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卓臻 ]——(2014-1-13) / 已閱4409次
“度”，是司法公開的維度與限度；“量”，是司法公開的定量與計量；“衡”，是司法公開的權衡與平衡。用度量衡的方法去設計和考量司法公開，可以通過非常直觀、具體的數字來反映、評價司法公正的成效，讓復雜的管理問題簡單化，便于操作
司法公開是人民法院落實司法為民、促進司法民主的一項重要制度，度量衡是日常生活中計量物體方法的統稱，用度量衡的方法去設計和考量司法公開，可以通過非常直觀、具體的數字來反映、評價司法公正的成效，讓復雜的管理問題簡單化，便于操作。司法公開的度、量、衡并非簡單的計量方式，而是司法公開考量因素、量化設計、平衡技術的統稱。
“度”，是司法公開的維度與限度。哲學中的“度”要求我們處理事情要把握分寸，避免“過”和“不及”。科斯的“權利相互性理論”和托馬斯的“邊際效益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司法公開必須有“度”的依據。“權利相互性理論”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公民一方面希望知道更多別人的事情，另一方面卻又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被別人知道。”因此，司法公開在多數情況下是一種社會群體性期盼，而并非涉案當事人的個體追求。法院也因此往往會陷入兩難的境地，一方面需要將司法公開的內容不斷擴大，以滿足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另一方面又要考慮當事人的隱私權，在裁判文書上網、庭審網絡直播時有諸多顧忌，需要協調兼顧兩者之間的關系。而“邊際效益理論”證明，一種決策最適度條件發生在邊際費用等于邊際效益的點上。非但裁判文書上網、庭審網絡直播需要物質成本的支持，而且將法官直接推到鏡頭前，也會使法官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大大增加。除追求“成本”與“效益”的最優配置之外，司法公開還存在社會、法院、當事人三方主體不同的需求內容，三方利益達到最佳平衡是司法公開“度”的要求。
“量”，是司法公開的定量與計量。“量”是在對司法公開“度”的正確把握基礎上，通過“定量”對司法公開措施具體化和操作化，通過“計量”對司法公開的效果進行監測與評估。作為一項司法原則，司法公開是在反對中世紀“司法神秘”主義中提出的，可以說歷史悠久，而司法公開之所以能歷久彌新，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法公開能隨著社會的發展內容不斷創新。相對而言，目前司法公開的量化還處于探索階段，過去有些法院沒有弄清司法為什么要公開、為誰公開、公開什么，在認識上將司法公開“口號化”，在操作上將司法公開“宣傳化”，在作用上將司法公開“本位化”，司法公開只有通過“度”化，才有明確的方向，只有通過“量”化，才具有可操作性。“量”化的過程就是把公眾想知道的項目通過經濟學指數的方法予以分解，使司法公開通過“指數”呈現出一個剛性的、量化的值。據了解，目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把司法公開分解為36個評估指數，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然，司法公開作為一項社會制度豐富多彩而又十分復雜，有許多方面無法進行量化，推行“指數”量化有時難免將“指數”沒有顧及的地方弱化，因此，司法公開指數應根據社會公眾需求、當事人需求不斷進行調整和完善。
“衡”，是司法公開的權衡與平衡。司法公開是一項很強的平衡藝術，要權衡公眾知情權與當事人隱私權的平衡、法院的公開權與當事人選擇權的平衡、向當事人公開和向全社會公開的平衡、社會需求與法院人力物力的平衡。還應當看到的是，司法公開本身也是一項司法與民意的平衡機制，近年來一些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公案”，因法院根據法律解釋和法律方法得出的結論與公眾的“原始正義”難以趨同，使公眾對個案的質疑演變為對司法制度本身的質疑。不可否認，法律經過多年的發展和完善，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但不管法律專業化程度如何發達，法律永遠是一種與社會生活、普通民眾緊密相連的行為規范，因此，法律技術不能自我封閉，自我神化，將司法過程、司法內容、司法方法公開化，吸納公眾意見和接受公眾監督，才能使司法裁判更具有“可接受性”。為實現這一目的，司法公開必須實現從“宣傳本位”到“公開本位”，從“法院本位”到“社會本位”的回歸，從“公眾想知道什么”的角度加大對如食品安全瀆職案件、職務犯罪案件等涉及國計民生案件的公開力度，從“當事人想知道什么”的角度加大對案件流程、審判執行情況的公開力度。
司法公開是一座橋梁，將司法與社會很好地連接起來，使司法裁判由單純的國家強制力橋接了公眾監督、社會評價、個人信譽等社會強制力，也使得司法在公開的“自信”中贏得社會的“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