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海洋 ]——(2014-8-15) / 已閱7924次
[論文摘要]個人所得稅有兩個方面的功能，一是財政功能，即收入功能，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為國家提供穩定可靠的財政收入來源；二是調控功能，通過個人所得稅結構的合理設計和安排貫徹國家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從個人所得稅法的層面來看，其核心價值在于維護社會公平，即調節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防止貧富差距過大。
[論文關鍵詞]貧富差距 稅制 稅率
個人所得稅制度自1799 年在英國建立以來，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西方諸國稅制結構中的主要稅種之一，它在組織財政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宏觀經濟調控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個人所得稅作為一種直接稅，稅負難以轉嫁，通過設定免征額及累進稅率，可實現沒有所得不納稅、所得少者少納稅、所得多者多納稅的稅收公平原則，在理論上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因此在很多國家都被認定實現社會公平最核心的稅種。
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法》于1980 年制定，立法初期主要強調財政收入的功能，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尤其是2000 年我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 的警戒線后，個人所得稅的收入分配功能越來越受到關注。盡管政府對個稅進行了多次調整，然而現實情況是，頻繁的調整對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顯，甚至出現了逆調節，稅后基尼系數大于稅前基尼系數的現象時有發生，違背了個人所得稅的公平性。因此，研究如何進一步強化個人所得稅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
1980年，全國五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并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標志著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的正式建立。至2010年底，我國個人所得稅制度3O年間經歷了大大小小數次改革，個人所得稅收入不僅實行了中央與地方按比例分享，起征點（即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也從最初的8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2011年初，備受矚目的新一輪個人所得稅改革被提上政府日程，歷時5月，于7月27日落下帷幕。27日國務院授權新華社發布修改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根據條例，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將從現行的2000元/月提高到3500元/月，稅率也由之前的9級減至7級，征稅級距也作了相應調整。
個人所得稅的稅源決定了它是個與個人收入分配狀況密切相關的一個稅種，對個人收入差距應該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發達國家由于具備了良好的稅制環境，其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相對明顯。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尤其是在我國目前遺產稅尚未開征，居民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的現實情況下，個人所得稅是我們為數不多用來調節收入分配的工具。因此，我國個人所得稅將目標明確為“擔負起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重任，即所謂的“調高，擴中，提低”。
具體到實施效果，根據基尼系數的受稅收影響的絕對差異來對稅收再分配的效應進行測量，莎娜娃·海尼通過建立稅收累進性分解模型，得出了我國的個人所得稅起到了正向的調節作用，即縮小了收入分配之間的差距，并且該作用正在逐年加強，但是調節效果比較有限的結論。
二、個人所得稅發展現狀
從1980年個人所得稅在我國實行至今，個人所得稅走過了32年的歷程，在組織收入上，它從一個不起眼的小稅種發展成為全國第四大稅種；但在調節作用上卻大為遜色，它不僅沒有起到公平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逆向調節作用。近年來，來自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根據中國稅務年鑒統計資料計算，2002年，工資薪金的所得稅比例為43.6%，來自利息、股息、紅利所得的比例為31.72%，兩項合計為75.32%。而20%的高收入者占有80%的金融資產，但繳納的個人所得稅的比例不到10%。這表明，我國個人所得稅主要由工薪階層繳納。這一旨在調節個人高收人的所得稅實際上所起的作用是逆向調節作用與所得稅制定的初衷是違背的，也是與所得稅所應起的作用不相符的。
我國自開征個稅至今，一直實行分類所得稅制。分類所得稅制是以分類表為基礎，將納稅人所得依照不同來源劃分若干類別，按照規定的不同等級征稅率，以超額累進計征辦法課稅。具體在個人應納稅11項分類中，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適用累進稅率，而稿酬所得、勞動報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適用比例稅率。
