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飛 ]——(2013-2-21) / 已閱10502次
人類歷史上，自殺如影隨行，無所不在。死者為何決絕奔赴黃泉，徒留生者無窮哀痛？
古希臘羅馬時期，自殺一度廣受同情。蘇格拉底飲鴆自盡，留下名言：“我去死，你去活；到底誰更好，唯有神知道。”《法律篇》中，柏拉圖無奈表示：“如果你無法挽救身上的罪惡傾向，你一旦覺得死亡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擺脫生命吧。”
《古羅馬人的自殺》一書，收集314起名人自殺案例。加圖、安東尼、克婁帕特拉的自殺，成了富有傳奇色彩的典范。西塞羅承認，自殺本身非善非惡，它的價值取決于動機。愛比克泰德慨嘆：“你進入冥府的路有何關系？它們的分量無足輕重。”奧雷勒皇帝強調：“我會像一縷輕煙飄然離去。為什么還把這當一回事呢？只要萬物不放棄我，我就會保持自由，什么都無法阻止我去做想做的事。”
公元5世紀，奧古斯丁鑒于太多基督教徒舍身殉教，首次宣稱自殺殉教是一種罪過。533年，奧爾良主教會議批準羅馬法令，禁止向自殺者供奉祭品。布拉格會議把自殺罪正式列入天主教法典。公元13世紀，托馬斯·阿奎納在《神學大全》中，痛批自殺三宗罪:否定生命至上原理；冒犯社會；違背上帝意志。
與此同時，世俗當局擔心若坐視不理，任其發(fā)展，自殺極易引發(fā)連鎖反應，讓本來就苦于小國寡民的國家，雪上加霜。有鑒于此，各國祭出嚴刑峻法,嚴懲自殺者，自殺罪應運而生。自殺者尸體不許下葬,沒收全部財產，不得舉行宗教葬禮。
普通法認為，自殺是一種可恥的犯罪。 “Suicide”(自殺)——是受害者同時又是兇手，可見一斑。公元967年，英國國王頒布法令，自殺者與謀殺犯同罪，尸體受鞭示眾，木樁穿心后方可埋葬，且不能入公墓，只許埋入大道路口之下，千人踩萬人踏，不許舉行葬儀。
1270年，法國《圣路易習慣法》中規(guī)定：如上吊、溺水及不論何種原因的自殺行為，死者及其妻子的動產歸男爵所有。圣女貞德獄中從塔頂縱身而下，她宣稱：“寧愿死去，也不想在這么多好人遇難后，茍延于世。”法庭隨即加上一項“自殺罪”指控。
1664年，一位法國農婦自殺，家人謊稱死于意外，從而取得法律許可，埋在墓地一角。司鐸起了疑心，向主教法院提出申訴：“不管自殺者留下的六個未成年孩子，必須剝奪財產。”教會執(zhí)意追究到底。法學家多主張寬容那些“迫于無奈、勞累、貧窮”的自殺者；非證據(jù)確鑿，不得沒收財產。
文藝復興、啟蒙運動興起，教會絕對權力瓦解。哲學家率先發(fā)難，蒙田、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休謨，競相為自殺行為正名。
叔本華抨擊：“教會對自殺者的做法是毫無道理的野蠻之舉，實際上這恰恰是違背了《圣經》這個唯一準則所賦予人的權利。立法者所主張的對自殺未遂者的處罰，就更顯得愚蠢和無聊之極。”
休謨強烈譴責法律的不公正：“任何人生命的價值,并不因其舍棄生命而喪失。”宗教和法律，不分青 紅皂白，一味處罰那些殺身成仁的義士、維護貞操而犧牲的貞女、強敵環(huán)伺而勇于自刎的豪杰，荒謬至極。
1776年，一位法學家表態(tài)：“沒收自殺者財產的法律，如此殘忍，明顯引起公眾的反感。”英國喬治三世時期，97%的自殺訴訟，以“神經錯亂”結案，法官宣布死者為“自然死亡”。意大利法學家貝卡里亞指出，嚴禁自殺是無用、徒勞、不公正的。
18世紀以后，現(xiàn)代觀念業(yè)已形成——自殺純屬個人自由選擇，自殺非罪漸成潮流。法國大革命開風氣之先，一舉廢除自殺罪。“人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成為共識。不過,唆使、協(xié)助他人自殺, 在法國仍按謀殺罪論處。1961年，英國蕭規(guī)曹隨，最終廢除自殺罪。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這段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字，寫于1600年。四百年來，哈姆雷特的內心讀白，大哉問超越時空，流傳至今。丹麥王子的問題，也就是全人類的問題。重要的是，提出這個問題，就等于選擇生命，思索就是存在！
放棄自殺，選擇扼住命運咽喉的哈姆雷特，以自己勇敢的抗爭，喊出人生的最強音：“有比忍受多舛命運更高貴的靈魂嗎？有比反抗苦難人世更高貴的靈魂嗎？”
出處:《方圓》雜志201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