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忠梅 ]——(2001-1-4) / 已閱87631次
4、人類權說⑧。此說認為，環境權是指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或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共同享有的權利。
此外，關于環境權的性質還有財產權兼具人格權說等。
筆者認為：以上各種學說都揭示出了環境權的某個或某些性質特征，包含著對環境權的屬性認識。但是人格權說與財產權說均只反映了環境權某一方面的功能特征而失之片面，人類權說則因為難以具體化為公民權利而失之籠統，至于財產權兼具人格權或人格權兼具財產權說則本身并沒有確定環境權的性質。因此，環境權應該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現代法治國家公民的人權。
首先，環境權作為一項人權已為一系列國際法文件所肯定。除《人類環境宣言》明確宣布了環境權外，其他如《社會進步和發展宣言》、《內羅畢宣言》等都對環境權作了闡述。1966
年12月9日簽署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第11條宣布："本盟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有其本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度，包括適當之衣食住及不斷改善之生活環境。締約國將采取適當措施確保此種權利之實現，同時確認在此方面基本自由同意之國際使用極為重要⑨。
其次，環境權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其核心是生存權。環境是公民作為生物個體生存的基本物質條件和空間場所的提供者，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保護環境的目的在于保證人類的生存繁衍，因此，環境權的最低限度標準不是單純的醫學上劃分疾病與健康的標準。環境權不是公民個人對其擇住環境的占有、使用、處分權，因而不是財產權；環境權也不是要求他人不直接侵害公民生命健康的權利，因而它也不是人格權。環境權始終以環境作為權利媒體，要求實現人類價值觀的徹底轉換，是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的新型權利。
第三，公民環境權具有作為人權的本質屬性，這些屬性可歸納為：
1、整體性與個體性的統一。確立和實現環境權是為了達到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的目的，正因為環境是每個人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而環境污染和破壞則正威脅著這種物質條件，才產生了當代人和后代人對環境權的要求；環境污染和破壞的后果將影響這一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質量，環境權保護的結果表現為環境質量的改善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即通常所稱的產生環境效益，環境效益也是這一代人和后代人可以共享的。任何人在當今社會都不可能脫離環境條件獨善其身，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獨占環境利益。因此，環境權具有強烈的整體性，是通過個人權利形式體現的真正公共權利或"人類權利。"但環境權的整體性中又包含著個體性，其核心是人的生存權，是人成其為人或繼續作為人生存的權利，這是人的首要權利，是每個人都應平等享有的權利，這一權利不能受到限制成剝奪，剝奪了公民的環境權，就等于剝奪了人的生存基礎。雖然其他權利可能因種種原因而喪失，如財產權可能因處分而轉移，公民的政治權利可能因受刑事處罰而被剝奪，而公民的環境權則是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
。正是由于這種整體性與個體性的統一，使得環境權的行使，既可以是集體行為，也可以是個人行為；而對這一權利的救濟，既需要采取公法手段，也需要采取私法手段。
2、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統一。環境權所包含的利益是多重的，其實現的目的是為了當代人和后代人的持續生存和發展，同時也是為了每個人更好地生存，因而環境權所體現
的是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個人利益、眼前利益的結合，環境權的這種屬性，要求現代社會
中的人作為人必須與自然建立和諧、尊重的關系，必須克服利已主義傾向，改變功利主義的
環境觀，"我們在決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動的時候，必須更加審慎地考慮它們對環境產生的后
果。由于無知或不關心，我們可能給我們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環境造成巨大的無法換回的損害。反之，有了比較充分的知識采取比較明智的行動，我們就可能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后代在一個比較符合需要和希望的環境中過著較好的生活。⑩"正是因為環境權的這種利益多重性使它具有比其他法律權利更高的價值取向和人性標準，才產生了環境保護立法中的環境權保護的法律手段多樣性、法律責任多元性的特征，前者如綜合運用行政法、民法、刑法、訴訟法手段保護環境；后者如法律責任的加重，歸責原則的客觀化和責任追究的程序簡化，等等。
