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褚靜 ]——(2012-10-9) / 已閱10612次
民事主體是民事領域中的主體。從現象看，民事主體表現為享有民事權利，是民事權利的載體。從本質看，民事主體表現為具有民事意志，是民事意志的載體。民事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國家三種形式。其中，關于法人和法人的本質問題，學術界分歧較大。
傳統的說法一直認為，關于法人的本質，法學史上曾有三種觀點：“否認說”、“擬制說”和“實在說”，主要代表人物分別有耶林、薩維尼和祁克。國內學術界一般否定“否認說”和“擬制說”，同意法人實有，但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實在說”的一些具體說法。
然而，細讀三家論述，可以發現，它們的分歧所在只是法人人格的有無，其實就是法人的有無。三種觀點中沒有一種探討了法人的本質，甚至可以說沒有一種真正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它們的爭論不是關于法人本質的爭論。
根據形式邏輯，定義應采用“被定義概念＝屬＋種差”的公式，揭示事物的本質屬性。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動物”，其中“動物”是屬概念，“能制造工具”是“種差”，也就是人的本質屬性。事物的本質屬性和事物的本質是有區別的。上述“人”的定義所揭示的是人的本質屬性之一――能制造工具，不是人的本質。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即使是對法人的正確的定義，也只能揭示法人的本質屬性，不能抽象出法人的本質。換句話說，也只回答了“法人是什么”，即法人應歸入哪一類事物（屬概念），與這一類事物中的其他事物（種概念）有什么區別；而沒有回答“法人的本質是什么”，即法人的本質應歸入哪一類事物，與這一類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什么區別。
如果把探討法人的有無作為對法人的認識的第一階段，那么，探討法人的定義可稱為第二階段，而探討法人的本質應該算第三階段。法學史上耶林、薩維尼、祁克等人的爭論屬于第一階段。從《新中國民法學研究綜述》所介紹的情況來看，我國學術界對法人的認識，似乎處于第二階段。
有學者指出：“對法人本質的看法，在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民事權利、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等方面的問題；在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犯罪能力問題；在憲法和行政法上涉及到行政機關和社會團體的獨立人格問題，等等。所以，討論法人的本質在法律上是不無意義的。”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討論法人的本質似乎還有值得指出的其他意義：1、法人是人格的載體，是主體的一種。探討法人的本質，有助于弄清人格和主體的本質。前文把對法人的有無和定義的探討當作對法人本質的探討的現象，實際上也是對人格和主體的本質的某種認識程度的反映。2、弄清了法人的本質，可以加深對我國目前所謂的政企分開問題的認識。
在筆者見到的有關論著中，只有《民法新論》一書真正表述了關于法人本質的觀點：“社會組織在商品經濟社會的實際作用，乃是它們在法律上的主體資格即法人的本質所在。”
如果沒有誤解，作者的觀點是：法人是社會組織在法律上的主體資格，法人的本質則是社會組織在商品經濟社會的實際作用。
后一句認為法人的本質是“作用”，似難成立。人們要問：這一“作用”的內因是什么？“作用”的內因不比“作用”本身更“本質”一些嗎？
前一句認為法人是“法律上的主體資格”，可與同書第204頁的觀點相印證：“法人是一種社會組織。法人是社會組織在法律上的地位。”顯然，這里的“法律上的地位”，應該指前文的“法律上的主體資格”。這樣就產生了問題：法人究竟是什么？是組織，還是地位或者說資格？
認為法人是一種資格，這一觀點頗有影響。“‘七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法人制度論》（江平主編，趙旭東副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版）第一頁開門見山：“法人的本質特征有二：一是它的團體性，二是它的獨立人格性。……這兩個特征匯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最精煉、最概括的語言給法人下一定義：法人者，團體人格也。”
作者承認人格是法人的本質特征，但又認為法人是一種人格，這就自相矛盾了，因為事物的本質特征和事物本身是兩回事，事物不能被定義為事物的某一本質特征。
法律上的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人的本質屬性或者說本質特征，不是法律上的人本身。法律上的人是人格的載體。我們只能說某人有人格，不能說某人是人格。同樣，我們也只能說某公司有人格，不能說某公司是人格。
法人是法律上的擬制主體，是相對于真實主體，即自然人――有生命的法律主體而言的。法律主體的存在根據是法律上的人格。人格的本質是意志的存在資格。法律人格的存在根據是法律允許存在的意志。自然人的意志是真實的意志。擬制主體的意志是擬制的意志。對于社會來說，允許生命人的某意志存在，就意味著承認該生命人是人，必須確認其主體資格即人格；允許某擬制意志存在，就意味著承認該擬制意志的載體是法律主體，必須確認其法人資格。主體是客體的支配者，即可在客體上實現自己的意志者。因此，主體的本質是自由者。哲學主體的本質是實踐意義上的自由者。法律主體的本質是法律意義上的自由者。生命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但作為法學主體的生命人即自然人的本質是法律意義上的真實的自由者。擬制主體的本質是法律意義上的擬制的自由者。擬制主體包括國家和法人。國家是擬制的公法主體。法人是擬制的私法主體。國家作為主體，其本質是法律意義上擬制的公自由者。法人的本質是法律意義上擬制的私自由者。
