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駱軍 ]——(2015-4-28) / 已閱11650次
公證服務收費之合理性分析
駱軍 黃國勝
[摘要] 公證服務收費標準一直未作調整，其合理性值得商榷，尤其是繼承權公證的收費，成為公眾關注焦點。雖然多數公證當事人有從眾心理，對公證收費未提出異議，但是一些收費項目總是被質疑拷問，值得研究和反思。因此，本文試圖從闡述公證服務收費的理論基礎出發，包括公益理論、受益理論以及頗具爭議的保險理論，來解釋公證服務收費標準的合理性，以及在具體的公證類別中采用不同方式收費的法理基礎，特別是繼承權公證按標的收費的法理基礎，以探尋一個能貫穿于公證服務收費標準始終的準則，使公證服務收費更加系統、科學、規范。
[關鍵詞] 公益；受益；保險；標的；風險；修正
一、引論
目前，社會上對公證服務的收費，存在一些片面認識，有些人認為公證文書的價值遠低于公證服務的收費，更有人認為公證文書只不過是幾張敲了印章的紙而已，不能體現物有所值的價值觀。因此，筆者希望通過理論闡述，來探尋一個能貫穿于公證服務收費標準始終的準則，使公證當事人能夠理性地看待公證服務的作用以及收費，讓公證更好地服務于社會，并以此提高公證行業的地位。
二、公證服務收費的理論基礎
（一）公益理論與受益理論
公證服務收費的公益理論與受益理論 目前較為通行的理論。公證之所以要收費，一方面是由于公證服務的公益性，另一方面是公證服務對當事人的受益性。所謂公益理論，是指公證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為了避免公眾對免費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濫用而導致的“公地悲劇” ，以及非排他性擁擠造成的額外消費者遍及成本上升，而對公證服務的使用收取的稅費。而受益理論，是指公證服務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它有特定的受益人，受益人在享受到這樣一種特定的服務時，必須為之支付一定的成本。對公證服務這樣的準公共產品，如果單純采用稅收方式進行成本補償，即準公共產品的生產費用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負擔 ，不僅會侵犯不消費或少消費公證服務的社會成員的利益，而且還會剝奪消費這部分公證服務的社會成員根據自身偏好選擇準公共產品種類和規模的權利，降低社會經濟效益。所以，對具體受益人收費就成為了最佳的政策選擇。
公益理論體現了公證服務收費的公益性，受益理論則體現了公證服務收費的市場性，也正是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理論，構成了公證服務收費的基本框架。這兩種理論之間的博弈，使得公證服務收費不能因為過高，而影響受益當事人對公證服務的使用，也不能因為過低，而額外地增加不使用公證服務人的負擔，并避免受益當事人或非受益當事人對公證服務的濫用，使公證服務質量下降 。但也正是這兩種理論之間的沖突，使得部分公證服務收費項目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產生了不小的爭論。
（二）保險理論
公益理論和受益理論只能為公證服務收費提供一個大概的方向或是框架，對具體公證類別的收費標準，則需要另一項理論基礎來支持，那就是保險理論 。它是指由于社會誠信的缺失，雙方在發生交易的時候，一方對于另一方的行為或掌握的事實、或取得的文書不信任，而要求另一方進行公證（購買保險），使得一方在承認這一行為或事實、文書的時候，將一部分的風險轉嫁給承擔社會誠信責任、具有豐富的法律專家能力的公證機構。比如委托公證：一方與另一方進行交易，另一方因故不能親臨現場，出具了一份委托書，那么一方如何來確信這份委托書是真實、合法的，就需要有一個機構進行證明，而公證機構的職能以及在法律上的專家能力，使其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這樣的一個機構。繼承權公證也是同樣的道理：一方對另一方存在著是否對某項遺產有全部繼承權的不信任，而要求另一方前往公證處進行公證（購買保險）。這樣，一方就把繼承人的確定以及財產所有權歸屬的確定中存在的風險，轉嫁給了公證處。因此，如果說繼承權公證是強制性公證，那么它應當與機動車保險中的第三人責任強制險的原理是相同的。
保險理論合理地解釋了公證服務收費中按標的收費的方式。按標的收費就是要降低在交易行為中轉嫁給公證機構的風險。如果不按標的收費，那么為交易購買的公證保險就與其支付的費用不相匹配，公證機構承擔的風險和責任也與其收取的公證服務費不相協調，可能會促使交易雙方大量購買公證保險，浪費公證資源。
三、公證服務收費方式的分類
公證服務收費的方式分為按件和按標的收取兩種。下面針對證明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三類公證業務的收費按照保險理論的原理，穿插一些公益理論和受益理論，來分析公證服務收費中對具體公證類別的收費方式。
（一）證明法律行為