3、權利與義務的對應性。任何權利都是或應當是與義務相互依存的，而且權利的實現往往是以義務的履行為條件的。環境權也不例外，在環境保護中，任何人都是權利主體，同時也是義務主體，不容許無義務的權利，也不容許存在無權利的義務。因此，每個公民的環境權是平等的，每個人在享受環境權的時候，都必須尊重和維護別人的權利。環境保護又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緊密聯系的，公民環境權利與義務的確定，都必須具有環境科學依據和符合生態規律，因此，環境權的權利與義務統一性使得環境法整體具有強烈的科學技術性。這種科學技術性表現為環境法律規范中的技術規范占有很大比重，環境保護制度的建立莫不與技術規范直接聯系。
4、權利實現方式的多元性。環境問題的特點是污染和破壞容易，治理與恢復困難，有些環境污染與破壞如礦藏資源枯竭、物種滅絕都是不可逆轉的，因此環境保護重在預防，防止危害環境的后果產生。與之相適應，環境權的保護也是如此，應將重點放在事前的預防上，僅此而言，環境權的實現方式也必須是體現以預防為主的指導思想，這就要求環境立法除了通過加重法律責任、擴大環境訴訟的范圍等消極措施保護環境權外，還要以廣泛賦予公民參與環境管理的權利的積極方式，調動廣大公民的環境保護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積極促進環境權的實現。
通過對環境權性質的分析，不難發現：環境權的人權屬性是環境保護立法特殊性的根源。環境權的整體性與個體性的統一決定了環境法調整對象的廣泛性和環境法立法宗旨的公益性。環境權的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統一決定了環境法律手段的綜合性和法律責任的多元性；環境權的權利與義務決定了環境法律規范的科學性和生態性；環境權實現方式的多元性則決定了環境法結構體系的完整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認為，環境權理論及法律化是環境法理論及實踐得以建立和完善的基礎。
三、環境權的認識論基礎
環境權是以環境為權利客體的，它的建立以人類的環境觀為基礎。環境權理論與實踐在國外兩度引起重視，莫不與人類環境觀的變化直接聯系。
人類的環境觀是指人們對客觀環境的看法和觀點、觀念的總和，它是人們處理人與環境的關系的指導思想。人類的環境觀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而發展變化的，迄今為止，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和三種觀念形態⑾。
第一階段是人類畏懼自然、崇拜自然的階段。這是在古代生產力水平發展低下，人類尚不能擺脫自然的控制和威脅時期的必然表現。此時的環境觀為對自然力的畏懼心理和盲目崇拜的觀念，要求人對自然的絕對服從。
第二階段是人類無視自然、主宰自然的階段。這是近代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的結果，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以生產工具的不斷革新為前提的，人類環境觀的轉變也以先進生產工具的使用為物質條件。尤其是在產業革命以后，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擴大，從而產生了無視自然、主宰自然的觀念，出現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以人統治自然為指導思想。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人類無限制地作用于自然和改變自然，拼命地向自然索取，對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采取掠奪性的態度，不斷地加劇人與自然的沖突和對立。在這樣的觀念下，環境權是無從建立的。
第三階段是重視自然，與自然和睦相處、協調發展的階段。環境危機的威脅、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促使人重新認識與自然的關系，人們開始由無視自然的陳舊觀念向重視自然、與自然和睦相處的觀念過渡，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與發展的價值取向。在這種觀念下，人類才有可能將自己的善惡觀、良心觀、義務觀等道德觀念擴大至自然界中的一切實體，并重新確立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物在自然界中存在的合理性和價值，從而產生了環境保護的要求，也才產生了環境權的要求。眾所周知的《人類環境宣言》被認為是人類新的環境觀產生的標志，而正是這個《宣言》明確宣布了公民環境權，這不能說是巧合，只能充分證明環境權是現代環境觀的產物。
從1972年《人類環境宣言》發表至今的二十幾年間，國際環境保護掀起了二次高潮，環境權理論也經歷了二次發展。從這里可以看到：現代環境觀作為一次革命性變革，有與傳統環境觀的長期影響作斗爭的過程；而環境權的實現，也要有"為權利而斗爭"的過程。這其中還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轉變過程。
