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寒梅 ]——(2012-10-30) / 已閱9347次
刑事法官應樹立終生學習的理念，不但學習法律知識，還要學習非法律知識。非法律知識是指人文學科知識以及其他學科知識。博登海默曾經把法官比喻為“社會醫生”，而“社會醫生”要精通“醫術”----法律知識，此外還要有廣博的知識修養。要積極積累隱形知識。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個案件，法官的知識是通過研究每一個案件所呈現出的法律關系逐步積累而成。因此刑事法官應該慎重地研究每一個刑事案件，關注每一個案件的共性與個性，從細微處著手，積累形成法官的經驗和知識體系，從而完成法官專門化和職業化的實質轉變。
（一）、現代刑事司法理念下刑事法官應具備的審判思維
法官的思維規則是法官在司法認知過程中一貫遵循的準則和標準，是保障法官思維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的指示和規定，既是法官在思維過程中應遵循的一種技術準則，也是法官在思維過程中面對困惑時的價值取向。掌握國家刑罰權的刑事法官只有確立與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相適應的，符合刑事法律基本原則和刑事政策要求的現代刑事審判思維，才能實現刑事審判的公平和正義，推動刑事法治的文明與進步。
1、罪刑法定的原則性思維
罪刑法定是近代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它的基本內容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即何種行為是犯罪，以及對這種行為應當處以何種刑罰，都應當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作為一項基本的法律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立法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觀念變革與價值重塑工程，形成價值觀念的共識乃是確保罪刑法定的精髓與靈魂得以貫徹的關鍵。為此刑事法官應當樹立罪刑法定的原則性思維，用以審理具體的刑事案件。對這個問題，我也是深有感觸，其實這個罪刑法定的原則不應該只是我們法官重視，更應該在公安檢察環節得到重視，現在有個別檢察院起訴過來的案件，看案情，確實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是怎么研究他還真夠不成哪條犯罪，象這樣的案件呢，一般檢察院會商量我們，這個一般可能在基層院存在，只要定個罪就行，象這種情況，我想就是明顯違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則，而且這樣的案件經不住歷史的檢驗和推敲，應當說對當事人也是極不負責任的。雖然法律規定的犯罪與現實生活中危害社會的行為之間總存在一定的差距，刑法典中規定的犯罪只是社會生活中危害社會行為的一部分，但罪刑法定原則的核心是嚴格按照法律規定來認定、處罰犯罪，因而對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即使是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也不能定罪處罰。有人認為，犯罪的本質屬性是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只要某種行為危害嚴重，就應當認定為有罪，這正是輕視罪刑法定原則的習慣思路，必須堅決摒棄。
2、控辯平等的中立性思維
在刑事訴訟中，控辯平等對抗與法官居中裁判是公正審判的基本格局。刑事法官應當樹立控辯平等的中立性思維，引導和指揮刑事審判程序的正當進行。刑事訴訟中由于追訴本身的特殊性，被告人總是處于原始性的不利地位，導致控辯力量的先天失衡，為此在刑事審判中尤其應強調保護被告人的訴訟權利，給其提供充分的辯解機會，適時引導其舉證、質證和發表辯護意見。刑事法官必須樹立實體與程序并重的公正觀，既強調裁判結果的準確性，又確保審判過程的公正性和正當性。要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價值觀，保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兩種價值觀的平衡，不但要通過懲罰犯罪保障被害人的人權，而且要保障被告人的人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2007年3月9日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對刑事法官“應當”告知被害方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委托訴訟代理人以及罪犯申請會見其親屬進行了規定，對當事人雙方的權利保障進一步強化，就體現了對刑事法官樹立控辯平等的中立性思維的指引。
3、自主判斷的獨立性思維
刑事法官職業化建設強調刑事法官要根據自己的職業技能、良知對刑事案件的事實問題和法律適用問題獨立進行思考，理性地作出裁判，為此刑事法官必須樹立自主判斷的獨立性思維，審判思維要獨立地展開，不受其他人的影響和干擾。法官的最高境界以及最好的品質就是尊重法律、服從法律，依照法律的規定，獨立地進行思考并作出判斷。法官如果不具備獨立的思維能力，就容易被他人的言論所左右，無法保持中立，這樣也就很難做到公正裁判。
