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冠華 ]——(2013-1-9) / 已閱9479次
印章是印與章的合稱，古代一般用于象征等級和權力，隨著民主進程的推進，這一功能被逐漸弱化，其證明功能漸具加強。盡管印章只是代替簽名或者用于證明身份或行為，但面臨經濟生活中的印章崇拜，對商事活動中的當事人來說，卻似乎包含著比簽名更為“鄭重其事”的象征意味；就是我國法院等政法機關，也要求書面文件必須加蓋公司公章，否則就會遭到拒收或不被認可的法律后果；就是我們律師等法律工作服務者，也常常以合同書上未加蓋公章作為抗辯理由而否認合同的效力，非常有意思，但也確實值得深思。較之于法定代表人或授權代表的簽名、摁手印，在現實中公司公章實際更容易被偽造，對外證明力更弱，顯然我國印章商業文化和交易習慣對于公司印章之本質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認知誤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講的“證明”，應作通常解釋，謂據實以明真偽之意，與訴訟法上的證明活動之意義有所不同，這是要區分清楚的。基于此，筆者在簡單梳理有關公司印章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基礎上，對商事活動中的公司印章規則進行初步探討。
一、關于公司印章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屬性分析和梳理
在對公司印章的商事法律規范進行梳理之前，有必要對該法律規范的屬性進行簡單分析。
1、關于公司印章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屬性分析
法律規范依其規定的權利義務的剛性程度，可分為強制性規范和任意性規范：所謂強制性規范，是指不允許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志不使用或改變法律規則的內容而行為的法律規則；所謂任意性規范，是指雖有法律的規定但允許當事人對行為內容做另外約定的法律規則。由于公司印章的屬性是公司意志的推定表達形式（見本文第二部分相關內容），而非一種表達方式，基于其本質就其法律規則而言，于強制性規范常不論其附載文件之內容的形成途徑和行為主體等，而僅重視印章加蓋與否是否必須這一義務，故在法律條文中又可分為強制可選擇性規范和強制不可選擇性規范。所謂強制可選擇性規范，是指在有關公司印章的法律規范中，當其附載文件意思表達達成一致后，加蓋印章是法律規則規定必為外觀表達形式之一，當事人選擇加蓋印章這一外觀表達形式時，就必得為之。如《合同法》第386條規定，“保管人應當在倉單上簽字或者蓋章……”，換言之，當單位保管人選擇“蓋章”作為倉單外觀表達形式時，加蓋公司印章依法律規則就必須而為，顯然，這一條文屬于有關公司印章規則的強制可選擇性規范。所謂強制不可選擇性規范，是指在有關公司印章的法律規范中，當其附載文件意思表達達成一致后，加蓋印章是法律規則規定必為外觀表達形式，當事人不得選擇類如簽名（簽字）、摁手印等其他替代形式。如《公司法》第32條第2款規定，“出資證明書由公司蓋章”，反言之，如果公司不依法律規定而采取法定代表人簽名的方式作為出資證明書的外觀表達形式，則不為法律規則所認可，顯然本條文屬于有關公司印章規則的強制不可選擇性規范。
于任意性規范而言，對于公司印章規則，一般不存在任意不可選擇性規范，均指任意可選擇性規范。所謂任意可選擇性規范，是指在有關公司印章的法律規范中，當其附載文件意思表達達成一致后，加蓋印章是法律規則規定可為外觀表達形式之一，當事人選擇加蓋印章這一外觀表達形式時，也不一定非得為之。如合同法解釋二第5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應當簽字或者蓋章。當事人在合同書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具有與簽字或者蓋章同等的法律效力。”雖然該條文中有“應當”等語句的法律術語表達，但仍然屬于任意性規范；而且當當事人選擇加蓋印章作為合同書的外觀表達形式時，如果當事人事后沒有采用印章這一形式，而改為摁手印，則仍視為該外觀表達形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顯然，本條文屬于任意可選擇性規范。
2、關于公司印章的商事法律規范的簡單梳理
在商事法律中，有關公司印章的規范主要集中在《公司法》、《合同法》、《票據法》以及《公司登記管理條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以下簡稱“合同法解釋二”）等法律、行政法規和司法解釋中。
2.1《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釋二關于公司印章的規定及簡析
