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紀蘭 ]——(2013-12-20) / 已閱17325次
摘要：新修訂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明確了社區矯正的刑事法律地位，《社區矯正實施》規范了社區矯正的操作流程。但是，受限于“刑罰執行權必須由法律授予”，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確，社區矯正的一列表配套制度也還沒有跟上，社區矯正執行工作實踐也遇到了許多制度層面的問題。本文以雅安執行《社區矯正實施辦法》過程中遇到的具體個案為例，結合對社區矯正理論和實踐的思考，就如何完善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提一點自己的想法。
關鍵詞：社區矯正 刑罰執行 問題
2011年2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八)》，確立了社區矯正的刑法地位。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查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制定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正式施行，社區矯正工作全面鋪開。一年多來，社區矯正人員數量倍增，工作成效明顯。但是，影響和制約社區矯正執行工作順利開展的一些制度層面的問題也逐漸凸現出來。筆者以雅安為例，談談社區矯正執行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并從實踐操作的角度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一、雅安社區矯正工作基本情況
雅安于2007年開始社區矯正工作試點。六年多來，全市累計接收社區矯正人員1709人（2012年3月1日后累計新接收1172人，為試點階段的2.2倍），累計解除827人，累計警告20人，累計治安處罰4人，累計撤銷緩刑13人，累計撤銷假釋0人，累計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收監執行3人，累計裁定減刑6人，累計再犯罪8人。
二、社區矯正執行問題分析
（一）社區矯正執行主體不明確。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八條規定：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按照這一規定，社區矯正機構是社區刑罰和矯正的執行機關，但社區矯正機構究竟如何設置？其權利義務如何？法律至今都未作出明確的規定。而在具體實施方面，司法行政機關依據《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的規定，實際承擔著“指導管理，組織實施”社區矯正工作的職責。但是，按照《立法法》第八條、第九條的規定，刑罰執行權必須由法律授予，司法行政機關履行社區矯正執行職責，面臨著合法性缺位的現實問題，以致于社區矯正執行實踐中，時常銜接不暢，推進困難。
（二）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隨意性大。
《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四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監獄對擬適用社區矯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調查其對居住社區影響的，可以委托縣級司法行政機關進行調查評估。按照這一規定，司法行政機關并非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的當然主體，司法行政機關要開展社會調查評估工作，必須接受相關機關的“委托”，更要受限于委托機關“在行為與否之間作出的自由選擇” ，具有很大的隨意性。社會調查評估委托的隨意性，直接導致了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率的持續低迷。以雅安為例，《社區矯正實施辦法》施行以來，雅安全市累計接收社區矯正人員1172名，實施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的170人，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率僅為14.51%。“矯正能矯正的罪犯，不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 是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的基本目標。較低的社會調查評估率，使得吸毒人員、精神病人、暴力犯等“不能矯正的罪犯”開始進入社區服刑，社區監管的難度和風險正逐步加大。
（三）社區矯正執行期存在空檔。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八條、四十一條、七十三條、七十六條、八十三條和八十五條的規定，結合暫予監外執行交付執行的相關規定，從理論上可以推出：社區矯正執行期就是社區矯正罪犯的緩刑考驗期、假釋考驗期、暫予監外執行期和管制期。但從實踐操作來看，罪犯的緩刑考驗期、假釋考驗期、暫予監外執行期和管制期并不當然的成為社區矯正人員的社區矯正執行期，在罪犯報到和執行文書送達前，以及社區矯正人員涉嫌重新犯罪羈押或違反治安管理規定被行政拘留時，社區矯正執行工作實際上并沒有開展，而是出現了空檔期。社區矯正執行空檔期的出現，不僅變相縮短了社區矯正的執行期，加大了社區矯正人員脫管、漏管甚至重新違反犯罪的風險，更降低了社區矯正刑罰的可感性 ，影響了社區矯正的執行效果。如：社區矯正人員高某，2011年1月因犯盜竊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刑兩年。2013年1月2日，在期滿解矯前20天，高某因涉嫌盜竊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2013年1月22日，高某社區矯正期滿，但公安機關對高某的刑事拘留仍未解除。此時，對高某的社區矯正該如何執行呢？不解除，則違反了法院的緩刑判決，有超期矯正之嫌；解除，則高某是否符合《刑法》第七十六條“緩刑考驗期滿，原判的刑罰就不再執行”的要求尚不明確，有違刑罰執行的嚴肅性。
（四）社區矯正人員脫管追查難。