4、善于懷疑的疑問性思維
懷疑性作為法官思維切入的一個基本特性，已作為一個司法原則而得到承認和加強。刑事訴訟法第12條關于“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的規定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合理內核，第162條第3項關于“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所確認的“疑罪從無”原則，均為刑事法官的疑問性思維的運用提供了法律依據。善于懷疑、合理懷疑應是刑事法官的天性，訴訟的過程就是一個使法官“排除合理懷疑”的過程，只有當合理懷疑被排除時，才能定案，因此刑事法官應該樹立善于懷疑的疑問性思維。
5、刑法謙抑性的定罪思維
刑法的謙抑性也就是刑法的有限性、迫不得已性，即如果可以運用其他手段充分抑制違法行為，充分保護法益時，就不要把它作為犯罪處理。刑法只有在其他部門法不能調整的情況下才適用，就像學者經常比喻的那樣，刑事手段就好比是足球賽場上的守門員，在他前面有前鋒、中鋒和后衛，都可以對對方的進攻進行抵擋。只有當前面幾道防線全部失守的情況下，最后才輪到守門員，這形象地解釋了刑法的謙抑性原理。刑法的謙抑性突出地表現在法定犯中。所謂法定犯，又稱為行政犯，是以違反一定的經濟、行政法規作為構成前提的犯罪。當缺乏經濟、行政這樣的部門法的評價，也就是在缺乏前提法依托的情況下，刑法不能優先介入來判斷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比如非法傳銷構成犯罪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在國務院把傳銷行為定性為違法之后，如果行為人繼續從事違法傳銷活動，情節嚴重的，才能按非法經營罪追究當事人的刑事責任。因此對于上述犯罪，應當首先從刑法的前置性法律中尋找它的違法屬性和違法根據，然后才能上升到刑法的層面加以認定和懲罰。
6、刑罰輕緩化的量刑思維
刑罰輕緩是刑法謙抑的題中之意，是倡導以盡可能輕的刑罰來懲罰和控制犯罪，具體表現為輕刑、緩刑、假釋的廣泛適用等。隨著人類社會法治文明的不斷發展，輕刑化已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刑事立法的基本指導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選擇，因為“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并不嚴酷，只要它能確定不移地成為犯罪的后果，就足以達到懲罰犯罪的目的。為此慎刑觀念是刑事法官量刑的首要價值觀，刑事法官應當樹立先進的刑罰理念，確立刑罰輕緩化的量刑思維，做到慎重準確地適用刑罰。
7、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政治效果、輿論效果相統一的辦案思維
美國著名法官卡多佐強調，司法必須與社會現實相適應。由于社會的復雜性與法律規定性之間的差距，法律不能涵蓋社會生活中的所有利益沖突和價值追求，為了實現時代和社會公眾對正義的新的要求，法官在適用法律時就必須對各種利益進行綜合平衡作出價值選擇。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作為刑事法官，更應當樹立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辦案思維，洞察并把握社會生活的走向，對現行刑事法律和現實社會利益進行利益平衡，并根據刑事法律的價值取向作出裁判，從而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實現社會的和諧安定。需要注意的是，社會效果有時并沒有十分確定的標準，甚至在現實中被一些人做庸俗化理解，因此刑事法官在追求法律實施的社會效果方面，應當始終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和幅度內，考慮社會公眾的價值取向，如果發生法律效果與眼前的社會效果不相統一的情況，也應當依法適用法律，這是由刑事法官的審判思維是以合法性判斷為基本要求所決定的。
（二）、刑事法官需摒棄以下幾種思維
1、懲罰犯罪的偏向性思維
2、依附上級的行政性思維
3、迷信鑒定結論的審查思維
4、口供主義的定案思維
5、重刑主義的量刑思維
6、機械羅列證據的證明思維
刑事裁判文書應當體現刑事法官對事實證據的分析認定以及法律、司法解釋的適用過程，闡明法官作出裁判的理由，以彰顯刑事裁判的公平與正義。然而在刑事審判實踐中，刑事法官在制作裁判文書時往往對裁判理由的闡述比較重視，而對事實證據的分析認定不予關注，普遍存在著機械羅列證據的證明思維，滿足于“自己查明”犯罪事實，而沒有通過證據內容的分析來“證明”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主要表現在：一是缺乏對控辯雙方在事實、證據問題上的不同看法的分析辯駁；二是缺乏對證據證明內容的分析論證，定案證據如何證實案件事實的，缺乏細致的分析；三是滿足于簡單概括證據的證明內容，至于證據的證明內容之間如何相互印證則難以體現。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人們對刑事裁判文書認定的事實難以通過裁判文書所列舉的證據形成確信，而要通過翻閱卷宗材料才能確認裁判文書認定的事實能否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