在法學史上，法人“實在說”的主要代表，德國著名法學家祁克認為，法律主體是與意思能力聯系在一起的。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但祁克沒有闡明兩者如何聯系在一起，結果招致了學者的批判。《民法新論》認為：祁克“這一學說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與主體資格聯系在一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為能力的基礎而不是權利能力的基礎，因此意思能力與主體資格沒有必然的關系。奴隸社會的奴隸有意思能力，但不能成為法律主體，而在當代民法上，無意思能力的人（無行為能力人）卻享有權利能力，具有主體資格。”
《民法新論》所言都是事實，但只是表面現象。意思能力就是意識，是人的標志。意識必然產生意志。從法理上說，承認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著承認該事物是人，必須享有人的資格即主體資格。奴隸有意思能力，但沒有主體資格，這是由于奴隸的意思能力不為社會所承認。就不享有主體資格而言，奴隸和牛馬處于同等地位。但在古代羅馬，奴隸可參加主人的宗教活動，可以被解放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為繼承人繼承其人格，死后其尸體和墳墓受到保護。原因就在于奴隸是人，實際上有意思能力。這些待遇雖然不是法律上的主體資格，但畢竟使奴隸和牛馬的地位有所區別。歷史廢除了奴隸制度，賦予奴隸以主體資格，沒有賦予牛馬以主體資格。原因就在于奴隸的意思能力得到了社會的承認，而牛馬沒有意思能力。因此，奴隸沒有主體資格的事實，其實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體資格和意思能力聯系在一起。
在法理上，欠缺行為能力人以監護人的意志為自己的意志。沒有監護人的意志，欠缺行為能力人的主體資格不是現實的主體資格。因此，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享有主體資格的事實，同樣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體資格和意思能力聯系在一起。
祁克還提出：共同意思的結合便成為團體的意思。團體具有獨立的意思，對外表現為主體，具有“單一性”；對內為多數人的結合，權利義務仍歸各成員，具有“多樣性”。
祁克這些論述，可以說已經走到了揭示“法人本質”的門檻，但終究沒有跨過去。是否誕生一個法人，關鍵不在于是否有共同意志或團體意志，也不在于是否有獨立意志――意志總是獨立的――關鍵在于團體成員的共同意志是否轉化為單一意志。如果團體成員的共同意志沒有轉化為單一意志，那么，團體各成員的意志各以成員各自的人身為載體。這一團體是主體的集合，本身不是主體。如果轉化為單一意志，那么，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資格，成為法律上的擬制意志，其載體就成為法律上的擬制主體的人身。不區分團體的共同意志和單一意志，實際上沒有涉及法人的本質。
所以，從法理上說，有限公司享有法律上的主體資格，是法人；合伙、無限公司不享有法律上的主體資格，不是法人；兩合公司由無限責任股東和有限責任股東組成，不同責任股東的共同意志沒有轉化為單一意志，不享有法律上的主體資格，不是法人。
順便指出，論述人格、法人的文章、著作，經常有“獨立意志”、“獨立人格”、“人格獨立”、“獨立法人”等提法。其實，意志本來就是獨立的，不獨立不成其為意志。法人的核心是擬制意志。因此，“獨立意志”、“獨立法人”用語重復。所謂有“獨立意志”，應表述為有意志或有自己的意志；所謂是“獨立法人”，應表述為是法人。人格是一種資格。資格只有有和無，完全和不完全的區別，沒有獨立和不獨立的區別。“獨立人格”、“人格獨立”的提法也有語病。所謂有“獨立人格”，應表述為有人格；所謂“人格獨立”，可表述為有人格，或“身份獨立”。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人的意志是擬制的，這一意志的載體也是擬制的。《民法新論》認為：“‘擬制說’深受羅馬法所貫徹的個人主義思想的影響，奉行‘權利和義務之主體，僅以自然人為限’，認為只有自然人才是權利主體，而法人不過是法律的擬制，這種規定不僅不適合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為自然人享有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同樣是法律賦予的，為什么法律賦予自然人的主體地位不能稱為‘擬制’，而法律賦予法人的主體地位就要稱為‘擬制’呢？”這里的推理過程有些勉強。所謂“擬制”，就是仿制。很明顯，視自然人為人，從而確認其人的資格，是承認事實，尊重事實，不存在什么“擬制”問題；而將共同意志視為單一意志，將其載體視為人身，那就只能是“擬制”了。兩者不可并論。
現在可以討論所謂的“政企分開”問題了。“政企分開”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國有企業不受政府管理，還是國有企業不受國家管理？既然法人的核心是擬制意志，如果法律確認國有企業享有法人資格，其核心就只能是企業法人代表的意志，而企業的法人代表又由國家任命，應該是國家意志的代表，企業形式上是企業法人代表的意志的載體，實質上則應該是國家意志的載體。如果“政企分開”指國有企業不受政府管理，那就意味著企業法人的意志與政府意志資格平等，類似司法與行政的關系。否則，如果企業法人代表是政府的聘員或下屬，或者，雖非聘員或下屬，但必須由政府任免，那么，企業法人意志與政府意志必然是從屬關系，所謂“政企分開”只能是一句空話。如果“政企分開”指國有企業不受國家管理，那就十分荒謬了。因此，即使國有企業意志與政府意志資格平等，國有企業仍只能由國家管理，換句話說，國家不通過政府，也會通過其他途徑管理國有企業。如果國家通過政府沒有管理好國有企業，至少現在還沒有根據認為，國家通過其他途徑就能管理好國有企業。由于國家既是全社會經濟活動管理者，又是民事活動中國有企業一方投資者，具有雙重身份，問題的關鍵就不在于從政府外尋找一條國家管理國有企業的途徑，而在于國家能否處理好兩種身份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