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利民 ]——(2013-4-7) / 已閱9054次
摘 要：現階段法律界對于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主體問題觀點沒有形成一致意見，導致在司法實踐中造成司法機關的認識不一，管轄權的判斷不一，這直接影響到對于農村基層干部的職務犯罪的查處。新形勢下，存在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農村黨支部及其成員、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成員、大學生村官等基層組織，確立這些組織中的干部范圍對于查處涉農職務犯罪意義重大。
關鍵詞：農村基層組織 基層干部 職務犯罪
農村基層組織的職務犯罪的預防與懲治是一項關乎國家生死存亡、社會安定團結的大事。但是現階段法律界對于農村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主體問題觀點沒有形成一致意見，導致在司法實踐中造成司法機關的認識不一，管轄權的判斷不一，這直接影響到對于農村基層干部的職務犯罪的查處。
根據上述的考慮，《刑法》第93條第2款的立法解釋規定了村民委員會等基層組織在7種情況下，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可以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而在實際生活中，如何認定農村基層組織和農村基層干部的范圍依然是個難題。但是筆者認為概括來說主要是分為以下五類。
一、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
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的組成，法律有明文規定，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9條規定：“村民委員會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三至七人組成”，因此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包括主任、副主任和委員。村民委員會工作人員是由本村的村民直接選舉而產生的，其任期是固定的，但是可以連任。村民委員會的職責具有雙重性，第一，村委會要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居民、村民的意見和建議。第二，村委會要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上述雙重職責的當然是由村委會的工作人員承擔了，從刑法學意義上看，當其所從事的是立法解釋規定的“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視作“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的準國家工作人員。當其作為村自治組織行使組織與管理職責時，則不屬于職務犯罪主體所要求的準國家工作人員。也就是說，村委會工作人員并非當然具備職務犯罪的主體身份，是否能適用立法解釋應該根據其所承擔的職責是否包含公務的性質來判斷。
二、農村黨支部及其成員
農村黨支部是否屬于農村基層組織，農村黨支部成員是否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立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所以有點觀點認為，正是由于立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故不能將農村黨支部理解為農村基層組織，其成員也不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是錯誤的。首先，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3條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可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已經明確規定了黨支部屬于農村“基層組織”，屬于立法解釋中關于農村基層組織的定義。從我國政治體制和司法實踐出發，黨的組織當然屬于國家機關，日常生活中人們也同樣習慣將黨的組織和人民政府統稱為“黨政機關”。可見即使由于立法技術等原因我們只講“國家工作人員”而不單獨表述為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從立法解釋的表述我們也可已看出，“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就意味著村基層組織并不限于村委會。 其次，就目前我國農村機構設置的現實出發，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委員會是我國農村的兩個基本組織結構。是實際情況上來看，這兩個組織成員之間存在大量的兼職情況。兩個組織的成員每年的薪水都是有鄉鎮政府發放的。從目前的情況看，農村黨支部是長期存在于我國的農村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的規定：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按照中國共產黨章程進行工作，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領導和支持村民委員會行使職權；依照憲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開展自治活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由此可見村黨支部和村委會在農村的作用基本是一致的。可見認定農村黨支部屬于農村基層組織，農村黨支部成員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是符合我國國情和立法原意的。
三、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0條規定：“村民委員會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狀況分設若干小組，小組長由村民小組會議推選。”那么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是否屬于立法解釋中的“基層組織”，其成員是否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為否定說。只有村級基層組織才能成為協助人民政府的基層組織，村級組織下設立的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只能協助村級組織的工作，而不能協助人民政府的工作。另一種觀點為肯定說。肯定說認為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都是屬于村委會的派生機構，其從事的工作包含于村級基層組織的工作的范圍內。特別是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25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根據需要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成員可以兼任下屬委員會的成員。”所以應當按照基層組織人員對待。
筆者認為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可以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理由是以下兩點。第一，按照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村委會本身不屬于行政管理機關，而是村民對自我服務、自我教育等的群眾組織，是屬于自治性質的組織。立法解釋的規定，當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從事協助人民政府管理的7種行政管理職責的時候，可以按照“其他依法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立法解釋并不是從形式上要求某人是否具有國家工作人員的資格，而是主要看某人是否從事了協助人民政府的公務活動。如果只是片面的強調行為人要具有形式上的資格，而忽略實施的從事公務的行為，那個將有許多的職務犯罪無法得到有力的打擊，這也違反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
第二，立法解釋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就表述村基層組織不限于村委會成員，還應該包括其他與村委會成員工作職能向類似的人員。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我們知道，村民委員會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狀況分設若干村民小組，根據需要可設立下屬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成員還可以兼任下屬委員會的成員。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許多人口較少的村往往不設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這時一般的做法就是由村委會直接承擔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的職能。同時這也證實了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就是承擔了村委會的一部分職能。
綜上，村民小組和下屬委員會當然可以構成職務犯罪的主體。
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成員
對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能否成為職務犯罪的主體，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為否定說。理由如下：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5條的規定“村民委員會應當支持和組織村民依法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和其他經濟，承擔本村生產的服務和協調工作，促進農村生產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設立的理論依據、已經規定了其法律地位。就是為了促進農村生產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因此，我們可以明確的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村經濟合作社是獨立于村委會的一個基層經濟組織，這樣的經濟組織是為了經濟發展而設立的，因此它是不具有行政管理工作性質的，其成員當然就不具備職務犯罪的主體資格了。
第二種觀點為肯定說。筆者傾向于第二種觀點，理由如下：根據《土地管理法》第8條第2款的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第10條的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民法通則》第74條第2款的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由此可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是在各地的工商局登記注冊的參與我國經濟建設的獨立法人，但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屬于我國農村中具有社區性、綜合性的組織，它不僅有別于普通的公司企業，也和一般的村辦企業等純粹的經濟單體有著截然不同的區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自身經營的同時還肩負著社會上普通企業所不具有的農村社會管理職能。在某些職能方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委會有一定的交叉和重疊，也是村委會職能的有力補充。這種狀況不僅僅是符合我國農村現狀的，也是法律所確認的。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毫無疑問也是屬于村基層組織。
五、大學生村官
隨著大學生的就業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開始擔任村官。因此一個不可能回避的現象就是，現在許多農村，特別是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省份的農村里，大學生村官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于是大學生村官的犯罪也變得日益普遍起來。雖然各地在選人大學生村官的時候，在錄用方式等方法上有一定的區別，但是大學生村官在農村基層組織中擔任的角色、政府部門在聘用時為大學生村官們的定位大致是一樣的，即大學生村官是主要從事協助當地農村的村民選舉、村務管理等工作，有的甚至直接對農村的內部事務進行管理。這些大學生村官的一般都是直接受聘于當地的政府，收當地政府的組織和領導。因此大學生村官毫無疑問的符合職務犯罪的主體要求。
此外，從司法實踐中我們還發現一個特點，近年來農村職務犯罪中出納和會計往往牽涉其中，出納和會計本身只是農村基層組織中一個普通的崗位，其本身不具有職務犯罪主體身份。只有當會計和出納必須同時又具備上述5類人員的身份時，我們才能將其歸為“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如涉嫌職務犯罪，則可以適用立法解釋對其進行處理。要不然我們只能適用其他的刑法條款對其進行懲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