對民事法律行為收取公證服務費，是適用保險理論的最佳領域。因為一項具體的民事法律行為，必定會產生現實的民事法律后果，而這一后果關系到交易雙方的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現行收費標準對民事法律行為進行了分類：涉及財產的，按標的收費；不涉及財產的，按件收費。對不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收費，最合乎保險理論解釋的應當說是證明收養關系。對生父母共同送養、生父母單方送養、其他監護人送養等不同民事法律行為的證明采用了不同的收費標準。由于生父母共同送養這一民事法律行為所產生的風險明顯低于其他兩種送養行為，在對其證明的時候采取了略低的收費標準；而其他監護人送養這一民事法律行為所產生的風險明顯大于其他兩種送養行為，則采取了略高的收費標準。
那么，為什么在證明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法律行為時采取按標的收取公證服務費的方式呢？以證明經濟合同為例，因為它直接關系到財產的歸屬，交易雙方將這樣一份經濟合同辦理公證，就是為了購買一份法律保險，使之能在法律面前，或者說訴訟面前更有公信力 。而一旦將這樣一份經濟合同進行公證，公證機構在審核方面就承擔了專家責任，這既與工作量大小相關，也與其存在的風險不可分割。一旦審核出現疏漏或是存在過錯，不僅會造成當事人的利益損失，也會讓公證機構存在巨額的賠償責任，這個巨額的賠償責任就取決于合同項下的標的物，以及公證機構存在的過失大小，因此，經濟合同公證按標的收費理所當然。
在這里，最具爭議的是證明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協議采取按件收取的方式。證明不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協議，如計劃生育協議、九年義務教育協議等，采取按件收取的方式，無可厚非，但是，證明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協議如果也采取按件收取的方式，就會造成公證服務收費標準的紊亂。且不說經濟合同與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協議難于區分，就是在民事協議內部，也還有證明屬于民事協議的房屋贈與合同采用按標的收取公證服務費的方式。那么，證明一項明顯涉及財產贈與的夫妻財產約定這樣的民事協議或者證明一項隱性涉及財產贈與的離婚補充協議這樣的民事協議，如果采取按件收取的方式，不僅會打擊公證機構開拓這些公證業務的積極性，更不利于公證機構抵御由此帶來的風險。因此，筆者認為，證明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協議的收費方式，應該采用按標的收取的方式。
而最受質疑的應當是繼承權公證的收費。繼承作為一種民事法律行為，直接決定了財產所有權的歸屬，相關部門可以憑借繼承權公證書，將財產所有權或使用權進行變更登記，這對于出具繼承權公證書的公證機構而言，其風險可謂巨大！從這個意義上說，繼承權公證書與法院的判決書的效力是一致的。繼承權公證的出現，也正是為了預防由于財產繼承而可能引發的訴訟，或者說解決因財產繼承而引起的糾紛。公證機構在辦理繼承權公證時，不僅要查明有無遺漏繼承人，還要問清被繼承人是否有合法的債權債務，通過繼承權公證，來明確繼承人的范圍，保護合法繼承人的權利，預防繼承人繼承財產后可能出現的糾紛，并且以此確定所有人所擁有的財產是否為其繼承所得，從而保護被繼承人的債權人的利益，同時，繼承人也規避了繼承被繼承人的財產后，超出繼承被繼承人財產的范圍去償還被繼承人債務的風險，這就是繼承權公證的法理基礎。辦理繼承權公證，公證員可以說是不穿法袍的法官，其所承擔的職責與法官無異。因此，法院的繼承權訴訟費按標的收取無人質疑，那么公證機構的繼承權公證按標的收取服務費同樣應該可以讓人接受。繼承權公證按標的收費，甚至是高額 收取服務費飽受詬病，一方面是由于當事人對公證的作用、價值、預期存在的風險認識不到位，另一方面也與公證行業對公證服務收費的理論基礎研究欠缺，在公證服務的價值以及公證服務收費的合理性宣傳方面力度不夠密切相關。而農村固有的子承父業的傳統習俗，使繼承變得成本很輕、風險很小，父債子還使債務的范圍無限制地擴大，在這樣的法律建構下，繼承變得很簡單，公證顯得不必要。但正是有了繼承權公證，卻更好地保護了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使債權人不僅可以在產權登記部門查閱產權變更登記的方式，還可以到公證機構查閱有關遺產的沿革情況，這些都充分保護了債務人死后，債權人向債務人的合法繼承人追索其繼承份額內的遺產的權利，也更好地可以與國際接軌 。因此，辦理繼承權公證中的高昂收費和繁瑣手續都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礎，收費高昂，是為了抵消公證機構因確認財產所有權歸屬而帶來的巨大風險；手續繁瑣，是為了保護繼承人和債權人的合法利益。
（二）證明有法律意義的事實
