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建林 ]——(2012-12-25) / 已閱9853次
2012年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活躍、成果豐碩的一年。為促進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完善和修改后刑事訴訟法的貫徹實施,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攜手,積極參與,建言獻策,取得了良好的成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關于“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法的意義
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我國憲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本質要求。此次刑訴法修改,最大亮點是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這是我國第一次在部門法律中明確規定“尊重和保障人權”,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于將“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刑訴法的意義,有學者認為,首先,將其明確作為刑訴法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整部刑訴法的基本原則、制度和程序起到提綱挈領的指導作用;其次,也會帶動其他某些部門法的制定或修改時更加重視貫徹“尊重與保障人權”這一重要憲法原則。也有學者認為,修改后刑訴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既是落實憲法要求的體現,也是給“懲治犯罪”劃定一個清晰的界限,特別是給刑事訴訟中的公權力“系好安全帶”。有學者總結,修改后刑訴法在加強人權保障的指導思想下,在以下方面進一步完善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障措施:改革完善辯護制度,擴大法律援助范圍;規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嚴格限制采取強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屬的情形;完善偵查階段訊問犯罪嫌疑人程序;進一步保障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權;強化檢察機關保障人權的法律監督職能。
總之,大家普遍認為,修改后刑訴法明確地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總則,并通過修改、補充和完善相關具體制度和程序,加強刑事訴訟活動中對公安司法機關權力的規制和訴訟參與人權利的保護,增強訴訟的透明度和對抗性,翻開了我國刑事司法領域人權保障和民主司法的新篇章,成為我國刑事司法制度史上新的里程碑。
二、關于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
辯護是現代刑事訴訟的重要制度,也是此次刑訴法修改的重要內容。圍繞刑訴法修改關于辯護方面的新規定及其落實,理論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有學者認為,關于律師法與刑訴法相互沖突的問題,在修改后刑訴法中大體得到解決。修改后刑訴法對“辯護人的責任”給予重新定位,確立了實體辯護與程序辯護并重的辯護格局;明確了偵查階段“辯護律師”的法律地位并完善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也有學者指出,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與發展,對傳統刑事辯護理論提出挑戰。“法律意義上的辯護”才是辯護活動的真正歸宿。隨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和量刑程序改革的興起,中國的刑事辯護逐步具有了包括“無罪辯護”、“量刑辯護”和“程序性辯護”在內的多元化辯護形態。
關于律師在偵查階段有無調查取證權的問題,學界存在較大爭論。有學者認為,修改后刑訴法第36條在列舉辯護律師偵查環節的職能時并未明確律師有無調查取證權,加之修改后刑訴法第41條在此次修法過程中沒有變化,此外修改后刑訴法第37條規定,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辯護律師)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實有關證據,表明律師在偵查環節沒有調查取證權。另有學者認為,此次刑訴法修改后,偵查階段的律師已具備辯護人身份,刑訴法第33條確立了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律師”地位,據此按照第41條的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當然具有調查取證權。此外根據第40條也能佐證上述觀點。還有學者認為,修改后刑訴法對于律師在偵查階段有無調查取證權規定并不清楚,在此情況下,從有利于被追訴人原則出發,應當解釋為辯護律師有權進行調查取證,但調查取證權的范圍有所限制。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也是此次辯護制度修改的重要內容之一。首先,在援助對象上,從原來法定法律援助的三種人擴大到五種人,增加了“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和“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人”;其次,在提供法律援助的訴訟階段上,由原來的審判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與審查起訴階段;最后,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將“法律援助的責任”從過去由律師承擔改變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承擔。有學者評價,盡管此次修改距離解決現實需要仍有較大差距,但畢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的刑事法律援助事業仍應不斷完善。
三、關于刑事證據規則的完善
證據是刑事訴訟活動的基石,也是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刑訴法修改對我國刑事證據制度作了重要完善。其中,確立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解決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問題等內容,均是證據部分修改的重點。學界普遍認為修改后刑訴法對我國刑事證據制度所作修改具有積極意義。
關于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的新規定,既是立法修改的重點,也是學界討論的熱點。關于證明責任問題,修改后刑訴法第49條規定,公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人民檢察院承擔,自訴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由自訴人承擔。這是我國第一次在刑訴法中明確證明責任的分擔。然而,關于立法中使用了“舉證責任”而非“證明責任”,有學者認為,證明責任的核心是結果責任,而非行為責任。從舉證行為看,能夠驅動舉證行為的可以是責任規范,也可以是權力規范。因此將“舉證責任”改為“證明責任”更為適宜。