《合同法》及合同法解釋二共有7條規定涉及公司印章，分別為“總則”中的第32、35和37條、；“第二十章 倉儲合同”中的第386、387條；以及合同法解釋二“一、合同的訂立”的第4、5條。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加蓋公司印章的時間作為合同書成立時間的依據或節點；二是加蓋公司印章的地點作為合同簽訂地認定的依據；三是加蓋公司印章是倉單或者轉讓提取倉儲物的權利的強制可選擇外觀表達形式之一。在上述有關公司印章的規定中，除第386條為強制可選擇性規范外，其他條款均為任意可選擇性規范。
2.2《票據法》關于公司印章的規定及簡析
2004年《票據法》共一百一十條，涉及公司印章條款共十八條，分別為第4、5、6、7、9、11、14、22、27、28、29、31、32、41、42、46、75和84條，占總條文近五分之一，是商事活動中有關簽章規定條文最多、也是最為明確的法律規范。簽章不僅是票據的必要記載事項，如《票據法》第22條第1款第（七）項規定，“匯票必須記載下列事項：（七）出票人簽章”；第75條第1款第（六）項規定，“本票必須記載下列事項：（六）出票人簽章”； 第84條第1款第（六）項規定，“支票必須記載下列事項：（六）出票人簽章”，否則，票據無效；也是票據行為的強制外觀表達之形式，如《票據法》第27條第4款規定，“背書是指在票據背面或者粘單上記載有關事項并簽章的票據行為。”《票據法》第4條規定，“票據出票人制作票據，應當按照法定條件在票據上簽章，并按照所記載的事項承擔票據責任。”同時第7條第1、2款進一步規定，“票據上的簽章，為簽名、蓋章或者簽名加蓋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據的單位在票據上的簽章，為該法人或者該單位的蓋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的代理人的簽章。”上述兩個條款，統領整個票據法的簽章規則，并具體規定在票據簽發、背書、承兌、保證等行為以及承擔票據責任等各相關條款中，體現了簽章在《票據法》中的絕對核心地位。一部票據法，同時是一部簽章法，這個說法并不為過。雖《票據法》也明文規定可將法定代表人簽名作為對外意思表達的一種強制外觀表達的可選擇形式，但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成立票據行為時，一般都采用法定代表人印章和公司印章的方式，采用法定代表人簽名的方式非常少見，甚至法定代表人簽名方式常常遭遇不為相對當事人或其他利害關系方認可的尷尬。
3、《公司法》、《公司登記管理條例》關于公司印章的規定及簡析
我國《公司法》中共有6條規定涉及公司印章，分別是第25、32、38、86、129和156條；《公司登記管理條例》中共有3條規定涉及公司印章，分別是第25、48、49條。與《合同法》及合同司法解釋二主要將公司印章作為公司意志外觀表達的一種任意可選擇形式不同，除《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25條外，《公司法》和《公司登記管理條例》對于公司印章的規范則主要屬于公司意志外觀表達的必備形式和必備條件，且基于屬于強制性規定，如《公司法》第25條第2款規定，“股東應當在公司章程上簽名、蓋章”；《公司法》第38條第2款規定，“對前款所列事項股東以書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開股東會會議，直接作出決定，并由全體股東在決定文件上簽名、蓋章”；《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第48條第2款第（二）項規定，“公司章程以及加蓋公司印章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復印件”，等等。
從上述分析來看，在不同的法律領域，印章規則的外觀表達效力是不相同的。在合同法領域中，通常加蓋公司印章不是合同書生效的必要條件，合同法解釋二第5條也明確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應當簽字或者蓋章。當事人在合同書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具有與簽字或者蓋章同等的法律效力”；但是，在公司法領域中，法律常常做了特別的強制規定，未加蓋公司印章的公司文件一般不能發生法律效力；而在票據法的領域，從法理上講，公司印章的外觀表達效力偏向于合同法中有關印章的適用規則，而在實踐中，卻偏向于公司法中有關印章的適用規則。
二、公司印章的本質屬性
承上所言，公司印章的功能主要是證明功能。其之所以具有證明功能，筆者以為，就在于其一般為其所有者所控制，且依其所有者之意志而使用，這種使用能夠替代且可以反復替代簽名、摁手印，省時省功。作為與簽名、摁手印和事實行為表現形式相并列的公司意思外觀表達形式之一，加蓋公司印章在公司對外商事活動中的意志表達中，從其性質來說，應屬一種推定，也就是說，在記載意思內容的公司文書上加蓋公司印章，即可推定為公司已作出其意志表達，除非有相反的證據推翻該推定。
