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福發 ]——(2012-12-4) / 已閱5355次
推定，本為訴訟中為解決證明困難問題而廣為采用的一種證明技術，本身無可厚非，但另一方面，推定的創設也不是恣意的，由于推定減輕了控方的舉證負擔，甚至可能將原本應由控方承擔的舉證責任轉移由被告方承擔，構成了常規證明機制的例外。為避免沖擊和抵觸無罪推定原則，推定的創設往往又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必須綜合考慮創設推定的必要性、舉證的困難性、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合理關聯性、反證的難易程度等因素后，方能最終決定是否創設某一推定。[21]否則，該推定的設置即可能因為恣意而面臨合法性質疑。以上述標準來衡量，筆者認為，在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犯罪、涉黑犯罪等案件中實行違法所得推定，符合推定設置的基本法理。
1．在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犯罪以及涉黑犯罪等案件中實行違法所得推定，具有邏輯和經驗基礎。推定，無論是可反駁的推定，還是不可反駁的推定，都必須充分考慮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合理關聯性，只有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存在蓋然性上的合理、常態聯系，才能在兩者之間建立起一個推定，這是設置推定的邏輯和經驗基礎。例如，《刑法》規定未滿14周歲的人不負刑事責任，這屬于不可反駁的推定，立法設置這一推定的邏輯和經驗基礎在于，從社會一般觀念來看，未滿14周歲的人心智發育未臻成熟，通常缺乏完全的辨認能力和控制能力，因而，由行為人未滿14周歲這一基礎事實即可推定其不負刑事責任。再如，《刑法》規定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對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且差額巨大，本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的，差額部分將被推定為是非法所得。這是典型的可反駁的推定，其設置的邏輯和經驗基礎在于，正常情況下，合法收入都是能夠說明來源的，官員不能說明其收入的合法來源，概率上更可能是違法所得的灰色收入。同理，在毒品犯罪等領域實行違法所得推定制度，也是基于上述邏輯和經驗，因為被推定為違法所得的涉案財物，都是可疑財產，即從該財產的藏匿方式、犯罪人收入情況、生活狀態等方面來分析，該財產來源不明且高度可疑，在概率上更可能是違法所得。
2．在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犯罪以及涉黑犯罪等案件中實行違法所得推定，具有法政策上的依據。某些特殊的推定，其設置可能更多是法政策上考量的結果。例如，無罪推定原則規定，凡是涉訟公民皆被推定為是無罪之人。無罪推定，系一種可反駁之推定，之所以設置該推定，更多的并非基于經驗，相反，經驗上可能大多數被告都是有罪的，而是基于在法政策上保障人權的考量。同理，之所以在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等領域設置違法所得推定制度，除了在經驗上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犯罪、涉黑犯罪等案件的被告人實際上并無其他合法收入來源，其財產概率上更可能是違法犯罪所得外，更主要是因為在法政策上要體現出對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犯罪以及涉黑犯罪等的從嚴打擊，通過剝奪其財產而剝奪其繼續犯罪的能力。在毒品犯罪等案件中，經濟利益是誘發上述犯罪案件發生的重要原因；同時，對于上述犯罪而言，財產也是其繼續實施犯罪的基礎，要根除上述犯罪，不僅需要對犯罪行為人施加刑罰，更需要剝奪其繼續犯罪的能力。為此，在嚴厲打擊上述嚴重犯罪的同時，必須通過對違法犯罪所得予以沒收和追繳，消除此類犯罪的主要刺激因素、剝奪其繼續犯罪的能力。對此，《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總則部分明確指出：“意識到非法販運可獲得巨額利潤和財富，從而使跨國犯罪集團能夠滲透、污染和腐蝕各級政府機構、合法的商業和金融企業，以及社會各階層，決心剝奪從事非法販運者從其犯罪活動中得到的收益，從而消除其從事此類販運活動的主要刺激因素，希望消除濫用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問題的根源，包括對此類藥品和藥物的非法需求以及從非法販運獲得的巨額利潤。”面臨檢察官在上述犯罪領域中的“舉證無力”現象，要達到對毒品等犯罪的從嚴打擊，并通過剝奪其財產而剝奪其繼續，犯罪的能力這一目的，對于涉案財物實行違法所得推定，實是立法者無可奈何的選擇。
3．在毒品犯罪、恐怖主義犯罪以及涉黑犯罪等案件中實行違法所得推定，具有證明技術上的合理性。從舉證的困難性、反證的難易程度等因素考量，對來源不明且高度可疑的涉案財物設置推定，由被追訴人以及利害關系人一方來承擔舉證責任更符合實質公平的理念。如前所述，檢察官要舉證證明可疑財物系違法所得極為困難，而被追訴人以及利害關系人，作為涉案財物的權利主體，應當對該財物的實際來源更為清楚，也更容易調查、收集相關證據以證明該財物的來源。
為應對實踐中可能出現的檢察官舉證不力的司法難題，可以考慮借鑒域外法治國家和國際公約的做法，在發現大量來源不明的可疑財產時，實行違法所得推定制度，將證明該財產系合法所得的證明責任轉移由被告人承擔，從而減輕檢方的舉證難度。在具體操作上，建議通過最高司法機關聯合發布司法解釋的方式對此予以明確。
北安法院 劉福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