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假說”，批判了基督教《創世行》中記述的人類征服地球的行為。被現代美國人譽為“環境倫理學之父”的A.利奧波德在著作《沙鄉年鑒》中提出了土地倫理思想，他指出，個人是一個各種相互影響的部分所組成的共同體的成員，土地倫理就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的地位由征服者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現代環境倫理學家R.F.那什在《自然的權利》中指出，倫理學應當從認為自然是人類的專有物的思想中轉換出來，將其關心的對象擴大到動物、植物、巖石，進而擴大到一般的“自然”或者“環境”，倫理的權利也應當從被限定為人類的自然權進化為構成自然各要素的權利或者自然全體的權利。他認為，人類的倫理思想從創世紀的人類對植物及動物的支配權開始，
經過人類思想發展的歷史過程，形成“所有的生物（人類、動物、植物、無生命物）之間的平等性”的環境倫理思想。這些思想的提出盡管還存在一些局限，引起的爭議也很大，但是，無疑對人們的觀念、人們的行為產生巨大的震動和沖擊。近代以來，環保主義、綠色主義運動蓬勃發展，各國的環境立法也逐漸受到重視，并不斷發展、完善。18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葉以公共衛生和自然資源保護為主，20世紀初葉至60年代以污染防治及生活環境保護為主，70年代以后開始走向全方位的環境保護，即整合型環境立法。不僅如此，環境立法也日益走向國際化，聯合國和其他專門的國際環保組織在國際環境法的發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國也日益從全人類、整個地球的高度認識環境問題。在國際法中，不得進行嚴重破壞人類環境行為的規范已經上升到國際強行法的高度。
當然，到目前為止，人類的法律體系中自然物基本上還是難于成為法律關系的主體，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不會有什么突破。當某些人的罪惡行為破壞了小鳥的生存環境，小鳥可以將之告上法庭以求得正義嗎？當孤單無助的老人在一只可愛的小狗陪伴下安度晚年后，他能將自己的遺產留給小狗嗎？一只能干的猴子可以出色的完成主人交付的工作而讓主人不用另行雇傭勞動力，猴子要不要納稅呢？在美國出現的“荒唐事”中，確實有寵物繼承遺產的事例，稅務局也確實試圖向一只能干的猴子征稅，小鳥的官司也確實打上了法庭。特別是小鳥的官司，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人說，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小鳥既無“意思能力”和“行為能力”，誰來代表小鳥打這場官司呢？也有人說，那都是一幫陰險的巫師（律師）為自己撈錢的把戲。
其實，如果要以自然物無“意思能力”和“行為能力”來質疑其“權利能力”，我們可以打一個不太“人道”但卻符合“天道”的比方，自然物——至少是有生命的自然物——和植物人、完全失去意思能力和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呢？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然物享有其應有的權利，以維系整個自然的自協調、自演化能力，這是同整體的人類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僅僅從訴訟和法律技術的角度反對自然物的權利是站不住腳的，無行為能力的人的權利可以被代理，自然物的權利為什么不可以呢？硬是要追問“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恐怕現有的許多法律制度的根基也要被動搖了。而且，基于利益的一致性，任何一個關心環保、熱心公益的人都可以為自然物主張權利。這可能和“公益訴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卻更有深刻而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更能夠刺激那些狂妄自大而且貪婪無制的人們的頭腦。另外，用得著擔心律師成為陰險的巫師嗎？為主張小鳥的權利打官司所得的賠償可以用于“小鳥的生活”——去凈化空氣、治理污水、種植綠樹青草，等等，從中獲益的也不僅僅是小鳥，難道小鳥的歌唱不會給你到來甜蜜的微笑嗎？小鳥要歌唱，人類要吃飯，這里面并不存在根本不可調和的矛盾。當我們的法律走到這種程度的時候，也許我們才可以說：這真的是個文明社會了——不僅是人類的，也是自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