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英菊 ]——(2014-1-17) / 已閱5209次
最高人民法院第六次全國刑事審判工作會議提出,審判案件應當以庭審為中心,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裁判結果形成于法庭,要求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制度。這一提法被學界解讀為“庭審中心主義”確立的標志,是對傳統審判方式的重大調整,檢察機關需要高度重視,并積極應對。
對公訴工作的影響
“庭審中心主義”使庭審結果不可測,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不可控因素增多,對抗性更強。“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意味著不再以卷宗為中心,而是以法庭為中心。這項改革的落實必然加強庭審的舉證、質證、辯論環節,落實證人出庭、鑒定人出庭、偵查人員出庭等。公訴人和審判長將很難“預測”庭審的結果,因為戲劇化的激烈辯論場面可能會真切地出現在司法實踐中。
律師開展積極辯護的實效性增強。“事實證據調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辯論在法庭”,給了辯護律師在庭審中更多的發言權和程序建議權。控辯雙方的力量更趨平衡,控辯審三方的訴訟角色定位將更加鮮明。
卷宗移送制度的附隨優勢有可能喪失。從理想主義角度考慮,徹底的庭審中心主義要求廢除刑訴法規定的卷宗移送制度。其推斷邏輯是:檢察機關在庭審前將案卷材料和證據全部移送法院,會使法官在審前通過閱卷對案件形成預判,檢察機關在證據出示和意見表達上所占的優勢將受到影響。
證據審查重點發生變化。隨著“庭審中心主義”改革的推進,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將實實在在成為辯護律師對抗公訴人的有效武器。所以,公訴人證據審查工作的重心需要從證據的有效性變為合法性審查,也即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證據審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應當依職權調查取證”和“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意味著法院將通過對證據的終局性裁判為引導,“倒逼”檢察機關必須在全面、客觀地核實證據,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運用為手段,嚴格審查案件證據,確保進入庭審質證環節的證據具備證據資格。稍有不慎,非法證據如有漏網,都可能導致敗訴。
二是證據認證。首先,嚴格了公訴人證明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舉證義務。公訴人在庭前對證據合法性進行審查的基礎上,還必須在庭審中緊緊圍繞證據的合法性要素進行充分闡釋,以確保控方證據能夠被采納。其次,嚴格了檢察機關指控犯罪的證明標準。“疑罪從無原則”和強調“證據確實、充分”標準,意味著公訴人必須以“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構建證據體系,使在案證據能夠形成完整嚴密的證據體系,排除合理懷疑。
積極應對挑戰
庭審中“全面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堅持“證據裁判原則”,不啻為對傳統審判模式的一場革命。因此公訴工作必須拋棄以往“重審卷輕庭審、重指控輕監督”的傾向,樹立順應司法審判規律的科學理念,從嚴格審查、倒逼偵查、強化技能三個方面予以應對。
調整審查范圍,改變審查模式。一是審查范圍由“在卷證據”擴展到“在案證據”。今后,公訴人必須盡快從單純審查在卷材料轉向全面審查在案證據,要多渠道、多層次地收集案件信息、核實證據。尤其要重視對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等意見的線索進行重點調查,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能夠認定有罪,或者存在合理懷疑、不能證明有罪的程度。二是審查方式由“書面審查”變為“親歷性審查”。目前的審查方式以書面審查為主,如果沒有全程錄音錄像,偵查人員的逼供、誘供、誘證行為,或者偵查人員按照自己的理解或傾向性意見記錄,單憑審查筆錄是難以發現問題的。因此,必須強調公訴人在審查案件過程中的“親歷性”,即摒棄直接采納“在卷證據”的做法,對作為審查起訴依據的主要證據必須由公訴人向相關人員當面進行核實,必要時可以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
倒逼偵查,與證據的上游部門做好對接。作為證據的提供方,偵查機關需要配合檢察機關提高證據的質量,并嚴格保證證據取得的合法性。由于刑訴法規定了最多二次退回補充偵查,所以偵查機關既要重視證據的有效性,又要重視證據的合法性。同時,偵查機關還要配合庭審隨時作好出庭的準備。
提高技能,適應對抗性的庭審。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將從根本上改變對證人證言筆錄、鑒定意見缺乏質證的傳統,公訴人質證和交叉詢問的能力如何將直接影響庭審效果,因此必須盡快提高公訴人的示證、質證能力,尤其是采取靈活的交叉詢問方式進行舉證和質證的能力。建議采取實訓的模式,對公訴人進行法庭詢問與反詢問、當庭闡述質證意見的能力進行系統、全面的培訓和強化,以適應庭審的對抗性。
完善相關制度
雖然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刑事審判改革的新方向,但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些新的原則和精神并不能孤立地存在,它必須與相關的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套、相協調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就現階段而言,至少應當有兩個制度予以配合和保障。
一是建立常規性的庭前會議制度。庭審中心主義改革的推進將大大凸顯庭前會議的重要性,而且要求該制度在實踐層面必須發揮實質功能。庭前會議的功能除了解決審判中重要的程序性事項,還應當與庭審中主要審查的事項相銜接,例如是否有新證據提供、是否有非法證據需要申請排除。也就是說,庭前會議制度的意義在于實現控辯雙方的充分溝通,防止訴訟程序被不當中斷,有效提高審判效率。
二是建立雙向、全面的證據開示制度。根據刑訴法的規定,公訴方承擔全面的證據開示義務,辯護人自案件審查起訴階段即可查閱、摘抄、復制全部案卷材料,辯護人僅對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于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等三類證據承擔告知義務。立法者如此考慮的目的固然是兼顧了控辯雙方力量的平衡,但也造成了辯護人實施證據偷襲的情況增多,既不利于公訴人和辯護人就“新證據”充分展開質證,也不利于法庭查明真相,而且必然造成庭審的冗長拖沓,浪費訴訟資源。因此,有必要強調辯護人除了應當向檢察機關披露法定的三種無罪證據外,其所提交的其他新證據也應當最遲在開庭5日前提交法庭,以實現辯方證據的全面開示。
(作者單位:北京市密云縣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