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保生 ]——(2013-9-6) / 已閱4405次
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57條第2款關于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中偵查人員出庭的規定,對于保障人權、遏制警察特權具有重要意義,是我國司法文明進步的一個標志。該規定確立了我國刑事訴訟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中的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以下簡稱:偵查人員)出庭制度,對于保障人權、遏制非法取證行為具有重要意義。上述規定在審判實踐中如何實施,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討論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檢察院的啟動權既是權利又是義務
從立法條文來看,由檢察院提請的通知程序分兩個步驟,即“人民檢察院提請”和“人民法院通知”。就第一個步驟來說,由于提請程序與通知程序分屬不同司法機關,且有先后順序。最高人民檢察院2012年《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446條把“提請”解釋為“申請”；第449條則把“提請”解釋為“建議”。就第二個步驟來說,隨后的法院通知程序應視為批準權。當代刑事訴訟程序與傳統糾問制程序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訴訟主體由控辯審三方組成,法官“在主審程序中指揮審判以及最后作出判決”,訴訟程序“賦予當事人雙方同等權利”。盡管偵查人員是否出庭最終由法院通知決定,但該條款賦予了檢察院提請通知權。
問題在于:檢察院的提請通知程序僅僅是一種權利嗎?或者,它同時也是一種義務?澄清這種提請通知程序的性質,對于該規定的實施具有關鍵意義。
首先,從提請通知程序是一種權利來看,該權利的相對方應該是辯護方。根據控辯雙方權利平等原則,法律在賦予控訴方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啟動權的同時,也應該賦予辯護方同樣的權利。而且,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根據上述規定,辯護方擁有向法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和提供非法取證相關線索或材料的義務,該項權利和義務一旦行使,便會產生兩個結果:一是將偵查人員取證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轉移給控訴方,“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需要對控方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承擔證明責任或義務；二是為了保證控辯雙方權利的實現,辯護方將對偵查人員進行質證。因此,檢察院一旦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出庭的偵查人員便不能一廂情愿地只來“說明情況”,說完情況就走,還將面臨當事人面對面的質問。總之,關于檢察院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的程序需要強調兩點,一是必須明確,檢察院的這種啟動權不是權力而是權利；二是必須維護控辯雙方的權利平等。
其次,從提請通知程序是一種義務來看,控辯雙方的責任或義務也應當是平等的。一旦辯護方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并提供了相關線索或材料,履行了存在非法取證的初步證明責任,檢察院就不得不履行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的義務。因此,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56條和第57條第2款中,“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一語需作重大修改,即把“可以”改為“應當”。
法院通知程序是取證權的一種運用
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57條第2款規定了“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這是法院取證權的一種運用。考慮到我國法院擁有一般的取證權,因而在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中通知偵查人員出庭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在具體實施中,如果辯護方提出了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法院便可以主動取證和被動取證兩種方式實施上述規定。
第一,從主動取證來看,法院可以根據第57條第2款的規定,依職權通知偵查人員出庭。法院主動取證權啟動的條件是,檢察院應當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卻又拒絕履行其職責。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可以通知”偵查人員出庭。
第二,從被動取證來看,法院可以應辯護方請求通知偵查人員出庭,這種做法更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法院通知取證權的最佳運用,是以辯護方的請求為前提的被動取證。我國目前關于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的立法,雖尚未賦予辯護方申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的申請權,但法律并未禁止辯護方提出此種請求,所以,法院完全可以根據辯護方的請求被動行使取證權。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法院依申請而非依職權啟動偵查人員出庭通知程序,維護了法官的消極中立地位,淡化了職權主義色彩；二是可避免陷入主動取證而造成偵查機關不配合而“法庭對此也無可奈何”的窘境。
當然,無論法院主動還是被動通知偵查人員出庭,都要以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為前提。目前,由于司法權受制于行政權的局面尚未改變,“在強制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方面,中國法院還缺乏最起碼的權威性和獨立性”。因此,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中的法院取證權,只有在確立法院真正擁有獨立審判權的前提下才能實現。這是中國下一步司法改革面臨的主要任務。
偵查人員的自薦啟動程序的取與舍
“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的規定,被稱為偵查人員的自薦啟動程序。該程序的設置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這種主動自薦程序的創設盡管愿望良好,但實際上卻無法施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偵查機關缺乏作為非法證據排除主體的內在動機。
第二,立法上用“也可以要求”這類提倡或鼓勵性的語言來規范偵查人員出庭的行為,違背了訴訟法的一般原理。從刑事訴訟構造控辯審三方主體的法律關系看,偵查機關及其偵查人員并不是獨立于控訴方的訴訟主體,而“僅是檢察院的一個‘輔助機構’”。所以,偵查人員不能不經檢察院提請法院通知而自己主動出庭。在法治國家,警察權力包括主動作為的權力應受到嚴格限制。
關于偵查人員出庭啟動程序的幾點思考
第一,關于控辯雙方的權利平等。從司法文明演進的過程來看,當代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的核心內容是權利平等。然而,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的權利存在著天然的不平等。這表現在,一方面,我國偵查人員的出庭作證幾乎都是由檢察機關安排的,沒有經辯護方單方申請法院傳喚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情況；另一方面,盡管越來越多的辯護律師都提出了排除非法證據的申請,并申請法庭通知偵查人員出庭作證,或者調取全案同步錄像資料,但檢察機關對此普遍予以拒絕,法庭對此也無可奈何。
第二,關于檢控方的證明義務與辯護方的主張權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施以非法取證事實的準確認定為前提,因而涉及證明責任問題。首先,要明確檢察院的證明責任。因此,檢察院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的啟動權,與其說是一種權利,不如說是履行證明責任的一種義務。其次,要確立非法取證受害人的主張權。在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中,刑事訴訟辯護方是存在非法取證行為的主張方,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辯護方應當履行提請法院通知偵查人員出庭的責任或義務。
第三,關于檢察院和法院的權力制約。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這確立了我國公檢法機關對偵查、起訴和審判工作既分工又配合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