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財能 ]——(2012-12-25) / 已閱6986次
近年來,不起訴決定書的規范性和統一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說理性仍有待進一步增強。從文書說理的基礎與我國司法實踐的相互關系看,不起訴決定書書面說理改革應厘清三個問題。
首先是說理的模式保障。法律是由一套專門的術語構筑起來的專業空間,當需要說理時,法律適用者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求助專業法律概念,指望從被公式化的命題中演繹出合理的結論。但是,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決定了適用法律不可避免地要考慮社會現實等因素,即并非所有需要說理的內容均能通過法律概念的演繹推導出來。因此,成文法國家根據說理內容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對事實認定中證據的審查判斷發展出了“自由心證”理論,將問題歸結為法律適用者的良心和理性;對法律適用中需要解釋的法律問題,交于司法解決工作完成,從而只需在文書中直接援引司法解釋。英美法系國家則習慣具體而不是抽象地觀察事物,相信的是經驗而不是抽象概念,文書中需要以經濟、政治等法律以外的其他知識證明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的合理性,從而把論證責任賦予了作出具體結論的法律適用者。可見,文書是否說理以及說理的內容、方式等受一國的法律傳統影響,我國不起書決定書說理應首先確定是經驗式的還是邏輯式的。
其次是說理的工具保障。就法律適用而言,需要檢察機關在必要的時候運用解釋方法,它能夠幫助解釋者尋找“法律規范的涵義”。在我國,解釋方法是一門專門化的技術,在解釋方法的分類、各種解釋方法的區別與聯系及其運用,甚至在選擇解釋方法的先后上都已形成一定的體系。這些為不起訴決定書中有關法律適用說理提供了重要工具。但在法律的判斷中經常包含價值判斷,即當依據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出不同的結論時,方法本身無助于結論的最終判斷和選擇,需要方法背后的價值判斷。可見,解釋方法這一分析工具在我國仍有進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同樣重視解釋方法的大陸法系國家將目光轉向解釋材料似乎為此提供了思路。一般而言,解釋材料包括制定法文本、立法準備材料、法律修改說明、國家政策方針等。
在我國,制定法文本是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材料,除了運用歷史解釋方法偶爾會采用解釋材料作為解釋結論的論據外,實踐中僅把它們作為背景材料。但在大陸法系國家里,解釋材料不僅僅作為背景材料存在,往往還是解釋方法選擇的價值判斷依據以及多個解釋結論共存時的選擇依據。
第三是說理的程序保障。法律是一門復雜的藝術,需要經過長期的學習和實踐才能掌握,以社會公眾作為不起訴決定書的預期受眾在某種程度上有悖于法律的專業屬性,需要配以必要時的釋法說理程序和不服說理的救濟程序,讓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同時,基于訴訟效率的需要,說理應以必要性為前提,排除雙方無爭議之內容。這就要求根據不同案件建立相適應的分流程序及說理內容的識別規則,才能準確地確定需要說理的案件以及某一具體文書中需要說理的內容范圍。
綜上所述,不起訴決定書說理的改革不僅要解決文書本身制作及格式規范問題,至少還涉及模式、工具、程序三個方面的內容。模式為說理提供了合理化根據,工具為說理提供了可能,程序則使說理與一國的訴訟制度緊密結合,使說理從可能走向了現實。
(作者單位: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