按照《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十九條的規定，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是脫管社區矯正人員的追查主體。但從社區矯正實踐來看，受職權和經費所限，縣級司法行政機關追查的方式往往是要求司法所繼續電話追查，派員深入社區矯正人員家庭、工作單位和所在社區進行實地走訪調查，是否配合完全依靠被調查走訪對象的自覺。而受傳統重刑主義思想的影響，社區群眾對社區矯正這種刑罰執行方式認可度不高，對脫管社區矯正人員也難提供有效的追查線索。因此，司法行政機關對脫管社區矯正人員的追查往往是查而無果，最終只能在一個月后向有關人民法院、公安機關、監獄管理機關提出撤銷緩刑、假釋和收監執行的建議。如：社區矯正人員王某，2012年5月因犯拐騙兒童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八個月。2012年11月，王某以帶女兒到雅安治病為由請假三天。假滿后，王某未按時到司法所銷假，司法行政機關立即通過親友帶話、手機定位、請求異地司法行政機關協助等措施查找。12月31日，多方查找未果后，司法行政機關向原判法院提出撤銷王某緩刑的建議。
（五）社區矯正收監執行問題多。
《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裁定撤銷緩刑、假釋或者對暫予監外執行罪犯決定收監執行的，居住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及時將罪犯送交監獄或者看守所執行，公安機關予以協助。人民法院裁定撤銷假釋罪犯的收監，《監獄法》第三十三條已有明確規定 ，法律層面和實踐操作中遇到問題較多的是人民法院裁定撤銷緩刑和決定暫予監外執行罪犯的收監執行。從法律層面看，現行法律并未賦予縣級司法行政機關獨立的押解權和對脫管社區矯正人員采取拘留、逮捕、網上追逃等刑事強制措施的權力，對脫管社區矯正人員是否構成脫逃罪刑法也無明確的規定。縣級司法行政機關要“及時將罪犯送交監獄或者看守所執行”，必須請求公安機關協助。但實踐中，公安機關常以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為由推諉扯皮，甚至拒絕執行。再加之，罪犯居住地與判決法院所在地或原服刑監獄所在地經常不一致，收監執行多涉及異地押送，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司法行政機關難以保障到位。法律層面和實踐操作層面存在的諸多問題，導致法院裁定或決定收監執行后罪犯遲遲不能被收監，甚至游離社會。如：社區矯正人員姚某，2012年3月因犯非法收購國家重點保護植物罪被某外市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2012年11月，姚某因嚴重違反社區矯正監管規定被原判法院裁定撤銷緩刑。收監過程中，司法行政機關請求公安機關協助，公安機關以“應由犯罪地公安機關協助收監”為由推諉，現還未實際執行。
（六）社區矯正減刑工作爭議大。
《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第二十八條對社區矯正人員的減刑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從實踐操作來看，由于沒有科學量化的獎懲標準和具體的操作程序，社區矯正人員是否構成《刑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的“確有悔改表現”、“立功表現”很難認定，自2003年社區矯正工作試點以來，社區矯正提請減刑工作開展不多。
“4.20”蘆山強烈地震發生后，雅安司法行政機關對抗震救災中有突出表現的10名社區矯正人員及時啟動了提請減刑程序。經公開審理，吳某某等6名社區矯正人員獲減刑。提請減刑過程中，爭議較大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問題是“重大立功”表現的認定。一種觀點認為：地震發生后，不顧自身安危，冒險進入廢墟救助、轉移被困群眾或冒險帶領救援部隊趕赴震中搶救生命，屬于《刑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的“在抗御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現的” 重大立功情形。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適用社區矯正本身就是對罪犯的從寬處罰。地震發生后，災區群眾自救、互救的情況較為普遍，社區矯正人員積極參與，行為值得肯定，但是否應認定為《刑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的“重大立功”表現，需要斟酌。筆者認為：雖然社區矯正的服刑環境相對寬松，但其刑罰執行的性質并沒有改變，教育和改造罪犯的功能與監禁刑罰也并無不同。因此，對社區矯正人員在適當時候的積極的正向行為予以刑事司法層面的獎勵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個問題是：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一種觀點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最高院減刑、假釋規定”）未就社區矯正罪犯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作出限制性規定。此次提請減刑的10名社區矯正人員，均為有期徒刑緩刑考驗期內有重大立功表現的罪犯，應當適用最高院減刑、假釋規定第六條關于有期徒刑罪犯“確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不受上述減刑起始和間隔時間的限制”的規定。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最高院減刑、假釋規定未就社區矯正罪犯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作出限制性規定，但從其第十三條“罪犯在緩刑考驗期內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參照刑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予以減刑”的規定可以看出，最高院對緩刑犯的減刑是持慎重態度的。因此，對緩刑犯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應當從嚴掌握。筆者認為：在刑事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未對社區矯正提請減刑的起始時間作出明確規定之前，對社區矯正人員減刑持慎重態度無可厚非。但是，以“原判刑期執行三分之一”作為否定條件，一概認定抗震救災中有突出表現的部分社區矯正人員“不符合減刑相關條件”，則有悖于刑罰執行個別化原則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值得商榷。
三、工作思考