1、從法律規范上來看，我國公司法對公司印章證明的性質未有具文明定。合同法第32條規定，“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時合同成立。”根據這一規定，可以這樣理解，加蓋公司印章一般表明：一是印章所有者的特定主體已為自治意思；二是印章所有者的特定主體間的意思表示已趨一致；三是該意思內容有產生私法上效果之目的；四是印章所有者愿為該意思內容承擔民事責任。換言之，法律行為的書面形式最終加蓋公司印章，即在法律上表明了特定相對主體已正確表達其所代表的公司意志，這種公司意志已為特定主體所固定，且該特定主體愿意為該意志承擔民事責任。因而，在外觀上，通過公司印章，我們不僅可以識別出商事行為中的特定主體，更重要的可以明了該書面內容表達出來的公司意志及其背后的權利義務關系，以及該意志在約定期限內適用“禁反言”規則。從這個意義上講，合同法第32條的規定，應理解為我國法律承認印章是推定成立公司意志的外觀表達形式。事實上，在商業活動的交易習慣中，人們也普遍認定印章就是公司意志表達的推定形式；而且在公司內部，當公司印章與法定代表人簽名同時作用對外表達公司意志時，可產生相互制約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夠防止法定代表人濫用其法律地位進行有損于公司的意思表示。
2、另一方面，就公司印章的證明力而言，由于公司印章極易被偽造，也可以委托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使用，也可能因不慎而丟失或者被他人以脅迫、偷盜等不正當手段獲得，印章與其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程度較高，相互聯系的確定性較差；如果有證據證明存在上述情形，利害關系人就完全可以否定印章對于公司意志的推定表達。現實中，為了提高印章與其所有者之間聯系的確定性，工商部門、銀行等一些單位均要求商事主體預留印鑒或者建立印章注冊制度或印章備案制度，目的就是為了盡可能在印章與其所有者之間確定其聯系具有唯一性，此舉亦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管理當局、其他管理者或相對人對于印章證明力持有的是一種不信任或者說是一種否定的態度。進一步地，即便實行印章注冊制、印章備案制或印鑒預留制，實踐中也可能存在印章實際使用人無權使用、存在第三人對印章真假識別基本不能、存在雖使用注冊印章、備案印章或者預留印章而公司否認民事行為效力或雖使用假印章而公司承認該民事行為效力等多種情形，印章與其所有者之間聯系的確定性仍是相對的，并非為高程度相對應狀態。更何況印章真假判斷的標準并不在于是否經過注冊、備案或者預留，而是完全依印章所有人的自由主觀意志決定，印章所有人完全可以在某一特定時日重新更換印章，并重新辦理印章注冊、印章備案或印鑒預留，自該特定日期后，發生書面文件加蓋原注冊、備案或預留印章的行為，該印章于現印章而言仍為假印章。因此，在商事活動中，交易能夠持續進行，最大程度上是基于對方當事人的信用，而非印章是否注冊、備案或者已作預留。
盡管如此，公司印章在外觀上仍具有一定的公示作用，可以免去交易相對人的調查成本，與簽名、摁手印等表達公司意志的外觀形式并無二致，有利于促進交易發生；但由于印章與其所有者之間分離程度高、聯系的確定性差，故在公司意志的外觀推定表達的可信度亦不高。
三、印章規則的立法建議
相以，由于簽名、摁手印與簽名、摁手印行為人之間的聯系既有社會學上的依據，亦有生物學上的依據，因此，簽名、摁手印與簽名、摁手印行為人之間聯系的確定性要遠遠高于印章與其所有者之間聯系的確定性，故對于商事活動中的公司意志的外觀表達形式規則，應逐漸摒棄我國現有的印章商業文化，應更多地使用簽名、摁手印形式，更何況該規則亦契合國際商業慣例。
最后，如前述，在現有法律框架下，關于商事活動中的印章規則，有任意可選擇性的規范，亦有強制方面的規定。無論采取何種外觀表達形式，還是多種外觀表達形式疊用或者重復，對外只是公司意志表達的一種推定，所以筆者在閱讀法律條文時，有時常常對某些條文如《公司法》第86條規定，“發起人向社會公開募集股份，必須公告招股說明書，并制作認股書。認股書應當載明本法第八十七條所列事項，由認股人填寫認購股數、金額、住所，并簽名、蓋章。認股人按照所認購股數繳納股款”，這種在印章規則上既要求簽名又要求蓋章的強制要求有些不理解。盡管如此，但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對于這些條文尤其是關于強制方面的規定也應該給予足夠的尊重，應依法而為之。
作者，法學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13810112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