大部分學者認為，分項所得稅制很難實現稅收公平。稅收公平要求同等負擔能力的人負擔同樣的稅收，不同負擔能力的負擔不同稅收，由此來保證橫向公平與縱向公平。現行的分項稅制采用正列舉法，將納稅對象分為11項分別規定其稅率與費用扣除標準，分別計征稅款，沒有考慮納稅主體的綜合收入和綜合賦稅的能力，難以涵蓋所有收入類型；加上源泉課稅和累進稅率的采用，往往導致所得來源較廣、綜合收入高的少納稅、多的來源較少、收入相對集中的多納稅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會迫使納稅人分散所得來源以減輕稅負；再者，隨著經濟的發展，納稅主體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的趨勢，稅法僅對列明對象征稅，大量隱性收入排除在個稅的征收范圍之外，造成稅制不公。
三、當前個人所得稅模式的思考
從稅制形式上來看，由于分類所得稅制存在稅負不公、容易造成稅收流失的弊端，學界一直有學者希望將目前的個稅模式改變成綜合所得稅制或者混合所得稅制。后者有利于體現量能納稅的原則，真正實現個人所得稅調節個人收入，防止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標，且在實際操作中，后者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與便利性。但與分類稅制向綜合稅制演進的潮流逆向而動的是，許多分類元素（schedular elements）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逐漸融入到綜合所得稅中。實際上所有的所得稅制都充斥著針對特定類型所得的特殊規定，沒有一個國家實行純粹的綜合稅制而不區分不同類型的所得。從實際角度出發，綜合稅制的不區分性有利于稅基的穩定性和完整性，但綜合稅制對收入的不加區分是否符合處于發展階段的國情，需要加上一個問號。
從稅率模式上來看，我國目前實行累進稅率與比例稅率并行的制度，對于一般性收入采取超額累進稅率，對于特殊收入采取差別比例稅率。人們通常認為，個人所得稅只有實行累進稅率，才能發揮公平分配的作用，使稅收成為社會收入再分配的工具。累進級次越多，邊際稅率越高，富人所納稅款在全部稅款中的比例越高。但實際情形卻與此相反累進所得稅沒有起到公平分配的作用，反而還損害了效率。[5]稅收會對勞動力供給會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收入效應是指納稅人因納稅減少了收入，為了維持現有的收入水平，只能增加勞動供給；替代效應是指累進稅增加了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納稅人通過減少勞動供給即以閑暇替代勞動來減輕稅收負擔。收入效應有利于經濟效率，而替代效應帶來經濟效率的損失。一般認為，在我國，勞動力的供給彈性較小，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孰大孰小難以確定.但實證研究證明了稅收對高收入者勞動供給的替代效應大于收入效應。高收入者（月收入5000元以上）對高稅率的敏感度較高，在高稅率下，人們以閑暇替代勞動。稅率越高，替代效應越大。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累進稅率的公平特點在我國沒有良好的表現出來，究其原因在于，富裕人士往往收入來源較多，而一般工薪階級收入來源相對單一，稅收征管的過程中出現了富裕人士主動或被動的方式逃脫稅負。
四、個人所得稅立法的展望
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中，收入差距是市場發揮作用的一個正常結果。但收入差距、貧富懸殊加劇有些是制度特別是個稅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解決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問題應是完善個稅制度，而對于合理的收入差距，不應過度調節，否則損害市場效率。
誠如上文所言，分項稅制與綜合稅制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獨立。就目前的發展狀況而言，分項稅制可以更方便發揮政府對經濟的引導作用，從而在宏觀層面提升綜合的經濟實力。在稅制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需要的是擴大稅基，盡量讓分項稅制的缺陷得到修補，使分項稅制在分項調節的基礎上實質的向綜合稅制靠攏，避免高收入少納稅的現象發生。
筆者認為，在公平層面考察稅率模式在實現稅收中的影響，更多的應以法律的方法角度出發。在實現稅收公平上，比例稅制雖然因取消不同納稅人和不同收入來源之間的稅收待遇差異而造成某些稅負不公的現象，但減少尋租、逃稅和稅收減免等行為，會更容易獲得橫向公平。在縱向公平方面，比例稅制通過提高免征額，使得一些最貧窮的家庭可以完全免稅。更重要的是，通過有累進稅率過渡到比例稅率，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清理稅收優惠，孤立人們更多的投資和工作，從而達到刺激增長的目的，這也是實質上符合多勞多得、公平效率的原則。
同時也應看到，稅制結構的調解不能一蹴而就，應有一個逐步改變的過程，在提高征管水平、樹立納稅人自覺納稅意識的基礎上，逐步弱化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財政功能，突出其分配功能，這既不損害我國的財政收入又有利于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結構的平衡。此外，也應該意識到，所得稅的納稅人和稅負承擔人是一致的，因此以所得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更容易使納稅人明確自己的納稅權利和義務，有利于提高納稅意識，促進征納關系的和諧。代寫碩士論文，法學論文。QQ712635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