根據以上對當前社區矯正執行問題的分析，借鑒國內外刑罰執行及社區矯正的相關理論與實踐，筆者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完善我國社區矯正工作體系的思考和建議。
（一）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的地位。
當前，社區矯正諸多執行問題的出現，與執行主體法律地位不明確無不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要解決社區矯正執行過程中的諸多問題，首先就是要解決“社區矯正機構”的設置問題。根據目前學界對行刑權統一的研究和社區矯正工作發展的實際，筆者建議，將《刑事訴訟法》中的“社區矯正機構”修改為“司法行政機關”，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執行主體的地位。
（二）建立以司法行政機關為主體的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制度。
一是以法律形式明確司法行政社區矯正適用前調查評估的主體地位；二是明確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的對象。基于監外執行是“由于罪犯有法律規定的某種特殊情況，不適宜在監獄或其他勞動改造場所執行刑罰而采取的一種特殊執行方法” ，建議將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的對象界定為擬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和裁定假釋的罪犯。三是明確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的內容。基于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意見書是作為法院量刑時的參考，建議將調查評估的內容擴大到具體的犯罪情節、犯罪前后表現、性格特征、家庭背景等人格內容 ；四是明確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的程序。基于各省市調查評估程序不盡相同，為便于工作銜接，建議出臺全國統一的社區矯正社會調查評估程序性規定。
（三）建立社區矯正交付執行制度。
要最大限度降低社區矯正“執行空檔期”帶來的罪犯脫逃甚至違法犯罪風險，解決社區矯正人員收監執行難的問題，可以借鑒監禁刑罰的相關規定，建立社區矯正交付執行制度。社區矯正交付執行制度需要涵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社區矯正決定機關將罪犯交付居住地司法行政機關執行；二是司法行政機關將需要收監執行的罪犯交付監獄或者看守所執行。就第一個方面的問題而言，基于《社區矯正實施辦法》對公安機關和監獄管理機關批準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的交付已有明確的規定，我們主要探討人民法院決定暫予監外執行、緩刑、假釋和管制罪犯的交付執行問題。該階段的交付執行制度應當重點明確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判決、裁定生效后完成法律文書交接和人員報到的法定期間；二是將“無正當理由不按規定時間報到或者接受社區矯正期間脫離監管超過一定期間”，納入“脫逃罪”的犯罪構成。就第二個方面的內容而言，我們僅需探討人民法院裁定撤銷緩刑和決定收監執行罪犯的交付執行問題。該階段的交付執行制度應當明確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法律賦予司法行政機關收押社區矯正罪犯所必須的抓捕、關押、追逃等權力；二是制定跨省、市矯正罪犯就近就便收監執行相關規定，解決異地押送的問題；三是明確收監執行相關法律文書和罪犯的交接程序；四是對于被決定收監執行的社區矯正人員，在逃超過一定期間的，納入“脫逃罪”的犯罪構成。
（四）建立社區矯正中止執行制度。
高某案例是我們社區矯正工作中遇到的一個真實案例。如何執行？在現行的與社區矯正相關的法律和規定中我們沒有找到答案。筆者建議：借鑒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死刑案件停止執行、臨場暫停執行的規定，引入社區矯正中止執行概念，并以此為基礎建立社區矯正中止執行制度。社區矯正中止執行制度應當明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中止執行的適用范圍。基于管制本身就是較輕的刑罰，將其納入社區矯正中止執行適用范圍則有變相加長刑期之嫌。筆者建議，將社區矯正中止執行的適用范圍界定為緩刑、假釋和暫予監外執行；二是中止執行的法定情形。“矯枉歸正”是社區矯正的根本目的，社區矯正中止執行的法定情形應包括社區矯正人員因違反法律法規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或給予行政處罰，但尚達不到收監執行條件的有關情形；三是中止執行的審核決定機關及相關程序。基于刑罰執行的依據為法院的裁決，建議社區矯正中止執行的審核決定機關統一為作出刑罰執行裁決的原判人民法院。就中止執行的程序而言，除向人民法院提交社區矯正人員因違反法律法規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或給予行政處罰的相關法律文書以外，還應向人民法院提交對社區矯正人員不采取收監執行措施不致危害社區安全的危險性評估報告。
（五）建立社區矯正減刑制度。
目前，我國的減刑制度主要是圍繞監禁刑罰設計的，而針對社區矯正這種非監禁刑罰的減刑制度，尚處于摸索階段。但是，不可否認，減刑制度是符合刑罰謙抑思想的輕緩化刑罰調控措施。基于以上考慮，綜合對社區矯正提請減刑工作中遇到問題的思考，筆者建議：建立社區矯正減刑制度。社區矯正減刑制度應當明確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社區矯正減刑的適用范圍。二是社區矯正人員減刑的條件。包括減刑條件的設置和綜合考核方法的制定。就減刑條件的設置而言，建議細化“確有悔改表現”和“立功表現”的法定情形。同時，明確社區矯正人員減刑的起始時間。就綜合考核方法的制定而言，建議結合社區矯正專業矯治方法的運用，科學確定量化考核標準；三是社區矯正減刑的程序。主要包括減刑建議權的歸屬、審理模式和監督檢察方式。就減刑建議權的歸屬而言，因假釋犯和監獄管理機關、公安機關決定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涉及服刑的連續性問題，減刑程序需要設置好對這兩種罪犯提請減刑建議權的歸屬問題。就審理模式而言，基于社區矯正公開環境下服刑罪犯所帶來的社會關注和保障法律程序正當化的要求，建議在社區矯正減刑制度中確立聽證審理的基本模式。就檢察監督而言，建議變宏觀監督和事后監督為事中監督。
（雅安市司法局 孫紀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