七十年代初期，環境權理論提出之時，人類環境保護的視野開始從自然科學領域向社會科學領域拓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慘痛教訓和單純地科學技術手段難以奏效的現實迫使人類尋求管理環境的途徑。《人類環境宣言》的發表標志著人類已認識到環境問題的解決不僅要認識它的自然因素及其變化規律，而且要認識它的社會因素及其變化規律。但是，認識到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這兩方面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終要將這兩方面的認識統一起來，為解決環境問題，實現人類與自然協調發展提供理論依據。正是在人們初步認識到環境問題的社會因素后才提出了環境權理論并進行了研究，開始了立法實踐。但由于當時人類認識水平的限制，加之環境問題的全球性后果尚未顯現，局部地區嚴重的環境污染經過治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使人們對環境問題的威脅感到舒了一口氣，有些松懈。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環境權理論曾一度衰落。客觀地說，在當時傳統的環境觀仍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環境權理論也不可能得到深入研究和大力倡導。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大規模的環境污染如博、帕爾毒氣泄漏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墨西哥液化氣爆炸、意大利塞維索劇毒性化學品泄漏等危害巨大、后果極其嚴重的污染事件頻繁發生，過去長期以來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的積累性后果開始顯現為全球性酸雨、溫室效應和全球性氣候變化以及臭氧層破壞。老的環境問題尚未解決，新的環境問題已經出現，并且老的環境問題還在以新的形式出現，面對如此嚴峻的環境問題，人類才真正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行為，認真思考人類與環境的關系，要求建立以尊重自然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正是在這樣一種全新的環境觀下，環境權理論重新受到了重視。
筆者認為，環境權理論研究的停滯反應了認識論上的局限性。過去研究環境問題分別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角度展開，而這兩個領域認識問題的角度是不同的，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人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生態系統中的消費者，因此人要依賴自然，服從自然規律，在環境上尤其要服從生態規律。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人類最基本的活動是生產活動，而生產活動是人類能動地改造自然的物質活動，因此，人是自然環境的改造者，而自然環境是被人改造的對象。可見，自然科學將自然環境作為人與自然統一的基礎，而社會科學將人作為人與自然統一的基礎，并且各自都有自己的根據和理由。而作為法學范疇的環境權，既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體現其調整人與人關系的特性，又要使這種調整符合生態規律的要求，實現協調人與環境的關系的目的。它所碰到的首要難題當然是對人與自然的本質關系的認識問題。不從世界觀的高度，將環境問題納入哲學視野，環境權理論也無從建立。
近年來環境理論與環境哲學的發展，使人們對環境權理論的哲學基礎獲得了新的認識：一方面，人與自然是一種依賴、服從關系，人作為生物體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參與自然環境的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依賴自然環境提供物質生產資料，要服從自然環境運動規律；另一方面，人與自然又是一種改造創造關系，人作為自然界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和最高產物，具有能動性，人以其心理的、社會的及文化的因素影響自然環境，通過社會勞動有目的有意識地改變環境創造屬于人的自然界⑿。可見，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是一種既相互服從，又相互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二者統一的基礎既不是自然環境，也不是人，而是人類的能動性活動，即人的實踐活動。環境權作為一項法律權利，正是通過法律的形式規范人們的實踐活動，禁止或限制不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實現協調人與環境關系的目的。
正是基于人與環境關系的這種認識，我們才認為，現在的環境權理論是建立在全新的環境觀上的全新理論，這種新的環境觀至少包括如下內容⒀：
1、人類不過是地球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富有智慧和知識的普通成員，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從根本上講，人類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自己賴以生存的環境，毀壞環境，就等于毀壞了自己。
2、自然界能夠為人類發展提供的資源是有限的，自然環境的容量是有限的，自然界的發展變化是有客觀規律的。因此，人類在尋求發展、改造自然的時候，必須自覺地約束自己，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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