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偉偉 ]——(2014-1-14) / 已閱4715次
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創設了刑法禁止令制度，對判處管制和宣告緩刑的罪犯，同時可以禁止其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而假釋犯在假釋期間，其假釋條件和要求與宣告緩刑有類似之處，是否假釋犯也存在刑法禁止令適用的可能性。
我國《刑法修正案（八）》對許多條文進行了修改、增加、刪減，其中新增設的刑法禁止令制度，引起了許多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第三十八條、第七十二條進行了修改，對于判處管制和宣告緩刑的罪犯，同時可以禁止犯罪分子在執行期間從事特定活動，進入特定區域、場所，接觸特定的人。與此同時，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出臺了《關于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適用禁止令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將禁止令納入《刑法》豐富了我國的刑法制度，是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體現，也是符合當前刑罰輕緩化的潮流趨勢。但《刑法修正案（八）》對于刑法禁止令的適用現僅限于管制和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因此本文重點在于探討假釋犯對于刑法禁止令適用的可能性。
在現代刑罰制度中，假釋無疑是一項重要的刑罰執行制度，其是當代刑罰寬緩化的體現，“假釋是人犯自改過機關釋放后而仍受當局約束的辦法，他是被放回到社會去，但同時仍受嚴密監視，以便考察他是否可以住在自由社會里毋需監視。” 假釋的目的在于使犯罪分子能夠快速的回歸社會、融入社會，不因監禁刑而與社會脫節。我國《刑罰修正案（八）》對假釋的條件進行了相應修改，將刑法第八十一條修改為：“被判處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執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實際執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的，可以假釋。如果有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可以不受上述執行刑期的限制”。同時對假釋犯進行社區矯正，但本文認為對假釋犯僅靠社區矯正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必須輔以其他管束措施，那么刑法禁止令就成為一個不二的選擇。
對假釋犯適用刑法禁止令的可能性：
一、符合刑罰的目的
縱觀刑罰史，有關刑罰目的學說主要有以下幾類：
1、報復—懲罰論
報復—懲罰論是刑罰目的最為原始的觀點論斷，發端于原始蒙昧時期，其表現為“以牙還牙，以血還血。”的同態復仇觀念，在人類文明的今天，這種報復—懲罰論已經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潮流。
2、預防論
這是由近代著名法學家貝卡利亞明確提出的，其主張刑罰的目的不再于報復、懲罰犯罪，而在與預防犯罪。刑罰目的預防論主張靠威懾來阻止犯罪，從心理上使犯罪分子不敢再犯或潛在的犯罪分子不敢犯。其外化形式必然是重刑主義，這與現代的輕刑主義相悖。
3、社會防衛論
其倡導者是李斯特，該論斷認為：刑罰的目的不是報復懲罰犯罪分子，刑罰具有改造教育犯罪分子的作用，同時防止具有社會危險性的人危害社會，對危害社會進行防衛。因此，主張對刑罰的目的不是處罰人，而是教育改造犯罪人，使其適應社會的要求。這一學說符合當代刑罰發展的潮流趨勢，是刑罰日益輕緩化的必然結果。
4、折衷論
折衷論即認為刑罰既有報復—懲罰目的，又有預防目的，還有社會防衛的目的。
通過上述對刑法目的的闡述，我們不難發現，社會防衛論符合當下刑罰的發展趨勢，也為大多數學者和專家所接受。對于假釋犯而言，是將其放在社會中進行教育改造，而不用實施監禁，因此，對假釋犯適用刑法禁止令，可以使犯罪人在正常的社會中得到矯正，接受教育改造，防止其危害社會，又能使其快速的融入社會。這與刑罰的目的是不謀而合的。
二、符合罪行相適應原則
根據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假釋制度是指被判處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刑法執行一定時間后，如果確有悔改表現，沒有再次犯罪危險的，司法機關附條件地將其提前釋放的刑罰變更制度。由此可見，能夠假釋的犯罪分子都必須是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這說明：相對管制和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而言，能夠假釋的犯罪分子其社會危害性更大，其對社會發生危害性的機會和可能性相比管制和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就更大。如果對假釋犯僅僅只進行社會矯正，難以保證其不會再致社會危害，同時對于其矯正的社區而言也是一種不穩定的因素，這就給假釋犯適用刑法禁止令留下了一定的空間，更是刑法基本原則之一—罪行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對假釋犯適用刑法禁止令并不是所謂的“犯罪標簽” 理論的衍生，因為對假釋犯適用刑法禁止令并不是為了標明其特殊的犯罪身份，而是為了減少其社會危害性，幫助其接受教育改造，早日回歸社會。
三、符合社會轉型時期的需要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30余年，在30多年的改革歷程中，無論是經濟還是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也引起犯罪的多樣化，因此在實施刑罰時，也就不能應循守舊過于呆板。依據社會控制理論，從根本上講，人都是自私的，是否實施犯罪的決定是人們通過權衡潛在的利益和可能的風險而精心作出的。因為人具有動物的本性，犯罪是每個人的本能，人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傾向。當把文明的外衣拿掉，人人都會犯罪。而大多數人之所以沒有犯罪，是因為有外在的社會控制機制將其抑制，這些外在社會控制是諸如學校、家庭、社會等社會力量。 中國現在正處于大變革的轉型時期，如果對假釋犯不實行刑法禁止令，將其放任自流的話，社會的控制力就會被削弱，各種社會控制機制將發揮不了作用，這些假釋犯再犯罪的可能性更大，特別是一些常習犯，同時還容易導致交叉感染，疏離社會，這與假釋制度的設立初衷是相互背離的。如果對假釋犯可以使用禁止令，限制假釋犯進入特定的場所，接觸特定的人，依據罪犯本身的犯罪心理和犯罪特點，將其與特定的易誘發犯罪的環境相隔離，那么對假釋犯的矯正將會起到極大的積極作用，使假釋犯遠離犯罪。
四、符合管理和監管的需要
我國對假釋犯實施社區矯正，將其放在社區中，由當地的司法所，社區居委會或村委會等機關負責矯正，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社區矯正過于籠統，缺乏規范性和可操作性，加之基層單位本身任務重，容易使社區矯正流于形式，并不能從根本生矯正其犯罪心理和行為惡習。從價值層面分析，禁止令的價值正在于強化對犯罪分子的有效監督，促進其教育矯正，防止其再次危害社會。因此，對假釋犯適用禁止令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充分發揮禁止令的價值性作用，而不僅僅局限于管制和宣告緩刑。
結語
綜上所述，對假釋犯適用刑法禁止令是具有可行性，這樣不僅可以有效促進假釋犯進行教育矯正，早日融入社會，同時可以有效地對假釋犯進行監督和管理，充分發揮禁止令的作用。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犯罪的多樣化特征，要求我們在實施刑法和相關的輔助管理措施時也必須與時俱進。相信，對假釋犯適用刑法禁止令將是大勢所趨，符合我國當下的基本國情。
（作者單位：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區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