對于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包括：證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經歷等；證明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資格、資信等；證明不可抗力事件；辦理保全證據；制作票據拒絕證書。由于以上事實產生的風險較難預判和評估，只能是從這些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具體應用到何種法律關系中，才能預估其風險。因此，收費標準都規定了按件收取的方式。至于收費不同，則更多的是從公益理論和受益理論的角度出發，兼顧了公證服務的成本。
（三）證明有法律意義的文書
證明有法律意義的文書，收費標準規定了按件收取的方式。這與證明有法律意義的事實采取按件收取方式的原理相同。在這里要探討的是證明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委托和證明其他法律行為的設立、變更、終止中的委托的區別。收費標準中沒有單列證明其他法律行為的設立、變更、終止的委托如何收費這一條，更未對委托行為的收費標準進行規定，這看似紊亂，其實也并不矛盾。證明法人或其他組織的委托書是與公司章程等并列的，公證書是以證明文書形式出具而不是以證明行為形式出具的。在針對委托行為出具公證書采用按件收取服務費的方式時，就出現了類似于證明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協議采用按件收取服務費方式的錯誤。因此，筆者以為，對于為不涉及財產關系的委托出具公證書的，采用按件收取的方式，對于涉及財產關系的委托出具公證書的，則應采用按標的收取的方式。
聲明書類似于委托書，但是對聲明書公證采用按件收取的方式似乎已成定勢。而筆者以為，聲明書公證采用按件收取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與贈與公證的交叉重疊。舉個例子，產權人想把他的房屋贈與給他未成年的孫子，那么公證機構一般會用贈與公證的方式來實現他的行為，收費也是采取按標的收取的方式，但如果產權人堅持以發表聲明的方式來實現他單方面的贈與行為，公證機構該如何收費？因此，筆者堅持認為，對于證明涉及財產關系的民事法律行為，應當采用按標的收取的方式，這樣才能使公證服務的收費標準更具協調性、可操作性。
四、公證服務收費方式的修正
梳理分析公證服務收費，是為了使受爭議的收費項目趨于理性，過高或過低的收費項目得到調整，筆者認為應將現行的收費方式改為按標的、按件、按時間、按約定四種方式收取。
（一）證明法律行為，涉及財產關系的一律按標的收取，但是可以適當降低收費標準。
比如繼承權公證，作為公證的傳統業務，其收費質疑不斷，因為繼承權公證涉及面廣，當事人申辦該公證事項一般處于被動狀態，因此需要綜合考慮物價、房產指數等，兼顧社會、當事人、公證處的承受能力，并參照法院繼承訴訟收費標準，在降低收費的基礎上確定一個合理的標準。
又如強制執行債權文書公證，實踐中一直不能足額收費。一方面因為公證在介入過程中，存在壓價競爭、降低收費標準的情形，當公證在該領域站穩腳跟，做出成果后，按規定收取公證費已不現實；另一方面，債權方會考慮同業間的競爭優勢，債務方會考慮成本核算問題，按現有標準，會使債務方覺得融資成本過大，對辦理公證產生逆反心理，而且對債務方不履行債權文書還涉及出具執行證書再次收費的問題，因此有必要降低收費標準。
最值得探討的是遺囑、委托、聲明公證，現行收費是按件收取，但是這些公證事項如果涉及財產關系，標的不一，產生的法律后果和風險截然不同。如果一律按件計費，會造成公證當事人費用支出的不合理，其后果會使當事人濫用準公共產品，造成公證資源的浪費。另外，從承擔風險的角度去考慮，比如辦理處置房產的委托書，采用按件計費方式，公證機構如因過錯承擔賠償責任，賠償額會是收取費用的百倍甚至千倍，所收費用和承擔的責任風險極不平衡，有違民事法律公平的原則，因此，遺囑、委托、聲明公證如涉及財產關系，應該按標的收費。
（二）證明有法律意義的事實，采用按件和按時間收費，并應適當提高收費標準。
比如保全證據公證，有的辦證周期長，有的時間跨度大，所以對一般的保全證據，比如證人證言、書證、聲像資料、電腦軟件、不動產保全，可以以件計費。對侵權行為和事實的保全，因為工作量大，付出的勞動和成本較多，以時間計費較為合理。
（三）證明有法律意義的文書，采用按件收費，且有必要提高收費標準。
比如公司章程、存款證明、學歷、學位、駕駛證、營業執照、戶口簿等證明有法律意義文書的公證事項，原設定的標準偏低，按現在的物價指數和公證的成本支出及勞動付出，明顯不對稱，因此，適當提高收費標準，有利于平衡正常的成本和勞動付出與公證書之間的實有價值關系。
（四）約定收費的采用及兜底條款的設立。
比如擔任常年公證法律顧問，建議采用約定收費方式，因為每個服務對象要求不一，服務的事項和范圍不同，所以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用約定的方式解決。另外，對于收費標準無法列舉的公證事項，建議采用約定收費方式予以彌補，此項規定可以作為兜底條款。
五、結論
公證服務收費是否合理應綜合考慮公眾能否認可、當事人能否承擔、公證處能否抵御風險、公證員能否生存、事業能否發展、收費額度能否與現實經濟生活水平相適應這些因素，調整過高或過低的收費，并使之回歸理性，如此，不僅可以讓公證服務的收費更加系統、科學、規范，也能為公證行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