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剛 ]——(2013-12-2) / 已閱5832次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設置了刑事“庭前會議制度”，在刑事訴訟法的發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本文通過對庭前會議的立法背景、法律適用范圍進行研究，并從新刑訴法實施后如何在司法實踐中展開、公訴機關在司法實務中如何應對兩方面進行探討，以期對司法實務操作有所裨益。
一、庭前會議制度概述
（一）立法背景
庭前程序是對法官開庭審判前程序的總稱，是指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后到人民法院開庭審判前，人民法院進行的各種審判準備所應遵循的各種規則的總稱。學界將庭前程序制度稱為“庭前會議制度”。庭前程序包括兩項重要的內容：一是對提起訴訟的案件進行審查，確定是否有進行審判的必要；二是對經過審查認為需要開庭予以審理，則步入開庭審判前準備程序。庭前程序的目的就是保證庭審活動的順利進行，提高司法效率。
我國１９７９年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公訴審查是一種實質性審查，容易導致法官的庭前預斷，并且具有弱化庭審程序功能的痹癥。１９９６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要求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應當移送起訴書、證據目錄、證人名單以及主要證據的復印件，公訴審查由實質性審查轉變為了程序性審查。從理論上看：就整個刑事審判活動來講，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起，經過法院似有似無的公訴審查，便直接進入到了法庭審判階段，中間沒有一個過渡階段，是一種一步到庭的審判模式，所有的問題都要集中到庭審活動中解決。因此，庭前審查程序的弊端不僅沒有得到有效矯治，庭前審查程序預防不當追訴的功能也隨之被淡化甚至被取消。從司法實踐上看：所有問題包括程序性問題都要等到法庭上加以解決，比如回避問題、通知新的證人到庭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通常要中斷審判程序的進行，毫無疑問會延長整個審判過程；由于沒有庭前活動充足的準備，法官無法明晰案件的主要爭執點，無法發揮有效的引導作用，這也導致了庭審活動為一些沒有爭議或者偽爭議的問題耗費了有限的司法資源；對于控辯雙方而言，由于事前不清楚對方的主要觀點，影響到了控辯的質量，更為重要的是可能會因此而導致訴訟的拖延。
綜上所述：此次刑訴法修正案增設了庭前會議程序，從功能上講，該程序有助于明確控辯雙方的爭議事項，把程序性爭議盡可能地解決在開庭之前，使庭審真正集中于與公訴犯罪事實有關的實質性問題上，同時也有助于防止法官單方面地接觸當事人帶來的片面性以及公正懷疑。
（二）法律規定
新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2款規定：“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該條正式寫進刑事訴訟法，標志著庭前會議制度在刑事訴訟中的第一次正式確立，該規定貫徹了尊重與保障人權的理念，同時賦予控辯雙方程序性的權利，更有利于實現司法公正。因此，該制度的確立在刑事訴訟的發展史上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三）庭前會議制度的價值與進步意義
1、保障人權。在庭前會議程序之中，不僅對回避人員、出庭證人的名單予以確定，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確定庭審的重點與爭點，提高了庭審效率，庭前會議還有利于保障人權，有助于落實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被告人不得自證其罪的原則，其重要意義的關鍵在于刑事案件庭審庭前會議中的非法證據排除事項，這是顯而易見的。
2、實現司法公正的的重要途徑。公訴機關代表國家依法提起公訴，因此其掌握了大量的案件信息，與此相對應的，當事人雖然知曉案件事實，但缺少訴訟方面的專業知識，通過法律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的意識較為薄弱，這種信息不對稱導致在庭審中出現“證據突襲”、“證據伏擊”等現象，以致于有些案件實現公平、公正的審理會有一些障礙。諸如辯護人手中的有關被告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也可以在庭前會議上提出，而不必等到庭審當中才提出，浪費大量的司法資源，也不利于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的有效維護。
3、實現庭審優質高效的有力保證。庭前會議程序的確立，將控辯雙方無異議的事實在庭前會議上進行確認，使爭議焦點明晰化，而在庭審時就集中對有異議的事實和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保證了庭審集中圍繞定罪和量刑這兩大主題順利開展，使得庭審能真正的達到其預期價值。這主要體現在：（1）解決當事人的程序性爭議，諸如在送達起訴書的環節，審判人員應當一并針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詢問被告人、辯護人的意見。如果被告方提出異議，就有必要在庭前會議中妥善解決上述異議；（2）明確爭點、整理證據，主要包括法律爭點的明確和事實爭點的明確；（3）協商庭審證據調查的范圍和次序；（4）督促控辯雙方認真開展審判準備工作；（5）協商確定開庭日期等等。
二、庭前會議在公訴實踐中的展開
（一） 適用范圍
案件適用范圍應當包括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擴大適用范圍有利于更廣泛的保障人權，為實現庭審的優質高效打下堅實基礎。
（二） 參與人員
庭前會議一般應從負責審理該案的合議庭組成人員中指定一名審判人員召開庭前會議。參加庭前會議的人一般應包括：審判人員、公訴人、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以及人民法院的會議記錄人員。
（三）具體實踐操作