關于證明標準問題。修改后刑訴法第53條增補了第2款,規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符合以下條件: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這是我國通過立法方式對刑事證明標準中“證據確實、充分”作出進一步解釋。有學者分析,其中關于“排除合理懷疑”的規定,是對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程度的要求,是關于證明標準的新解釋。排除合理懷疑標準被認為是人類認識活動規律在刑事訴訟中的體現,能夠很好地反映現代社會的價值選擇,能夠實現“疑罪從無”的人權保障理念,確保事實認定者作出正確的決定,同時也有利于減少錯判的風險。修改后刑訴法確立“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將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兩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也有學者對此表示質疑,認為我國尚不存在適用“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標準的現實條件和程序保障。將“證據確實、充分”與“排除合理懷疑”等同,可能導致司法實踐中的混亂,尤其在死刑案件中,可能使司法人員產生證明標準降低的誤解。
四、關于技術偵查措施的規范適用
規范偵查行為,提升偵查能力,是修改后刑訴法在完善偵查程序方面的主要內容。偵查程序的完善在強化權利保障的同時加強權力制約,著重完善訊問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遏制刑訊逼供及其他非法取證行為。同時,出于偵查犯罪的需要和加強程序規制的考慮,在“偵查”章中增設“技術偵查措施”一節,從第148條至第152條對技術偵查、隱匿身份的偵查以及控制下交付三種特殊偵查手段作出規定,引起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高度關注。
首先,對技術偵查規定立法的整體評價。有學者認為,此次刑訴法修改對偵查程序所做調整中,最大的一項變化就是將技術偵查措施正式寫入法律。該項規定,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技術偵查這一敏感、重大的公權力開始由政策管理轉向法治管理,是“政策技偵”向“法治技偵”轉型的重大開端,具有歷史性進步。從檢察機關視角看,技術偵查措施的增加為今后的偵查工作提供了更多選擇取證方式的機會,有利于減輕檢察機關對口供的依賴,為獲取更多物證、書證創造條件。但是,有學者指出,修改后刑訴法對技術偵查的規定不夠具體、明確,采用了一些諸如“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按照規定交有關機關執行”、“采取技術偵查措施的種類”等模糊用語。因此,在政策與法律雙重規制的現實情況下,技術偵查權的行使在遵守法律規定的同時,仍需依賴政策調整。
關于自偵案件中檢察機關是否有秘密偵查權的問題,存在爭議較大。有人認為,賦予檢察機關在自偵案件中秘密偵查權是必要的,有利于打擊貪腐犯罪。對此有學者表示反對,從三個方面論證了檢察機關不享有秘密偵查權:首先,刑訴法規定秘密偵查由“公安機關負責人決定”的這一表述本身意味著秘密偵查不適用于檢察機關的自偵案件;其次,從刑訴法的表述上看,雖然“偵查機關”的表述涵蓋了檢察機關,但是關于秘密偵查部分并未涉及檢察機關。最后,以情理、法理、案件的需要來論證檢察機關是否有秘密偵查權缺少法律依據,法律未授予的公權力不得行使。折中論者則認為,秘密偵查權能否適用于自偵案件,不能一概而論,需結合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五、關于強制措施的適用
強制措施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關乎國家權力行使和公民權利保障之間的平衡。有學者評價,修改后刑訴法對強制措施作了大幅修改,完善了強制措施的基本內容,強化了強制措施體系的層次性和系統性,在控制犯罪和人權保障之間加以平衡,其進步意義重大。
有學者認為,此次刑訴法修改使審查逮捕中的幾項工作發生較大變化,其中尤以審查逮捕條件中的“逮捕必要性”為最。針對司法實踐中對逮捕條件理解不一致的問題,修改后刑訴法將原逮捕條件中“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規定細化為五類具體情形。為保證檢察院正確行使批準逮捕權,增加規定了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時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聽取辯護律師意見的程序,以及在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繼續審查的規定。對逮捕條件的細化和審查批捕程序的完善,特別是逮捕后對羈押必要性的審查,將給檢察機關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機制提出新的要求,帶來新的挑戰。
此外,監視居住強制措施也是此次刑訴法修改中和修改后各界關注的焦點之一。修改后刑訴法將監視居住定位為減少羈押的替代措施,規定了與取保候審不同的適用條件,增加了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執行方式,并明確檢察機關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決定和執行實行監督。關于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定性以及適用條件、法律后果問題,學界存在一定質疑。有人認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法律性質上不同于通常的監視居住,也區別于其他羈押性和非羈押性強制措施,事實上成為一種獨立的強制措施種類。修改后刑訴法對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規定尚不夠具體,給辦案機關留下過大裁量空間,容易導致濫用。為此,建議進一步明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在強制措施體系中的獨立地位、采用“準司法化”的適用程序、細化適用條件,以確保適用的慎重性、妥當性。
六、關于庭前審查和準備程序的改革
審判階段是決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和判處刑罰的關鍵階段,其改革完善也是此次刑訴法修改的重頭戲,涉及內容廣,修改條文多,改革力度大。主要分為對現有程序加以完善和增設特別程序兩大部分。
關于卷宗移送制度的改革。修改后刑訴法第172條規定,檢察院認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作出起訴決定,按照審判管轄的規定,向法院提起公訴,并將案卷材料、證據移送法院。有觀點認為,這一修改恢復了1979年刑訴法規定的“卷宗”移送方式。針對這一觀點,有學者指出,此番修改并非對1979年刑訴法的簡單回歸,而是在對司法實際反思的基礎上作出的更為理性的選擇:首先,由于修改后的卷宗移送制度不提審被告人、不在庭前審查階段調查核實證據、法官不在庭前對案件進行實質處分,由此將可能產生的法官預斷的負面效應降到最低;其次,修改后刑訴法第38條賦予辯護人在審前階段可以看到全部卷宗材料的權利,有力保障了辯方的先悉權;最后,修改后刑訴法確立了相關配套制度,可以防止卷宗移送制度重回1979年刑訴法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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