主要包括：1、確定會議會議的時間和地點，提前告知參與人；2、庭前會議上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就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依次聽取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口頭介紹情況和意見，如果需要提交書面意見的，也可以向審判人員提交書面意見；3、應注意的是：庭前會議一般不對案件的實體問題進行審理，也不對被告人有罪與否、罪輕罪重予以評判；4、庭前會議的全部活動，應當制作成筆錄經審閱后，分別由審判人員和書記員簽名，庭前會議結束時向與會人員宣讀、確認補正、簽名或蓋章。
（四）會議內容
主要包括：1、回避問題；2、出庭證人名單，主要表現在雙方對書面證人證言、鑒定意見有異議，申請公訴人提供的證人以外的其他證人出庭作證，或申請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就鑒定人作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可以就對方的出庭證人名單提出異議。3、非法證據排除等等。
（五）其他程序性事項
主要包括：1、管轄異議；2、審理方式，主要體現在庭審是否采取公開審理；3、解除或變更強制措施； 4、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即確定民事部分和刑事部分的開庭順序問題；5、其他可以避免法庭審判拖延，有利于持續審理的程序性事項。
三、庭前會議制度的公訴實務應對
（一）庭前會議的啟動方式問題
新刑事訴訟法規定：“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就有關審判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那么，這里的“召集”該如何理解？即“召集”是法院自行決定啟動該程序后“召集”還是依公訴人、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之后的“召集”？ 程序正義的核心與實質在于“程序主體的平等參與和自主選擇”，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是尊重與保障人權的體現，也是發揮程序“獨立價值”的必然要求，因此，應當肯定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從“控辯平等”的角度而言，公訴人享有庭前會議的啟動權是程序法的題中之意；庭前會議程序設置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提高訴訟的整體效率，因此作為一種“準備程序”，不僅公訴人、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要為庭審作準備，法院也要為后續的庭審活動做準備，尤其是為爭議焦點“明確化”做準備，因此，人民法院當然具有啟動庭前會議的必要。但是一些沒有必要召開庭前會議的案件，啟動該程序只會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因此，盡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庭前會議，使其不致演變成一項制度負擔。筆者認為：這里的“召集”是決定之后的“召集”，公訴人可以建議人民法院召開庭前會議，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提出申請，但是人民法院享有程序啟動的決定權，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據案件的情況在沒有申請的情況下啟動庭前會議程序。
（二）庭前會議的主持者以及處理對象的范圍問題
1、庭前會議的主持者。關于庭前會議的主持者，新刑事訴訟法第１８２條第２款的規定是審判人員，那么，該如何解讀“審判人員呢”？一種意見認為：庭前會議的主持者應為審理案件的法官。支持者認為：庭前會議就是要為以后的庭審活動做準備，使得法官“明晰爭點”，便于案件集中審理，而由審理法官擔任主持者更便于法官了解案件的情況，以有效指揮庭審。從司法資源緊張（尤其是案多人少）的現實來看，由審理法官擔任庭前會議的主持者也不會給司法工作增加更多的壓力。但是，反對者則認為庭前會議的主持者由案件的審理法官擔任會造成庭前預斷，有違預斷排除原則。支持者則認為：庭前會議所要了解的是程序性問題的意見，無關乎案件的實體判斷，不會對法官審理案件造成較大的干擾，若是由其他非審理法官主持，最終的庭前會議情況也需要庭審法官了解后才能主持案件的審理，造成司法資源的另一種浪費。另一種意見認為：對“審判人員”應做擴大解釋，即可以明確由立案庭的法官來負責主持庭前會議，一方面不會帶來過多的人員投入，而且有助于庭前會議防止起訴移送全卷所帶來的庭前預斷問題，還有助于防止庭前會議自身帶來的預斷與偏見問題，從實質上來看，立案庭的法官主持庭前會議，是在行使“預審法官”的職權。
2、庭前會議的處理對象的范圍問題。新刑事訴訟法第１８２條第２款列舉了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并以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作為兜底條款。筆者認為：庭前會議的本質和任務在于“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因此應當劃分好庭前“準備程序”和“庭審程序”的功能界限，不能夠超越庭前會議作為審前“準備程序”的本質。因此，庭前會議的處理對象主要應包括程序性問題（詳見上文：會議內容、其他程序性事項）。
（三）庭前會議的處理方式及效力問題
從法律的用語來看，審判人員僅僅是“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并沒有給予其進行實質調查的權力，但是，比如回避問題，如果沒有實質性的調查程序的構建，很難保證該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因此，從長遠來看，還是應當賦予庭前會議具有作出有關裁斷的權力。但是有人認為庭審程序會因此而被虛置。筆者認為：這種擔心乃是混淆了庭前會議所要解決問題的實質，這些問題本身就是一些準備性質的事項，拿到庭前會議程序中解決是符合其本身的特質的。因此，我們對于回避之類的需要進行實質調查的問題暫時放到庭審中加以解決，而對于其他諸如審判程序選擇、證據的展示之類的不需要進行實質性調查就可以決定的問題，則可以在征求控辯雙方意見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意見，該意見對雙方具有一定的拘束力。
河北省景縣人民檢察院 王永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